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成因复杂，有人逃离，有人纪录，但伦敦经验显示治霾的关键在于政策。英国经验对中国并非没有可借鉴之处，近日，英国关闭最后一个煤矿，实现绿色能源变革，中国环保政策从何入手也成了关注的热点。

在2017年初，一篇界面新闻记者的逃霾故事在朋友圈刷屏了。在去年年底，北京持续雾霾，她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空气指数，等风来。风来了，霾走了；风停了，霾又来了。她干脆把家里的玻璃窗全贴上蓝膜，这样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蓝色的。但视觉上的欺骗对婴儿的呼吸系统起不到半点作用，年幼的儿子患上了肺炎。

忍无可忍的她独自一人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从北京来到广州。在来到广州之后，她终于可以时常带孩子在户外玩滑梯和秋千。她说，在蓝天阳光下，生命可以像水里的海带一样舒展。当然现实问题是，几年后，孩子还得回北京上学。

同样面对雾霾，北京人邹毅的选择是拿起手机。在过去的四年里，每天拍照记录眼前的景色，从最初的有意思到現在开始成了半个专家。细致观察了2013年至2016年每一天的京霾后，邹毅认为，在第四季度难以有很大改善的前提下，中国治霾的主战场或许应该放在前三季度。

“每次发布橙色或者红色预警后，工厂机动车之类的就会减少排放，但在雾霾很重的情况下已经很难改善，但是如果放在空气相对不那么严重的时候采取减排措施，或许中度污染就会变成没有污染，使得北京多得很多个蓝天。” 邹毅希望能能有更多人在雾霾天拍照，结合空间技术和地面检测分析污染源所在，使得偷排的工厂能及时被发现和制止。

除了直观的感受，关于雾霾，知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基于各种研究报告，整理得出了一个理解框架。他说，雾霾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现象，可用洛特卡锁相矩形来表达——例如在二维直角坐标系之内，当各类污染的总量低于某一阈值时，任何一种污染的排放（汽车、麦秸、煤炭、空调……）都不足以引发持续雾霾，不过，一旦污染总量超过这一阈值，任何一种污染的微弱增加就可引发持续雾霾，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出现持续雾霾之后，降低任何一种污染都很难使雾霾消失，除非污染总量低于另一阈值——

这一阈值通常远低于上述的那一阈值。这样一种循环，表现为类似无线电原理里的“锁相环”。雾霾或者说空气质量因事关所有人而讨论激烈，成因复杂，但伦敦经验显示治霾的关键在于政策选择。英国政府在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之后，伦敦治霾才真正见效。法律对家庭和工业染料排污、新建工厂烟囱的高度作了规定，还要求政府要拨款给居民用于更新家用取暖设备和炉灶，改用无烟煤、天然气或电炉灶。

没有一度电与煤炭有关

作为给世界地球日的献礼，今年的4月22日，英国所有的电都不是烧煤发的。前一天的午夜，英国境内最后一个在运转的火电站 West Burton停机，这是130年来的第一次。虽然这并不是在宣告英国告别火电，但近几年，煤电发电量已经大幅下降。特别是去年一年，从 2015年的23%，猛降到了现在的9%，彻底摆脱煤电只是时间问题——预计最后一个火电站将于 2025 年关闭。

英国经验在中国并非没有可借鉴之处，中国环保政策从何入手也成了关注的热点。中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今年年初的媒体见面会上也提到了那段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他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措施在冬季之前是管用的，到了冬季之后、进入供暖期，措施还很不够。供暖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煤炭，被雾霾围绕的地区就是煤炭重度使用的地方。

他还提到，中国环境改善，是在偏“重”的产业结构、偏化石原料能源结构条件下，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生活方式的改变指的是每一个个体的能源消耗。有预测，要回到从前的排放量意味着人均收入下降至每年1000美元以下，这个增长显然不可逆。所以前者，也就是能源结构的改变才显得刻不容缓。

脱离负重前行

对于高耗能的企业，环保部门并非不管。

中电联的负责人曾向记者透露：“在中国，一家电力企业，每年接受50到60次环保检查十分普遍。”

环保部近期做了一项“企业的环保负担有多繁冗”的调查，发现60多个被调查企业中，一年平均应对各种监督、检查、抽查17次，最多的一家企业多达110次。

不同部门要求不一样，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法规的不确定性，执法人员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经常无法准确把握企业是否出于完全守法状态。

“这是监管资源浪费，也给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

就在2016年底，国务院开始推动排污许可证制度，2017年6月前计划为火电和造纸两个行业8000家企业颁证，所有与污染有关的规定都集中在排污许可证里，也被称为一企一证，这一举措旨在为企业减负。

排污许可证制度缘起于美国，许可证集合了对企业守法的管理要求，明确企业的信息报告责任，建立了一套针对企业排放信息的报告、检查和追责体系，也为企业守法和环保部门监管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企业在明确知晓自己法律义务的前提下，就守法状态如实报告，这种方式强调企业的守法主体责任，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和环境责任意识；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下，可以提高报告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企业报告，可大大减少监督的成本和责任。但前提是企业要诚信，要清楚自己的各项法律义务且有能力报告。

排污许可证制度有良好的顶层设计，若能在地方落地，既可减轻企业对环保检查的负担，也能高效地利用环保监管资源，在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前负重前行。

没有汽车的城市

能源结构和污染排放可能还与普通公众有一些距离，但机动车毫无争议地在近几十年里迅速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出行高峰，堵成“火龙”、“麻将”的说法都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堵车时，汽油不完全燃烧，尾气排放的污染是最为严重的。

在2013年12月30日，媒体广泛报道了中科院一份北京PM2.5污染源解析的报告，报道援引大气物理所人士的论文指出，汽车尾气对北京PM2.5的贡献率仅为4%。然而，3天之后，事情发生戏剧性的逆转。中科院专门举行新闻通气会，矢口否认这一“被严重低估”的数字。一些有心者开始寻根溯源，解读原始论文的数据。有学者指出，原论文提到二次无机气溶胶对北京PM2.5的贡献是26%，而汽车尾气又贡献了对二次无机气溶胶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加上这部分比重，还有汽车带来的扬尘，尾气对 PM2.5的贡献超过30%。

有着上百年汽车发展史的西方国家目前对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有着比较成功的实践。一方面对城市中汽车的绝对数量做出控制，完善公交系统，在城市中心开出昂贵的停车费，绿色出行成为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机动车的排放提高标准和燃油的品质，减少每辆车的排放。

赶走雾霾，保护环境，经济政策层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