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思韵

十年前，北京酒仙桥地区以居民集体投票的特别方式推动老城危改，但种种因素导致危改被“暂停”。十年后，重启的酒仙桥旧城改造在一场听证会中，再度面临复杂的民意问题。

十年间，随着新征收条例和相关文件的颁行，重视民意有了坚实且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只有在法治轨道中，才能打破“多数人被绑架”与“忽视少数人”的悖论，进而实现“和谐改造”。

酒仙桥“城改”十年

听证会代表：“彻底废除征求意见稿”，参照北京永安里的一个房屋征收项目重新制定方案，多数代表同意后才能出台新方案。

朝阳区征收办官员：拆迁好比谈恋爱，永安里相当于清华北大，酒仙桥则是二、三流大学，“我们就这么一个条件，你这姑娘嫁还是不嫁？”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思韵

发自北京

位于北京城四环外东北角的酒仙桥，被当地居民形容为“现代龙须沟”。这里曾经是新中国的电子工业基地，坐落着数十栋年久失修的苏式筒子楼——那是老工人们当年从厂里租住的宿舍。

十年前，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政府和开发商曾启动过一次“危改”。然而，危改方案却受到居民有组织地抵制（详见南方周末2007年7月5日酒仙桥危改报道）。在经过一次各方关注的居民投票之后，拆迁搁浅并一直“暂停”至今。

十年后，随着一个旧城改建项目（以下简称“城改”）的启动，机会再次来临。但对于有着“特殊历史”的酒仙桥而言，复杂局面依旧。

“争取来的”听证会

“既要兼顾小家，又要照顾大家。”

2017年4月18日下午，北京市东郊的一个度假村，由朝阳区政府组织的“酒仙桥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听证会”召开，就2016年9月18日公布的“蓝本”（即《酒仙桥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取居民意见，以便深入细化方案。

根据蓝本，通过此次城改，酒仙桥地区一间10平方米的筒子楼承租房，可以换得60平方米的回迁产权房。居民要为此支付28.8万元差价，因为有各种奖励（数额最多的三项相加有22万元），折算下来不会花多少钱。而当下酒仙桥地区的商品房价格，已达到每平方米七八万元。

此次听证会来之不易。根据相关法规，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方召开居民听证会。在蓝本公布的1个月期限内，有关部门收到的正式书面意见为735份（未提书面意见者视为赞同），远未达到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提交意见比例。

用听证会代表孙广聚的话说，听证会是他们“找回来的”——他和一些居民代表发动居民给各级领导写联名信，又带人分别“去市政府”和“区里”，最终争取到这次开听证会的机会。

会上，主持人解释了此次“破例”召开听证会的背景和原因：“（房屋征收工作）并不是像过去拆迁中开发商与群众的博弈”，而是“政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是否愿意改造，由居民说了算”。“为了给居民搭建平台，使居民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使政府充分了解民意”，“为政府下一步修改方案提供依据”。

因此，主持人倡议酒仙桥居民“既要兼顾小家，又要照顾大家”。

孟先生参加了此次听证会。对他而言，蓝本已经可以接受。而区政府又在听证会上“放口风”，说可以继续“修改”。在他看来，这足以体现政府的诚意。

但出乎预料，在听证会上，15名听证会代表集体“炮轰”蓝本，他们要求“同区同制”“彻底废除征求意见稿”，并参照同期启动的永安里房屋征收项目重新制定方案，“多数代表同意后才能出台新方案”。

代表们认为，如果按照永安里模式，酒仙桥的拆迁补偿条件将提高一倍。但是，由于地段差异过大，在酒仙桥套用永安里方案，被孟先生称为“天方夜谭”：“一个在二环、长安街延长线上，一个在四环外，怎么比？”

事实上，在听证会召开之前，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朝阳区征收办”）征收审核科科长王宝林就明确告知代表：酒仙桥的拆迁补偿“不可能和永安里一样”，“有多少面和多少泥”。

王宝林将拆迁比喻为谈恋爱，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他认为虽然同属朝阳区，但就地段而言，永安里与酒仙桥则不一样。“我们就这么一个条件，你这姑娘嫁还是不嫁？”

即使是反对蓝本的代表，也认为按照永安里方案补偿的困难很大。“十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一位旁听代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是，这并不妨碍代表们在听证会上提出被认为过高的主张。一位代表要求把平房所乘的“容积率”系数由1.3提高至2.5。据说，这位代表后来曾跟人吐露底线：能提高到2.0就可以了，但要2.0的话，政府会往下压，所以干脆要2.5得了。

“他们把拆迁当成买白菜了，”孟先生说，“非常幼稚。”

事与愿违的“同步拆迁”

“最后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怎么解决呢？让大家投票吧。”

在孟先生看来，这次城改是酒仙桥难得的一次机会。如果再次错失，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地产市场降温，政府和企业短期内或将不会再启动拆迁，到时候最吃亏的仍是广大居民。

类似的机会，十年前曾出现过一次。那次叫“危改”。

电控阳光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电控阳光”）是那次危改的开发商，由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电控久益实业发展公司共同成立。后者属于北京电控集团，拥有酒仙桥危改地区大部分的房屋产权。孔令国作为阳光股份的代表担任电控阳光总经理，主导酒仙桥危改工作。

按危改补偿方案，酒仙桥居民只要拿出10万元左右，就可以用一间9平方米筒子楼换取66平方米的原地回迁房——比十年后蓝本中的房子面积还要大一点。当年那次拆迁如能实施，以现在的房价计算，该地区随便一户居民至少增加了500万元的财富。

十年后，已离开电控阳光的孔令国再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在他看来，所有涉及拆迁的酒仙桥居民都可以从当年的方案中获益，区别在于获益程度。“（有的居民）从一个枣变成一个苹果，有的从一个小苹果变成一个大苹果，但有人还是追求更多的苹果，或者追求西瓜。”

当年在酒仙桥，孔令国曾打算开创一种新的拆迁模式——同步拆迁。即与居民预先签订补偿协议，待达到相当比例时，统一拆迁。而一直以来，城市拆迁普遍采取的是“签一户、拆一户”的模式，给潜在的“钉子户”施加压力。但这样一方面带来不公平——早走的人吃亏，“钉子户”得利。另一方面给开发商带来风险——因为钉子户的存在，导致居民无法正常回迁，相关成本转嫁到开发商身上。

“希望创造一种环境，变要我拆迁为我要拆迁。”孔令国说，“那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然而事与愿违。同步拆迁模式让反对拆迁方案的居民团结起来，而领导居民与开发商“斗争”的，是当年的居民代表们，他们被叫做“老危改”。

“老危改”共有14人，其中13人反对原拆迁方案，只有1人与开发商签了约。他们的产生过程并不规范，但获得了认可。

“（代表）选完了以后马上开会。马上组成一个团，组成一个团就很有分量了。”“老危改”张保存告诉南方周末。

“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十年前那次让酒仙桥名扬全国的居民集体投票。据孔令国回忆，此举实属迫不得已。

“当时刹不住车。”孔令国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同意（补偿政策），他们（指居民代表）认为大多数人不同意。最后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怎么解决呢？让大家投票吧。”

结果，经过现场公证，5473户危改区居民中有3711户投票。2451票赞成，占66%；1228票反对，占33%；另有32票无效。

投票之后，尽管酒仙桥街道办一位领导仍坚称危改“势在必行”、“不可逆转”，但在事实上却搁置下来，并且延迟至今。

2014年由朝阳区住建委作出的一份信访答复如此解释：由于征收户数多，项目投入资金多，征收难度极大，征收工作一直无法启动。

不过在孔令国看来，酒仙桥拆迁难就难在“民意”问题上。他认为，当年的危改只要赞成票达到85%，就“肯定能拆得成”。即使是66%也已经代表了多数，也不是不能拆。但他最终未能下决心，“主要担心成为历史罪人”。

“积极分子”

“天天跟老百姓做工作，做了半个月。”

14名“老危改”中，孙广聚是惟一进入十年后听证会的代表，被尊称为“孙老”。当年“老危改”的产生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用孙广聚的话说，“谁提意见多谁当代表”。

本次听证会代表，则是经居民投票选举而来。在决定召开听证会之后，朝阳区征收办及相关社区党委发文，明确了代表名额、条件和产生程序。

代表必须是酒仙桥城改范围内的房屋产权人或公房承租人，通过三个选区公开投票，得票最多的15人为听证代表，再按得票数从落选者中产生15名旁听代表。听证代表可以发言，旁听代表则没有发言权。

文件发布后，几个拆迁微信群很快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均是此前在争取开听证会行动中表现活跃的“积极分子”，无一例外地反对蓝本。

一份居民自行印制的宣传材料上，列出了酒仙桥城改与永安里补偿方案的“房源差异对比”。此外还有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对代表的“资格要求”，其中一项是“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特别能应对突发事件（临场经验）”

在为期半个月的投票过程中，群内排出“值班表”，票箱每天有3名志愿者“值守”。另有人做“外围宣传工作”，“先跟他解释，咱老百姓选咱们老百姓啊。”孙广聚说，“天天跟老百姓做工作，做了半个月。”

最终，群里推出的候选人均顺利当选听证会代表和旁听代表。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两类代表的票数相差悬殊。以球场路社区为例，得票最少的听证代表有599票，而得票最多的旁听代表仅为91票。

对此，孙广聚坦陈是“做工作”的结果——通过更新宣传材料上名单来实现。因为听证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一定要保证选“立场坚定”的。而旁听代表不是很重要，只要票数超过群外的人就行。

30名民选听证会代表获得了官方的承认。据孙广聚介绍，其中一名旁听代表曾与征收办工作人员发生过冲突，被拒绝承认，但经“争取”不仅其代表资格得以保留，还被允许在听证代表发言之后做了补充发言。

“不要谈崩”

王才亮认为，有必要警惕“虚假民意”，更不能借民意突破法律法规。

2013年，随着酒仙桥城改的启动，在朝阳区政府协调下，阳光股份公司退出，其在电控阳光中的股份转让给朝阳区一家国有企业。酒仙桥的城改“由企业行为变为政府行为”。在此之前，酒仙桥危改项目的相关手续已经过期。

孔令国说，尽管酒仙桥危改未能成功，但其诉诸民意的理念却在以后拆迁政策中得到推广，“后来只要规模大一点（的拆迁项目）都用这种方式。”

知名拆迁律师王才亮认可这种说法，称电控阳光为后来的拆迁“趟了一条路”。在当年酒仙桥危改被普遍认为“势在必行”时，王才亮是为数不多的认为有可能“拆不成”的专业人士之一。对于拆迁中政府征求民意的做法，他认为值得肯定，但有必要警惕“虚假民意”，更不能借民意突破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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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市城改中普遍适用的“预签约比例”，被认为政府更加重视民意的体现。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13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房屋征收部门要组织产权人、公房承租人预签附生效条件的征收补偿协议。由区县政府确定预签征收补偿协议生效比例，在相应期限内未达到生效比例的，征收工作终止。此后，北京市的拆迁均照此规定执行。

2016年12月，在蓝本公布3个月后，朝阳区政府办公室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在旧城区改建启动之后，要先对产权人、公房承租人征询意愿。同意改建的占全部居民60%以上的，才可以进行旧城区改建；不足60%的，不进行改建。

该文件在酒仙桥居民中引发争议。赞同者认为，这个比例符合酒仙桥实际，可以避免官方因“居民反对”终止城改，是好事；反对者则抗议该文件是“用60%的多数人绑架40%少数人”，强烈要求提高比例。

刘云卿和孙广聚均为原电子工业部11所退休职工，在酒仙桥住同一座楼，都拥有三间房。但两人对蓝本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努力促成，一个坚决反对。

83岁的刘云卿认为，蓝本来之不易。上次危改“暂停”之后，他一直为推动酒仙桥拆迁给有关部门写信。据他转述，2014年底，朝阳区住建委一位处长曾告知他，酒仙桥的征收补偿方案已修改二十多次，“出来一定让大家满意”。又过了将近两年，蓝本方才出台。

在张保存看来，听证会代表们吸收了当年危改代表的一些经验，但没有吸取教训。十年间，张保存由原来的反对派变成了促进派。他也给有关领导写信。据其介绍，有一位接待他的干部曾发出感叹：酒仙桥的改造“难于上青天”。

这次城改，刘云卿同样感觉到了危险，他曾与听证会代表们接触，发现“正确的意见一点都进不去”。十年前，在开发商作出让步，并声称“退到底线”之后，刘云卿曾提醒一位危改代表“不要谈崩”，“争取最大的利益，但小的利益也不要放弃”，否则有可能留下“千古骂名”。但对方非常自信，让其等着瞧好，“保险能弄成”。

被“裹挟”的人

“人家那群里的人一看你说实话，第二天给踢出去了，不要你了。”

4月18日的听证会，孟先生听了一半就走了。他认为，听证会代表们的激进主张“已超出（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

孟先生自小在酒仙桥长大，如今从事金融行业。其父母为原北京电子管厂退休工人，均在近十年间离世，留下酒仙桥一套60平方米的单元房，按蓝本最多可置换150平方米的外迁房。他认为这已超出了预期，没有理由反对。

“我要是当大家的面这么说，估计会被人用板砖拍死。”孟先生说，像他这样公开支持蓝本的人，在酒仙桥是少数。

而在他看来，强烈反对蓝本的在酒仙桥其实也是少数，但拥有最强的话语权，“他们的主张听着最顺耳、最亲民”，“说能帮你多要房子，老百姓能不支持他？”

事实上，孟先生早就从一个拆迁微信群里被踢了出来。在那个群里，他发现，越激进的观点越受欢迎，他本人则被视为“政府鹰犬”。

“其实我才是真正为酒仙桥着急的人。”孟先生说。据他介绍，酒仙桥几个老厂的工人及其子女——包括大部分听证会代表，但凡稍微有点条件的都搬走了。

留下来的，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那些人。在孟先生看来，反对蓝本的代表们，正是通过“裹挟”这些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反正他们也不在这住”。

“有人说他是为孝敬父母，是为父母争个大房子。”孟先生说，“真要孝敬父母，就应该让他们有生之年尽量住上新房。不给就不走，这是孝顺吗？这是要挟。”

听证会发言代表闻立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蓝本，她的62平米房子能换得98平米回迁房，但她认为这无法接受。

某种程度上，“不走”是闻立新总结过往“教训”的结果：十多年前，她曾经历过一次拆迁。有一个邻居，比她晚走不过十来天，却多拿了个一居室，“把我气死了”。

但经过几轮维权行动之后，闻立新说居民们也很矛盾：“折腾吧，怕拆不了；不折腾吧，怕吃亏。”

住酒仙桥四街坊5号楼的郭师傅，就是孟先生所说的那类“没有办法的人”之一。60岁的郭师傅和老伴在只有10平方米的筒子楼小间里已住了30年，“这破楼的岁数比我都大，赶紧拆了得了，别扭死了”。

房间里摆满了东西，坐在床沿上伸手就能够着电视。老伴说，因为一直觉得要拆迁，所以也不“归置”（北京话收拾的意思），就这么一直“凑合”着，没想到凑合了十年。

郭师傅对声称要帮自己争取更大利益的维权居民缺乏好感，“闹什么呀，说不定又得死一拨人，年纪大的全死这了”。

十年前那次危改，郭师傅已经签字了，结果“有人闹，吹了”。这一次“闹不好又吹了”。“跟永安里比得起吗？永安里什么地儿？这是什么地儿？”

有想走的，有不想走的，怎么办？郭师傅的老伴想了一个主意：“他们不是不愿意搬吗？干脆给他们腾出几个筒子楼来，都给粉刷好了，谁不愿走就搬进里头得了。什么时候觉得合适了什么时候走。”

提起最近这回选代表，她更是滔滔不绝：

“春节了上我们家一女的，让我们挨着间签字，往上反映说它（蓝本）不行，按永安里那个。我们家说别找我们，我们不签这个。”

“我们家那亲家，他们在群里边，他说这不挺好的嘛，你十五六平方米给你七十平米两居室。人家那群里的人一看你说实话，第二天给踢出去了，不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