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摘要：明代复古之风盛行，并产生了颇具规模的追和宋元名家词作的现象。戴冠对朱淑真的《断肠词》进行了全集追和，有《和朱淑真〈断肠词〉》，且都基本采用原题原意。这为朱淑真的词作传播和明词中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朱淑真；戴冠；断肠词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05010403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宋代著名女性作家。其《断肠诗词》为南宋魏仲恭所辑录，现存诗词共有370首，其中《断肠词》共有32篇。明代詞人戴冠，字仲鹖，号邃谷，是正德、嘉靖年间一位鲜为人知却颇具才气的词人。戴冠有《邃谷集》12卷，其中附有44首词作。《邃谷词》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和朱淑真断肠词”，共计26首。戴冠关注到朱淑真《断肠词》，并用其原调原题进行追和，一方面促进了朱淑真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另一方面也向世人展现了自我创作才力。本文试探寻戴冠追和朱淑真《断肠词》的缘起，通过比较朱淑真的《断肠词》以及戴冠的《和朱淑真〈断肠词〉》揭示二人创作中的异同，并探寻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一、戴冠追和朱淑真《断肠词》缘起

由于传统礼教及程朱理学的影响，朱淑真受到了文人们从伦理上对她进行的责难与贬低。杜琼《题朱淑真〈梅竹图〉》批判朱淑真不守妇道，标榜“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旗来否定朱淑真：“人之一念不以自防，则身后之祸，遂致如此。”[1]237杨慎透过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一词对她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1]239然而，在诗学立场上，她亦受到了褒扬与称赞。宋魏仲恭《〈断肠诗集〉序》对朱淑真的才情给予了高度赞美：“尝闻摛辞丽句，固非女子之事；间有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比往武林，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1]1田艺蘅在《诗女史》中赞朱淑真“幼警慧，工诗书，风流蕴藉。” [1]242另外，钟惺在《名媛诗归》中说：“朱淑真，浙人也。才色清丽，实闺门之罕有。”[1]243历代文人从“伦理”和“诗学”两个视角来审视朱淑真，随着社会思潮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与重视女性的才学，朱淑真就是凭借她的才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褒扬。

戴冠为何要模仿朱淑真词？他在和词的跋语中道：“始予得朱淑真《断肠词》于钱塘处士陈逸山，阅之，喜其清丽，哀而不伤。癸亥除夕之岁，因乘兴遍和之，且系以诗。”[2]662与以上批评朱淑真词过于哀伤的观念不同，戴冠喜欢朱淑真词的“清丽”与“哀而不伤”，在得到朱词后便连夜乘兴追和全词。这是他追和朱词的主观原因，也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原因。不得不说，这次的追和是一场带有偶然性质的意外之举。

戴冠处在明词的中兴期。此时，明代诗文领域复古模拟之风盛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词的领域。成化之后，社会动荡逐渐得以平复，江南经济发展逐步走向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性的选择。此时，上层官僚继续沿袭台阁之风，而下层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意欲改变僵化羸弱的台阁风气，为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也并未因此排斥宋词这一体制，而是身体力行地进行了词的创作。复古派认为词只是盛行于唐宋两代，真正起源于汉代乐府。他们将词看作是汉魏六朝乐府流变的产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词这一盛行于宋代的文体与他们诗文观念之间的冲突。”[3]185于是，在他们进行诗文复古的同时，也产生了词的追和之风。明陈铎有词集《草堂余意》，全书选唐宋词人49人，作品收录他本人及其他作家149首词。事实上，这全是陈铎一人追和《草堂诗余》的结果。总体来说，明代词人作追和词，以宋词为标杆和范式。“明代追和宋词之作达到1 052首，占追和词总数1 501首的70%，所涉宋词原唱作品数、作者数的比例同样也最高。”[4]文学复古运动从诗文创作延伸到词的创作，也在成员内部的创作展开了相互的影响。戴冠追和朱淑真全词就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下发出的行为。

这一时期是明词自觉的时代，词人们有意对之前明词的缺失进行理性的反思，同时也想追步宋人，以求回归词之传统本色。相较于宋代后期及清人的创作，明词的创作回归词最初发生的状态。明人视词为小道，他们的创作重在娱众或自娱，他们的创作也更偏向小情趣，寄托生命之感性。戴冠喜欢朱淑真词的“清丽，哀而不伤”，并且在词的创作中有意地对传统意象进行选取，这是他对词之美学的自觉传承。这一大的文学环境的潮流，也便成为戴冠追和朱词的客观因素。

二、朱淑真《断肠词》与戴冠《和朱淑真〈断肠词〉》异同比较戴冠追和朱淑真的《断肠词》，不仅次朱淑真词原韵，而且绝大多数用其原调原题，但是二者的创作依然在选取的意象、表现的技巧以及传递的意趣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一）在意象选取上存在差异

在作词的意象选取上，朱淑真多选闺阁事物，戴冠则走出闺阁之外，看到更多外面的世界。朱淑真在《忆秦娥·正月初六夜月》中描写了初六新月的可爱以及夜市的喧闹盛况。她选取“钩寒玉”“凤鞋儿”和“翠眉儿”来将新月形象化。紧接着又是“闹蛾雪柳添妆束”一句，她把这些属于闺阁女儿的事物与新月、闹市联系在一起，以此表现外在之景和内在之情。戴冠的和词，以“西楼曲”开篇，寄托情思。紧接着是一句“天涯目断，远山轻蹙”，但是从意象的选取和组合上来看，“天涯”和“远山”不仅仅可以视作眼前的屏风和脸上的皱眉，这二者更可视作外界宏大的自然之天涯，自然之远山。除此之外，戴冠在“姮娥今夜新妆束”一句中用想象直接从人间转到了天堂，空间设置从平面上升到了立体的天地之间，这就把整首词的空间感充沛了起来。在空间对比中，一方显得更加内敛，一方则是更加深远。这便是戴冠在模仿朱淑真词的创作时，意象选择的差异所传达出的不同效果。

（二）在遣词造句上存在差异

1字词的运用

朱淑真的遣词用字不事雕琢，却又给人匠心独运之感，情感内质在不经意间得到最充分的传达。朱淑真《减字木兰花·春怨》“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五个“独”字连用之中，力度层层加深，也使得这种微曲的孤独感的传递得更加淋漓尽致。女主人公自己写自己的闺阁苦情，不假男性词人的猜测与揣度，真实而动人。戴冠则仿写了一句“黄昏独坐，倦来独拥重衾卧”，用“黄昏”之意象，以及 “倦”和“重”这两个形容词来传递主人公的愁苦和孤寂，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不论是从乐感还是从情感内质上比较，这在原词面前都是耍大刀罢了。

除此之外，朱淑真作词爱用叠字。她写“输与莺莺燕燕”“去去惜花心懒”或是“迟迟春日弄轻柔”。这些叠字，为她的词作平添了一份音律美和修辞美，同时也使得她词作表达的情感更加绵长、深刻，可以说是情貌无遗。

2问句、陈述句的设置

朱淑真作词爱用问句。在追问之中，含蓄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情感走向。而戴冠则更偏向于陈述句来传递自己的词作情感，这种表达不免让词味儿稍减几分。同样是对春的挽留与不舍，朱词《眼儿媚》自问自答：“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这种闲愁不直说，让读者与主人公一起向三处场景中探寻，闲愁变得更加秾密。戴冠直说满院衰败锁着闲愁——“海棠如诉，丁香似泣，豆蔻垂头。”更可惜的是，戴冠想追求句式的整齐却未成功，这将他原本想营造的一种“闲愁”氛围瞬间打破，突兀而生硬。

又如朱淑真在表达惜春之情的另一首词《清平乐》中写“倩谁寄语春宵？城头画鼓轻敲。”戴冠则写“千金买得良宵，落花又把门敲。”朱词用问句委婉含蓄，但也不得不提的是戴词“落花又把门敲”一句词味极浓，情思深远。

（三）在词作传递的意趣上存在差异

朱淑真作词，清婉含蓄；戴冠和词，过于直露。朱淑真在《菩萨蛮·咏梅》一词中说“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寒”，哀婉微曲，是人怜花，还是花惜人，都已不得而知。戴冠写“莫言人似旧，人比花尤瘦。寂寞苦相干，花寒人也寒”，破了旧语，却也瓦解了原词所营造的幽微意趣。再有写冬雪的两首词，朱淑真《念奴娇·催雪》全词写雪之美，“不放玉花飞堕地，留在广寒宫阙。”玉花漫天，广寒宫阙，极尽清空，戴冠则是换了主旨，写“可怜墨浪翻云，遗蝗得志，入地应难绝”，他希望天降大雪，以灭人间蝗虫，既是对自然的反映，也有对社会现状的反映，忧国忧民之心一览无遗。

除此之外，朱淑真也有《清平乐·夏日游湖》“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出自一个闺阁女子惊世骇俗的直白表露，却也如纯美的民歌一般“多情而不猥亵”[6]。戴冠也有《鹧鸪天·春深》“如何春在花先瘦，试遣黄鹂问海棠”，张仲谋赞其“于此痴语中见其流连光景之一往情深”，“警醒跳脱”，“即此一句，已足留名于后世了。”[7]179

总之，戴冠虽然极力模仿朱词，但是在意象的选取上，朱词多是闺阁事物，戴词则又在闺阁之外找寻到了更多的抒情对象。在遣词造句上，朱淑真爱用叠字和造句来增加词的乐感，加重词味儿。而戴冠则更多使用陈述句来直陈其情，字词的使用上也少了些心思。也正是因为这样，朱词的意趣就更显秾密和深刻。

三、朱、戴词差异的形成原因

戴冠追和朱淑真的词作，基本是沿用了原题原意。他在追和词中尽量选用相同或相似的对象来进行创作，也盡力去表达朱淑真想要传递的情绪。同时，戴冠的词风也是往朱淑真的“清丽”靠拢。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依然能看到二人作品中的众多差异，其形成原因大约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性别的差异致使朱、戴二人所关注的生活层面不同。朱淑真生活在家境优越的环境，父母兄嫂都懂翰墨。在这样的文学艺术的陶冶之下，她懂音律，工书画，擅诗词，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同时，朱淑真生活在南北宋易代时期，此时理学说教泛滥，对妇女的禁锢十分严酷，她生活在尤为幽闭的空间里。所以她对世界的观照也多是那幽幽庭院上的牛郎织女星，是那幽幽庭院里的“落花”“秋千”“长扃”和“湘帘”，是那帘内的“凤鞋儿”，和那画着“翠眉儿”的自己。这样的女子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此刻她的闲愁就是真的无聊悠闲，而不是像辛弃疾那样故作轻松的闲愁，实则背负着无数家国之恨。“又因‘闲，她才能更敏感、更冷静地观察事物，更注目于事物间微妙的变化和情感中微细的波动。”[8]朱淑真词作对象集中在自然和爱情之上，所有的花花草草、莺莺燕燕都是自己体察到的。她真真切切地感受着这个世界，并把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写自然也是在写自己。同时，她在爱情词里的字字句句也是自身的真实写照。朱淑真才华过人，向往着未来幸福美好的爱情生活。她在婚前已有一位爱人，可是世事难料，最后却是嫁给了一个粗鄙之人。这样幸福的她，在《清平乐·夏日游湖》里能写出“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她，在《江城子·赏春》哭诉“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这般无所顾忌，这般痛彻心扉，都是她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写照，无需任何修饰和做作。

戴冠作为一个男性，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为官清廉，心系天下。在目睹贫苦百姓在天灾人祸下的流离失所，面对内忧外患，权宦当道，他仗义直言：“我国家自祖宗以来，之于今日百五六十年矣。仓库之积蓄未见其不匮。而海内之虚耗，物力顿屈……陛下诚以今日之势观之，岂不为寒心哉……陛下何忍以赤子之膏血而养此无益之蠹也！”戴冠因此被贬蛮荒之地，但却未郁郁寡欢，反而“清修自励，简静以居”。这样的文人士大夫身份，让戴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样的心系天下，让他的作词旨趣也能够上升到天下苍生；也正是这样的乐观豁达，又能让他对生活琐事处多一份观照，因此在其和词中也能尽其可能地挖掘生活的细腻。

朱淑真词里的一切，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最真实、最细腻的描绘。同时，作为一个女性，她更能将这些真实的、细腻的东西，更加微曲含蓄地传递。戴冠作追和词，他笔下的女子内心，更多的时候会需要一些男性视角下的猜测和揣度。这种情况下的创作，朱淑真的词之意趣也就更高了些。

当然，外在的客观因素也影响了戴冠的创作。明词曲化现象严重，陈霆在《渚山堂词话》中提到明词的主要缺点是“音律失谐”和“词语尘俗”，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则指出“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这些因素也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他词作所包含的意趣。

其次，从创作态度上来看，朱、戴二人有专注与率意的不同。朱淑真将每一天、每一刻的情思全部付诸在诗词之中。她看到了实实在在，便记录得真真切切。不管是客观事物的描写，还是内心情感的传递，朱淑真总爱用白描、口语、想象等手段来进行创作，这更让她的词比戴冠真挚、精细得多。而明人作词多是兴之所至，偶发为之。戴冠在这一系列追和词的跋语中提到“癸亥除夕之岁，因乘兴遍和之，且系以诗。”[2]662乘兴之下，一夜遍和朱淑真所有的词作，多少带点娱乐遣兴和炫才的意味。余意在《明代词史》中说：“……明人并未选择契近个人精神的其中一家精研细摹，而是利用选本资源的示范来仿作词，其效果自然也是会出现很多平熟之作，……”[3]8戴冠选择了朱淑真这一家之词集全本来追和模仿，这和余意所说的有所偏差，但是他在创作的态度还是显得随意了些，“明人作词是随意的，相比之下，清人更虔诚认真。”[3]8这样的时间把握和创作动机使得戴冠的和作很难达到朱淑真词的艺术水准。

在明代的追和之风影响下，戴冠邂逅了朱淑真的《断肠词》并全集追和，这促进了朱淑真词在明代的传播和接受，另一方面也为明词的中兴贡献了一份微薄之力。但是，这些追和词里所反映出的明词创作的问题和弊端，也值得后人关注和审视。

参考文献：

[1]朱淑真，撰，郑元佐，注，冀勤辑，校.朱淑真集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余意.明代詞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王靖懿，钱锡生.明代追和词的文化意味[J].文艺理论研究，2014（4）.

[5]毛湛玉.唐宋诗词中的“西楼”意象解读[J].新余高专学报，2010，15（3）.

[6]全建华.论朱淑真及其断肠诗词[D].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

[7]张仲谋.明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79.

[8]胡元翎.论朱淑真词的女性特色[J].文学遗产，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