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世昌

梨花风起正清明，一年一度两地行。清明祭扫是活着的人与走了的人说说话的日子。

每年清明来临时，都忙坏了我的老弟，总是由他安排车辆和准备供品等，每次他都操办得很圆满。我们亲人的墓碑安置在长城脚下的“八达岭人民公墓”。去年恰逢父亲和母亲仙逝20周年和30周年，老弟建议除例行敬献鲜花和供品外，向二老书写千百字纪念短文以示抒怀。我等手足四人积极行动，从不同角度和感受写出各自的肺腑之言，并在二老墓前轻声诵读，深深感受到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后来由我汇总题为《一奶同胞念亲人》投寄“海淀文艺”（发表在2016年第2期）。每次拜祭完二老双亲后，再往东北方向步行约300米，向我的爱妻杨静玉墓碑献花拜祭。

（一）

今年（2017）是静玉过世45周年，虽然她走了近半个世纪，但站在她的墓碑前，立即唤起我心中的记忆和心绪。上世纪50年代初，一批青春、阳光、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被王府井新华书店录取，成为一名名新文化传播者。静玉被分在供应科，我分在批发科。她的工作系定时向我科提供新书样本，我则按时返还样本，书来书去，纸薄情深，相知相爱，情投意合。一年后，水到渠成结婚成家了。我母亲很喜爱静玉，她像名字那样文静秀气、洁净如玉。不久，我们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全家人高兴极了。不想，孩子刚刚6个月大时，突然遭到病毒性肺炎感染双双夭折。这对全家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而对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的静玉尤甚。直至两年后，第二胎儿子的到来总算抚平一个年轻妈妈的创伤，我们极为珍惜和善待这个孩子。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每半月才可回家休息两天，那是我们三口之家难得团聚的日子。不料，静玉的老父亲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导致失语失忆，她不得不全力进行照顾，她的父亲只知道每当中午阳光照进阳台时，独自站在窗户前一动不动地望着女儿的归来。她要上班、做家务、管孩子，加上护理病人，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再棒的身体也吃不消，她更加瘦弱了，甚至上一次楼都要喘息许久。我们劝她也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个休息日竟成了最后的晚餐。当时我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她在一旁洗手，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发出“哦、哦、哦”的怪声，随之向前倾倒，我一把抱住她，接连喊“静玉、静玉”，没有一点反应，只见她嘴里呕吐出刚刚吃进去的食物……在街坊四邻的协助下，用平板三轮车急送到就近的宣武医院急诊室抢救，医生尽了极大努力，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在众人的呼唤声中，她停止了心跳。一旁不知所措的13岁儿子默默地低头垂泪，我的老父亲俯下身对她许诺：“我的孙子不会遭罪，放心走吧……”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72年1月17日，与我共同生活了18年的静玉不曾留下任何语言，平平静静地走了。她太累了，太辛苦了，也终于解脱了。当我去书店清理她的遗物时，最让我惊呆的是，她的铝制饭盒里竟然放着又干又硬的窝头片。书店同事在一旁说：“看看，她就吃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我无言以对，深感内疚惭愧，这成了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她不知情的病父，仍然站在窗前寻望着下面……却再也等不来女儿了。10天后，他也默默地随女儿而去。

6年后，儿子参加工作了，生活独立了，儿子希望在我身边能有个伴儿。他说：“继母也是母，后娘也是娘，只要能对爸爸好，我没意见。”另外，儿子在爷爷奶奶墓穴不远处给妈妈立了个双人穴。我支持他并表示：你能像你妈妈那样善良，屈己从人，是个好儿子。

（二）

1978年我与同是丧偶的郭珍女士重组家庭，她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和上了年纪的老妈妈。她对我唯一的要求是：将我原住房留给儿子，净身“嫁”到她在中关村的家中。我们在双方儿女的理解和支持下，一个老北京的我与一个干部家庭的她喜结连理。从此我又有个新家了，在一个屋檐下我要当好三代女性的顶梁柱。过日子，过的是爱，时间长了，也必然有磕磕绊绊的小插曲。郭珍从小生长在农村，朴实、单纯、真挚，脾气暴，点火就着，但着完就没事了。比如有一例：她见我又往水池子里吐痰，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将手中的东西（毛巾）狠狠地摔到地上，而且没完没了地大声吼叫。我气急了，夺门而出。走着走着忽然就听后面传来“爸爸”的喊声，原来是二女儿追了上来，连拉带拽把我拖回去。我不情愿地进了家门，但见郭珍满脸堆笑，上前用手在我的前胸上下胡噜说：“世昌，别生气啦，大人不计小人过……”弄得我哭笑不得。我问她：“你还摔东西不？”她摇摇头：“不摔了。”她问我：“你还吐痰不？”我摇摇头：“不吐了。”两个女儿在一旁笑弯了腰说：“你们俩比小孩还小孩。”在生活实践中我体会，再婚夫妻不仅需要坦诚和信任，还要学会包容和宽容，在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中磨合与经营。每年的清明节我同她一起去“八宝山人民公墓”骨灰堂，凭吊她父亲郭裴然老区长，她也支持我去“八达岭人民公墓”拜祭亲人。她曾表示：没有“大姐”的走，也不可能和世昌在一起。没血缘关系的儿子每月主动给她有限的生活费，她对此非常知足和满意。为此，她常在同事面前显摆。

1992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不久，先后接了几个小公司的兼职会计，一下子有了“外快”，怎不叫我喜出望外！如此可以有条件，也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啦！于是老两口儿游漓江、上大连、下天津、逛三峡，两次回她家乡——河北行唐县等等，成了我俩最惬意、最美好的时光。

唯不忘相思

1995年春节过后不久，她总感到胸部不適，干咳不止，吃药也不奏效，我陪她去了知名大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后，查出有胸积水。当即住院抽液，一周后，从她的积液中发现了癌细胞，再次转到专科医院确诊为“小细胞肺癌”。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重重地击在我们头上。虽然她外表镇静自若地表示：“我不怕，大不了就是个死！”却已声泪俱下，悲恸万分，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只有听从医生的话：“放下包袱，全力抗癌。”

从此，我倾尽全力（会计也不兼了）同她寻医找药，应对化疗，上公园做“吸吸呼”气功锻炼等，一直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病情稳定日趋缓和。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自豪地说：“我要当抗癌明星！”

1996年2月，我的父亲以93岁高龄仙逝，她坚持亲自和大家一道去送行——希望借高寿老人的“仙气儿”。她见二老双亲合葬，也想到自己的父母仍在两处，希望有一天也给他们合葬，而且最好在父亲生前战斗过的海淀。我告诉她，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进入5月，情况有些不妙，她的体质急速下降。就在临近我们结婚纪念日（5月18日）前，虚弱的她不慎跌倒在卫生间。当晚开始发烧，随后送进中关村医院。夜里，她在睡梦中不停地说：“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她惊醒了，虚汗淋淋，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梦见亲人了，他们全不在了……只剩下两个女儿，有你我放心了。”她泣不成声地对我讲：“世昌，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将来你陪着我好吗？”“你放心，我一定和你在一起。”我俯下身和她紧紧相拥，抱头痛哭。

1996年5月19日，与我相伴了18年零1天的郭珍安安详详地走了，时年60岁。一个月后，我同女儿一起选择在风景宜人的西山凤凰岭脚下，将两位老人合葬碑座立在上首，郭珍的墓碑（上面刻上了我的名字）立在下方。从此，倚山傍景，在苍松翠柏环抱中，他们可以尽情地聊聊心里话了。

（三）

八达岭与凤凰岭两个人民公墓，一个地处北京东北方向，一个在西北方向，是我清明节两地行的终极目标。我和儿孙们非常珍惜这个日子，从没有缺过“课”。一年365天，只有这一课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面对故去的亲人说说心里话。垂暮之年的我“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静玉和郭珍，与我虽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我分别得到18年的爱已经足够了。现在唯一要坚持的是，让子子孙孙，牢牢记住这里有你们独一无二的好奶奶和好姥姥，她们是你们的爱，你们要永葆亲人的爱。

（编辑·宋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