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1934年4月，北平的《世界日报》上，刊出一封名为《致北大文学院长兼国学系主任胡适》的函件：

适之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

函中所谓“犹石勒之于李阳也”云云，用的是后赵高祖石勒的一个典故。说石勒在微贱之时，常常与一个叫李阳的邻居打架，只是为了争得一点麻地。“有所媒孽”，是设计陷人于罪的意思。通篇看去，言辞虽因文言及用典而显得隐晦，可意思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控诉自己遭到胡适“铁马金戈，尊拳毒手”般打击，甚至设计陷害，忿愤异常。因为自己读得“佛”书，“颇识因果”，所遭受的烦恼，如佛认为的九种，全然领受云云。其中“教授鸡肋，弃之何惜！”一句，因形容别致，传诵一时。

这位署名“林损”者，此时正在北京大学国学系担任教授。他是一位在中国古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造诣的学人，曾撰有《老子通义》、《辨墨》等著述十数种。林损（字公铎）由于出生时丧母，七岁时丧父，受舅家抚养，虽颇有天分，可养成了孤介自赏、“别成一家”的性格。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出了名的“固执乖僻”。他的同事周作人曾形容其“脾气的乖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他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那么，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他用了这种口吻，给胡适写出这样一封信呢？

1930年11月，受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到北大文学院担任院长。当时的北大国文系是老学者马裕藻主持，教授有以旧学为业的林损、许之衡等人。胡适是宣传新思想、大力倡导白话文的学者，两方面的冲突也就势所难免。

在此之前，林损就起来反对过胡适与钱玄同等人宣传的“白话”运动，写出了长达数万言的《汉字存废的问题》予以驳诘。胡适到北大任教之后，林损仍逞“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林损在北大，“学生中，喜新文学者排之，喜旧文学者拥之，其得于人亦有在讲授之外者”。据听过其讲课的张中行回忆：“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得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假若完全是针对胡适，也就罢了，可这些举动引起了学生的看法，校方便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有学生写信给校方，表达对林损不满。青年学子求新，对新事物有新鲜感，加之当时新文化运动形成巨大影响，讲古文且十分保守者，自然不大受待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是留过学、了解世界的蒋梦麟。对于国文系一帮古旧人物确实难以容忍，这就有了让文学院长胡适兼任国文系主任的打算。不仅校方，学生中也有这一方面的表达。

系主任将由胡适兼任的消息传出后，国文系一干人大为不满。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许之衡等相继辞职。这其中，林损尤其表现突出。他不仅给胡适写出那封语带愤忿、嘲讽之信，还向校长蒋梦麟发信抗议：

梦麟校长左右：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喑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林损。

该信指责校长“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苛切之心可想而知。

胡适也许没有想到，林损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接读林损信后，他也有些恼火，便提笔疾书，复林损一函：

公铎先生：

今天读手书，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章。我在这十几年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林损接到胡适的信后恼羞成怒。他又草出一函，其中内容、语言更为不堪，甚至有胡适“遗我一矢”、“字谕胡适，汝本乱贼”等乱骂之语。

说起来，胡适与林损，原本关系还并不怎么坏。当年七月，刘半农教授去世，胡适在追悼会上讲话时说：“我与半农皆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颇令人无限伤感。缘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天说笑，因此被人叫做‘卯字号人物……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兔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

此番风波后不久，林损被北京大学解聘了。胡适在1934年5月30号的日记里记有一个解聘名单，其中有“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林损……许之衡……”的字眼。對于此事的处理，学人中还是有些看法的。譬如当时的学生张中行，就在《胡博士》一文中这样议论：“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从张中行的文字看去，他本人属于偏旧一点的人物，所以对胡适有这样的议论，可同是国文系的学生，当时就有人合伙起来去找胡适，要求他来兼系主任，这又是另一方面的看法。再说，林损本身，如张中行所说，也自有可遭非议的地方。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回忆：他（林损）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些诗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

在这方面，张中行也有切身体会：“又一件，是林公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他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讲也差得太离谱了。

这样看去，林损不仅相对守旧，在治学治教的态度上，也有很大逞才使气的成分。这似乎就不应当了。由此看来，胡适即使不从新学、旧学的冲突考虑，仅从教学态度处理，解聘林损，也有他十分充分理由的。

林损被解聘，也很有新人物表示支持。在报纸上见到北京大学解聘教授的文字，傅斯年特别高兴。他写信给胡适，用他那激烈的语言说：“今日看到林损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罪也。”

林损辞职或被北大解聘后，在当年秋受黄侃之邀，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秋，又经于右任推荐，去往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抗战爆发后，林损回归故里瑞安。1940年8月因肺病逝世，终年五十岁。林损逝世后，瑞安当地及重庆两地，举行了公祭仪式。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令褒扬：“前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林损性行英迈，学术湛深，曩年参加革命，奔走宣传，不辞艰苦，嗣即努力教育，潜心著述，于政学理，多所阐扬，夙为后进钦响。”林损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与校长张学良颇有交往，故张学良亦亲笔书写挽幛：“人师，经师，国学大师”，表达哀悼。

林损与胡适的这段公案，在当时由于林损公开发函叫骂，闹得沸沸扬扬。他留有的《辨奸论》手稿，特别注明“诛胡适也”，可见怨气终于不消。胡适到晚年却还带着惋惜的心情与人谈到林损：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公铎当我面时，对我很好，说：“适之，我總不骂你的。”几十年后，胡适旧话重提，是存一分惋惜，还是有为当年事辩白的意味，还不大好妄揣了。

人们在讨论某些思想或学术问题时，常常会提出要求，希望不要把个人之间情绪掺杂进去。可从实际看，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往往会加重彼此的意气，形成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变。胡适与林损之间的这段公案，可说是这种事实结局的显明注脚。当然，胡适解聘林损，在他看来，是实现自己学术主张，甚至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所以显得理直气壮，至于能否合于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风习，就不大顾得上了。张中行认为此举“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不知是否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