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苑基荣 ●王会聪 ●本报记者 杨檬　谷棣

中国南海佛学院2017年的招生信息近来触动了印度一些媒体敏感的神经。“就在中国争取实现‘佛教徒全球化时，印度却并没有最大程度地利用其遗产”“中国开办自己的那烂陀大学令印度蒙羞”，印媒的报道大有“印度佛教vs中国佛教”的架势。中国的佛教发展和与相关国家的互动被印度看成是“中国软实力外交的重大胜利”。因为几年前印度比哈尔邦筹建的那烂陀大学没什么起色，印度一些舆论就开始断言印度重振佛教不给力。实际上，莫迪上台以来推行的“佛教外交”已为印度加分不少，有关打造“佛教走廊”等设想也开始浮出水面。印度努力塑造“佛教圣地”的夙愿遭遇的是印度教复兴思潮、地方经费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现实问题。在中印一些学者看来，中印应乐见彼此“佛教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贡献。

印度想开发“佛教走廊”

印度佛教的发展自下而上都呈现出新变化。印度13亿人口中，佛教信徒只占总人口的0.8%。但近来有关其他教徒皈依佛教的报道比较多。《印度时报》去年曾报道，古吉拉特邦有组织的大批印度教徒皈依为佛教徒，其中有贱民也有高种姓。古邦佛学院秘书长班克说，根据印度教法律，锡克教和耆那教皈依佛教不需要批准，但穆斯林和基督教必须尊重某些法律手续。班克表示，贱民皈依佛教是试图从种姓制度束缚中解脱出来。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北方邦近来也有大量达利特人从印度教皈依佛教。1950年北方邦佛教徒为2517人，2001年增长至30万人。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资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期他陪一个印度佛教代表团在国内访问，发现那些印度新佛教徒基本不太懂佛教经典。在印度的书店里，也很少有佛教书籍。

莫迪执政3年来，按照《印度电讯报》等媒体的报道，印度重新聚焦佛教，将佛教作为文化外交重点之一。莫迪上台以来两次访问斯里兰卡，都参加了有关佛教活动。《德干纪事报》5月14日刊文称，尽管莫迪出访斯里兰卡期间并未签大单，但在增进两国共同文化方面取得成功，他以主宾身份出席在斯里兰卡举行的卫塞节（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涅槃的节日）。过去10年来，“佛教摇篮”印度已开始利用其“庞大的软实力资源”与众多有佛教信徒的国家交往。文章说，在一定程度上，印度在运用“佛教外交”应对中国与斯里兰卡等国发展关系。

“印度斯坦网”今年5月曾报道，印度旅游与考古部建议在安得拉邦斯里加古兰县开发“佛教走廊”，用开发旅游业保护古代的遗址，同时吸引游客。中央政府预计划拨8000万卢比予以支持。作为印度支持佛教发展的一部分，目前专家正在拟定详细计划。

印度“Quint网”报道说，莫迪“向东行动”政策与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关系。如访问日本不是先落地东京，而是京都，并去那里的寺庙参观。报道称，对印度来说，佛教旅游成为重新平衡东南亚和东亚邻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但无法回避的是，印度因与尼泊尔之间“佛教发源地”的争夺，曾引起尼泊尔强烈不满。《德干纪事报》仍强调，“尽管佛陀出生在当今尼泊尔的蓝毗尼，但佛陀一生的其他几个里程碑式节点都发生在当今印度境内”。

提到日本与印度发展“佛教外

交”，《环球时报》记者曾参加过印度举办的2014年国际佛教大会，在那次会议期间，感受到很多日本因素的存在，相反，中国大陆的僧人因主办方称“联系不上”没有被邀请来。大会不仅邀请日本僧人，还特邀日本嘉宾发言。该嘉宾居然发放过去几年日印领导人互访和两国达成各项联合声明的材料，并照着材料发言。有印度佛教学者说，这样发言是个“灾难”。

新那烂陀大学不如所愿

中国的南海佛学院首批220名学生计划于9月份入学。而据公开报道，印度那烂陀大学2014年开始教学时仅有14名学生和11名教师。至2016年夏季时，那烂陀大学有学生60余名，学校董事会有12位成员，包括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北京大学教授王邦维等。但当年11月，杨荣文在那烂陀大学创校日辞去名誉校长一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杨荣文辞职原因是大学总督察、印度总统慕克吉没有知会他便突然解散原有董事会。

《新印度快报》报道认为，南海佛学院已任命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方丈印顺大和尚为首任院长。蓝毗尼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中国向来大力宣扬位于尼泊尔的这处佛教朝圣地，以抗衡印度境内佛教圣地的影响力。鉴于南海佛学院与尼泊尔、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佛教界关系密切，在这一领域的软实力外交中，它可能成为让印度“靠边站”的机构之一。对于这样的言论，一个名为“自豪的印度人”的读者留言称：“为何将印度没建好那烂陀归咎于中国？中国拥有自己的佛教传承和历史，而且南海佛学院并非抄袭那烂陀。中国人或许是希望将他们的佛学院与印度那烂陀建立联系，但前提是印度能够设法将它重新建起来。如果中国蓄意破坏印度的那烂陀项目，为何还向该项目捐款100万美元？有一点印度必须要意识到，那就是佛教并非只属于印度。怀有如此褊狭的成见，难怪那烂陀项目至今还没取得重大进展。”

新那烂陀大学发展不如民众所愿，还有很多原因。今年3月在比哈尔邦那烂陀举行了“21世纪佛教”国际大会，印度总统慕克吉出席。《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在大会现场看到，世界主要佛教领袖都出席了大会。但去那烂陀和菩提迦耶比较困难，离那烂陀最近的机场也有几十公里，要么从菩提迦耶，要么从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印度的几十公里常常意味着最少要走三到四个小时。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高速公路什么车都有，很多地方坑坑洼洼，开不起来。记者从巴特那到菩提迦耶100多公里走了5个多小时，从菩提迦耶返回那烂陀50公里左右，需要走2个多小时。那烂陀和菩提迦耶除了佛教遗址和大学外，其他地区都是农田和低矮的农村茅草房，偶尔有装饰一新的两层砖房，看起来像是当地大户人家。

“印度佛教vs中国佛教”

早在2016年11月29日，印度驻吉尔吉斯斯坦前大使史托布丹就在印度“电报网”刊文称，为运用“佛教软实力”，印度需要拥抱卫塞节。史托布丹认为，印度与中国展开佛教“竞争”并非“答案”，印度更需要的是信奉佛教精神传统和博大精深知识。他回顾了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在推动“佛教软实力”外交方面采取的一些“交心”的做法，如访华时参观西安的古塔，并在僧侣们的诵经声中在佛像前敬香。史托布丹认为，最近两年印度没如愿以偿用好“佛教软实力”的原因是，印度缺乏支撑佛教的可靠机构或传统的佛教团体秩序，才导致其文化外交反复失败。史托布丹说，印度过去常犯的错误是把佛教看成外来的或敌对的宗教，总理莫迪上任以来，谨慎地决定在亚洲地缘政治中以软实力方式来强调印度佛教丰富的传统。而且，来印度的佛教信徒还可以为印度提供大量就业。

美国《赫芬邮报》曾以“印度正如何挥霍其首要出口品：佛教”为题刊文称，印度对中国疑神疑鬼，仍然为众多迫切希望每年到印度佛教圣地来的中国佛教徒设置各种官僚障碍。针对这些说法，今年5月，史托布丹再次撰文说，“就在中国推动实现‘佛教徒全球化时，印度仍未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自身遗产”。莫迪利用佛教传承与亚洲国家交往的努力，遭到那些寻求将佛教当反华工具的人的劫持。如果印度只是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打“达赖喇嘛牌”，不但将限制印度在外部世界的回旋空间，还有可能面临破坏其自身佛教遗产的风险，所谓的“西藏牌”也将注定失败。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打造“佛教圣地”的效果不明显，受阻原因很多。姜景奎说，目前，那烂陀大学学生少，校舍也没完全建好，管理班子形同虚设。此外，印度人民党根子上是基于印度教的，瑜伽是印度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印度人民党有意用瑜伽取代佛教，还推出“国际瑜伽日”。尽管如此，印度人民党还是乐见印度“佛教软实力”的发展。总体上，国际学者对印度佛教发展不太乐观，并认为佛教“过去是印度，未来是中国的”。姜景奎认为，有些印度媒体在谈论中印佛教发展的言论中显得很小家子气。中国佛教信徒在各国中最多，佛教的发言权现在主要在中国，而不是印度。中国成立南海佛学院，某种程度对印度有好处，发源于印度的东西，中国帮助发扬光大，印度应该高兴，乐见其成，不应说风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