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

宋代词人与歌伎之间普遍有着密切交往，宋词的繁兴与歌伎的歌唱密不可分，这早已成为了文学史的常识。然而如果深入考虑，我们会陆续追问以下问题：词人为歌伎作词时，具体的情境和缘由是什么？所写的词作中有多少成分表现了词人和歌伎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又是如何推进了词体的创作？这样，就可以发现这种社会和文学现象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简单。

词是宋人极为喜爱的一种文艺形式。听人唱词需要有三个前提，即制曲、填词、歌唱，这三者对应的行为主体分别是作曲者、作词者、演唱者，也即乐工、词人、歌伎。当然，某些时候也有一身兼二任的情况出现。其中，词人与乐工的关系相对较为疏远。虽然为了词、曲相合，词人也要努力与乐工配合沟通，“或亲自调训歌舞，或躬与管弦雅奏，文人与乐工之间丝毫无隔，亦即声与辞之间丝毫无隔”（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乐工也会请求词人写作歌词，柳永就经常受到这样的优待，“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避暑录话》卷下）。但乐工许多情况下都由男性充当，即令是女性，所受到的关注度也远不及歌伎。而词人与歌伎的关系普遍较为密切，石介诗句“板与歌娘拍新调，笺供狎客与芳辞”（《燕枝板浣花笺寄使州余文职方》），姜夔诗句“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都是将词人和歌伎对举而言。

可以肯定，与歌伎们交往并写词，首先代表了词人某种巨大的情感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