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雯

到大理的旅程就像一次回溯。

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远门，坐了36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江苏到云南，第二天又花36元钱从昆明到了大理。

当时整个世界对我而言都非常新颖，住青旅、和一帮刚认识的人围炉聊天，唱歌，说脏话，我欣赏那种背离主流价值的生活态度，觉得功名利禄那套俗透了。

几年后，我的生活迁移到香港，在一家氛围极其保守的新媒体公司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每日朝九晚五，过得压抑。

入职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再也忍受不了要坐班这件事，于是跑到九龙塘地铁站看人。

我站在那里，看到这座城市99%的人都穿得克制、体面，蹬着高跟鞋或者夹着公文包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面无表情。

我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绝望，没有思维乐趣，没有身心自由，被生活规劝，成了那99%当中的一员。

2015年3月，已经辞职的我再次来到云南，目的地是梅里雪山，途经大理，就绕到洱海边住几天。五年前留下深刻印象的双廊变得很发达，我站在街道上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产生出和九龙塘地铁站相似的恐惧。人们密集又踊跃地生长，最后却都没有了自己的面孔，我很快逃离大理，一天时间就赶到了偏僻的德钦县。

2017年4月，我第三次来到大理。因为采访的压力，我像一个背负了重壳的人，在别人眼里有着和大理非常格格不入的满面愁容。采访结束之后的深夜，我都会在古城的人民路上来回晃荡。有一些人，2010年的我会相拥喝酒，有一些人，2015年的我会害怕见到，2017年的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