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两周前，89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去世，引起中国舆论的一阵学术怀念。多数纪念文章不是去评论他作为美国高官的政绩，而是对他的战略思想推崇备至，尤其惊叹于他在退休后任智库学者期间连续出版《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著作。中国人崇敬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当然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笔者常想，为什么中国智库就出不了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能传播本国思想、提升本国外交软实力的人物？这些年，笔者走访西方数十家智库，发现欧美一流智库的管理层大多有在政府担任高层管理的履历。尤其是在外交部、国防部等担任过副职的西方前高官，最愿意利用智库平台，为本国利益与社会发展发挥个人余热。这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欧美智库的研究，多注重于智库的性质、作用、规模等外部因素，对智库微妙的内部运行机制与细致的官民交流方式的探索还远远不够。笔者接触的欧美前高官的优势是其他从业者很难获得的：

一是政策敏感度。前高官都有规划、制定、执行相关政策的经验，也知道政策运行的困难和障碍，更能理解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最佳时间点。离开政府岗位，从事智库工作后，以特有的政策敏感性和问题意识，准确选取研究课题，选择推进的最佳时间点等。

二是高层关系网。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送到最合适的决策者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