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的文化精神与出版策略

2017-06-08刘晓燕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224007

名作欣赏 2017年15期

⊙刘晓燕［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 224007］

开明书店的文化精神与出版策略

⊙刘晓燕［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 224007］

开明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强大的凝聚力、较高的诚信度和鲜明的创新性；开明书店运用了高明的出版策略，在出版方针的制定、受众观念的影响、文化关系的构建、形式艺术的优化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精神品格和工作智慧，对当前出版业的发展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开明书店出版文化精神策略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发展史上，开明书店是久负盛名的出版机构之一，它于1926年在上海创立，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其创办之后的二十七年当中，出版了大量优秀书刊，图书大约1500种左右，此外，还印行了《新女性》《文学周报》《一般》《中学生》《开明少年》《新少年》《月报》等多种杂志，为我国的文教与出版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在整合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以及研究者相关述评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编辑学等理论视阈来探究开明书店的出版成就及其原因，主要阐述开明书店独特的文化精神和高明的出版策略，以期对当前出版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开明书店的文化精神探究

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元老”级的出版机构相比，开明书店在当时并不占优势，相反，那时候的开明书店其实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发展“瓶颈”，据宋云彬回忆：创立初期的开明书店“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远比不上商务、中华。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资本少，不过四五千元；工作人员也少，一共不过四五个人”。但是以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却办成了“规模仅次于商务、中华、世界和大东，排行第五”的“享有良好的口碑”的书店，开明书店之所以创造了这样的奇迹，笔者认为这首先与它独树一帜的文化精神有关，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述。

首先，开明书店具备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开明书店的全体同人“志同道合，互相支持，彼此关系十分和睦，无形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工作效率很高，扯皮的事情很少发生”。开明书店的员工来自多个社会群体，其中包括“立达学会和学园”的人士、“文学研究会”的人员、“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以及书店老板章锡琛的“亲朋故友、同乡”，很多人从事教师、作家、编辑等不同的职业，每个人又有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兴趣，但是，这些工作人员互帮互助、彼此敬重。关于开明书店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章克标有如此的解释：“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除出版方针正确和经营管理得法外，内部团结好，也是重要的一点……在开明任职的人，在离职后很少对它有怨恨和仇视的。”开明书店的全体员工均有相同的岗位意识，叶圣陶称之为“思不出其位”，他们自称“同志的结合体”，其成员“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共同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而勤苦劳作。

其次，开明书店坚决维护自身的诚信度。1946年，叶圣陶先生在《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自豪地宣称“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开明书店始终贯彻“诚实守信”的经营原则，用吴觉农的话来说，就是“开明书店能够在读者中赢得良好信誉，主要是靠主持工作的同志们一贯的认真不苟，稳健踏实，老老实实地为教育和出版事业工作的作风……务求保证质量，不容许粗制滥造”。开明书店在审稿、校对、编辑、排版、编印、装订等几乎所有出版环节上都持有极为严格的标准，这是业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书刊的作者而言，开明书店是非常信任和负责的，“稿子交去之后不久便能看到成书，保证质量，很少错字”。对于读者来说，开明书店从来“不以经济效益损害社会效益”，甚至连开明书店的图书广告也是“平实而真诚”的，绝对不会“夸大其词，欺骗读者”。正因为这样，有人公开宣布：“文化学术界对开明信得过，作家们对开明信得过，我们读者对开明也信得过。”开明书店坚决捍卫诚信原则，这是它在出版界一直享有较高美誉度、保持较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凝聚力、诚信度、创新性构成开明书店文化精神的三大特色和亮点，它在书店林立的“民国”出版界脱颖而出，很快在同行之间形成声望和威信。有人感叹：“我们多么需要继续发扬开明书店的这种文化精神，保持开明人与著作人共同创造文化的亲密无间的这种人际关系，这一点或许就是开明书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原因之一。”开明书店已将“和”“诚”“新”三字写入中国出版史，在后人记忆中产生持久而光辉的历史魅力！

二、开明书店的出版策略分析

迥异于以追求市场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出版结构，开明书店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在于“把出版、编辑工作，作为一种事业去看待”。当然，将编辑和出版当作事业不代表开明书店不讲究工作的艺术与方法，相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是非常看重的。开明书店的出版事业较好地贯彻了其文化理念，他们在当时运用了一系列出版策略，充分体现了其精神品格和处事智慧，详述如下。

其一，在抢夺读者资源的商业竞争中确立合理的编辑出版方针。据章克标回忆，开明书店初创不久编辑出版《一般》杂志，该刊宗旨是“面向一般读者”，“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那时的开明书店，还没有一定的出版方针……《一般》出刊以后，也吸引了一些读者，但也只是一般的读者，所以是不稳定的。同时，在宣传方面，也没有特殊的功效”，后来有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开明文人为开明书店写稿出书，他们“很适合于写这些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因此有一定的销路”，此后开明书店“才确定了以中等学校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出版方针”，书店同人精明地利用自身的职业优势和文化特长，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青少年读者，在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的同时，又无形中拓展了自己的文化阵地。

其二，在为受众服务的过程中有效地传播其文化思想观念。“民国”时期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广大青少年渴求获得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导以及文化知识的教育，当时的中学生“临毕业时多半在二十岁，有的甚至超过二十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要进入社会谋出路，决定自己终生的事业”，“他们许多人迫切要求获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本领”，开明书店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受众，这与书店同人的“学识修养和教育见解”有关。有人认为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吸引了更多的受众，“读者已不限于中学生、大学生，而包括广大知识青年”。开明书店诸多同人的文化思想给那个时代的无数青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为教育界、文艺界，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向往光明、探寻道路的青年，输送了有益的精神食粮”。

其三，在编辑、作者、读者之间构建和谐亲密的文化关系。开明书店的同人对外“没有门户之见和宗派作风，因此能广交朋友，广结良缘”，在工作方面“思路比较宽广”。书店实行“编校合一”制，编辑和校对人员合室办公，不仅“有利于消除编辑、校对人员之间的隔阂，增进双方团结”，也“有利于出好书，快出书”。书店同人当中的很多人“有编辑经验，自己又都能写，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因而一个人能联系一大批作者。许多作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文化事业上的好朋友，把稿子交给他们感到放心”。书店同人还常常通过私人关系“向社会学有识之士和学者、作家广泛约稿”。与读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开明书店的一贯作风，他们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在书刊中附上“读者调查卡”，认真及时地回复读者信件，注重“在刊物上给读者开辟习作园地，比较直接地在读者中培养人才”，很多读者由此汇入开明作者群，开明书店的出版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均日益增强。

其四，在书刊广告、装帧艺术、文字印刷等工作上精益求精。戈公振指出，“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开明书店非常重视广告的文化宣传作用，“只要随意翻阅一下过去开明出版的书刊，就可发现都印有广告，这是开明的一种诀窍”。就制作质量而言，“开明书店的广告，均由著作者及编辑精心策划、颇具特色”。除了广告之外，开明书店还专门编印一些宣传和推荐开明图书的刊物，如《开明》和《读者俱乐部》。形式设计上的精益求精也是开明书店的一种编辑策略，“不仅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方面，而且在封面题字、扉页插画、版面安排、校对装订、文字印刷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开明书店对排版、标点等细节因素也不马虎。“开明出的书，书心版式集中，天地头很宽，毫无局促之感。读者至今称赞不已，开明的书刊，讲究用纸要好；开本形式多样；装订考究。”开明书店编辑发行的图书已成为出版界的一种形象品牌。

开明书店的出版策略还有很多，以上所述的内容是其最主要的方面。总而言之，这些出版策略的巧妙运用，使开明书店得以“自成一种风格，独立为一个流派，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新出版业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六大书店之一。

三、开明书店对于当代出版业的启示意义

任何一个书店的存在和运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都是不能被忽视的单位，尤其像开明书店这样将编辑和出版集为一体的大型出版结构。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言：“编辑出版系统通过它的终极产品——出版物，一方面起到构建文化系统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各种概念的扩充，即增加图书品种，使被构建到文化结构中去的文化要素越来越多。”开明书店坚持“立人”和“启蒙”的文化立场，他们运用合理的出版策略，不仅在出版业的竞争中占据了优越位置，而且获取了公众的普遍信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文化理念的社会传播。

开明书店在凝聚力、诚信度和创新性等方面有口皆碑，对于当前出版机构培育集体精神、塑造形象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开明书店在出版方针的制定、受众观念的影响、文化关系的构建、形式艺术的优化等方面，尤其在出版社与读者、作者的沟通和互动方面，为今天的出版单位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参考。有人断定：“开明书店在处理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方面的许多成功经验，就是在今天，我认为还是有借鉴价值的。”这是深中肯綮之论，愿当下的中国出版界涌现越来越多的“开明”书店！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0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②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③ 王久安：《开明书店纪事》，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51页。（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