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已经出台，战略目标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探讨路径及路径的实现。借助流程再造的思想，应用于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路径思考，从大学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出发，探讨当前“双一流”建设中的关键问题。通过比较和思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鉴于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构想和资源配备基本完成的前提下，提出了“双一流”建设路径再造的必要性和具體操作。最后，从一流大学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学校负责人的选聘等方面，就流程再造如何具体应用做出了回应。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大学流程再造；路径再造

大学流程再造与“双一流”建设

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是由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与CSCIndex公司董事长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于1993年合著的《改革公司：企业革命的宣言书》中首次提出的管理理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工业领域的企业改革，目的是要在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摆脱传统劳动分工思想，打破企业按职能设置部门的管理方式，以顾客为导向来重新设计企业的作业流程，最终使企业效益达到最大化。[1]

由于高校也有产出、服务市场、市场为主体、成本控制，并有预期目标，因此大学流程再造（University Process Reengineering，UPR）的概念随之应运而生。[2]其基本含义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管理流程为核心，通过对大学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应用于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力资源、财务经费、基础设施等高校管理的诸多方面，[3]实现大学整体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明显提高。[4]根据BPR的要点，我们可以总结出UPR的基本原则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满足用户需求；二是充分运用目标与资源要素（尤其是技术与人力资源）；三是以具备显效性的业务“流程”改造为中心。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要将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5]此外，方案还就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和要求，从高校学科建设、教师队伍优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列出了任务单，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6]

从UPR的基本原则分析“双一流”方案，我们发现：

第一，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定位上明确了学生中心，符合用户导向的基本原则。第二，“双一流”建设的目标直指世界一流，有明确的比较含义，还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第一阶段的目标，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分别是“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和“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7]相对来说目标也较以往更加明确。第三，从资源上来看：一是人才。我国顶尖高校在吸纳一流专家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高校十年来的引智事业成果卓著。一批国际顶尖人才汇聚我国顶尖学府，与世界顶尖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合作趋向深入，我国高校学者的科学产出逐渐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进入世界顶尖级的学科也在不断增加。[8]因此，我国高校的资源（财政和人力资源）可谓基础雄厚。二是资金供给。我国高校与英国、美国顶尖大学的财政差距依然存在，但距离正在逐渐缩小。从最近两年大学的财政报告看，我国顶尖大学与美国顶尖公立大学的年度预算总额已经持平，就连名声赫赫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其财政预算也开始被清华、北大所反超。[9]可以这样说，清华大学（简称清华）、北京大学（简称北大）的财政状况虽然比不上顶尖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简称哈佛）、耶鲁大学（简称耶鲁），但是与他们的差距正在缩小。我国的财政拨款从绝对金额上没有减少，且校友捐赠增加正逐步加快，我国顶尖大学资金供给的问题似乎不是很大。再有十年左右的发展，我国顶尖大学与美国最富有大学的资金差距将越来越小。乐观估计，我国顶尖高校的资金供给将超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顶尖大学，尽管与最富的美国大学相比还会有一段差距。第四，从业务流程上分析，不难发现“双一流”建设虽然有了目标和理想追求，但是没有根据目标设计业务流程。如果没有业务流程，“双一流”建设就将变成无源之水。如果没有业务流程，也会诱使高校纷纷去争夺资源，而忘了高校应该追求的理想和抱负。不仅如此，“双一流”建设还会带来更多政府所不愿意看却必然会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例如：高校互相挖人，造成人才无序流动，以及高校进一步失去办学自主权，造成对教育行政日益增大的依附性。

由上所述，我国当前的“双一流”建设缺少的不是目标和规划，也不是缺少资源或财政经费，而是具体的流程再造。我们认为，要真正落实好“双一流”建设，流程再造才是确保目标走向正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流程再造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应用

大学的流程再造实际上是目标实现的最佳途径的选择。它主要包括四点：一是诊断问题，发现现有流程的功能和效率是否存在问题；二是问题发现后，设计和评估新的改进目标和方向；三是设计流程再造方案，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和工作伦理等渗入其中；四是评估流程再造的效益，并启动下一个循环的“诊断”环节，实现流程的持续性改进。

将流程再造应用到大学质量提升和“双一流”建设，就必须思考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何实现的基本途径。大学功能日益多样，大学的工作流程也会多样化。要实现大学和大学学科一流发展的流程再造，我们必须抱着开放的心态，要对不同事项给予不同的考量。那么如何将流程再造的理念引入“双一流”建设呢？我们选择了人才、资金和校长选聘三个侧面，对其进行流程再造分析。

1.高校教师通向学术巅峰的流程

在人才建设方面，我们能够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教授水平越高，其教育产出就越大，学科的一流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某一学科之所以是一流是因为其拥有足够多的高水平教师。一个学科如何成为一流，首要问题是，如何让普通教师成长为“大腕儿”教师。从流程再造的角度看，一流大学教师的成长流程，也一定是一流的。用以往的“晋升”机制或常规性绩效评估机制来激励这批教师，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适合最优秀教师成长的流程，即教师成长的流程再造。以美国为例，一流学科的教师成长流程概括说来有三点：一是教师讲座制；二是清晰的巅峰路线；三是学术自由的保障体系。

一是教师讲座制是美国大学最为灵活的制度之一。因为建立讲座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向学校捐赠的任何人。只要出资，就可以建立讲座教授席位。讲座是永续的，因为捐赠的资金将永远存在，而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或一部分）就可以用来支付这位讲座教授的薪水。由此可以推论：一个学科讲座教授越多，这个学科越富裕。同理，一个学科讲座教授越多，也意味着学科的实力越强。因此，在美国，看一个学科是否强大，主要看这个学科有多少位讲座教授。鉴于讲座教授的捐赠性质，讲座教授越多，也越意味着社会对这个学科的认可度越大。因此，讲座教授对于学科、对于大学，都是十分重要的。讲座教授的地位和薪水也是有差异的。讲座教授名气越大，需要为其提供的薪水也越多。同时，教授也可以从较低级别的讲座教授向较高级别的讲座教授移动。二是美国大学为教授通向巅峰有很清晰的道路。何为“巅峰”？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各学科公认的奖项（如诺贝尔奖）或某一学科最高奖项（如计算机学科的图灵奖）。美国大学为教师走向学术巅峰往往准备着两条路：第一条是讲座教授—大学教授—巅峰奖；显然，讲座教授不是最高级别的教授，而大学教授（以大学名称命名，且总是用大写书写的教授）一定是最高级别的。在少数一流大学里，即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未必能成为大学教授。因此，大学教授是一个教师学术走向巅峰的标志，而部分大学教授又是诺贝尔奖的强有力候选人。因此，把握好讲座教授与大学教授这两个环节，大学学科水平发展就有了保障。第二条是讲座教授—本学科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讲座教授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或取得本学科的最高奖项，或担任过本学科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负责人。例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数会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或者获得克拉克奖。学会会长和克拉克奖往往是学者走向诺贝尔奖圣坛的中间台阶。不难看出，大学教授与巅峰奖项之间是否设立一个台阶或多个台阶，普通教授离巅峰奖项是否建立过渡性的职称，无疑就是流程再造所必须探讨的课题。三是与讲座制和巅峰奖路径相关的是学术制度和学术自由。《科学》杂志近年关于创新条件研究的文章发现， 创新有三个最重要的条件： 宽松自由的环境、 学科之间交叉迁移以及创新人员长期专注于一个领域。[10]在美国大学里，学术自由制度是有多层保护的。一方面，有宪法的保障；另一方面，有大学教授协会的保障。就大学具体的聘任制度看，大学讲座教授席的建立和发展，也是对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讲座教授，要确保教师获得终身教职；而终身教职本身就有保护学术自由的含义。因此，一旦成为了讲座教授，学术自由就有多重保护。而学术自由对于走向学术巅峰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此，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就要反思大学教师的发展路径：通向学术巅峰的路径是否畅通以及如何促进学术通道畅通的更有效的办法。

2.流程再造在大学资金管理中的应用

通向一流大学，资金需要多少？一流大学经费筹措和管理有什么办法？怎样的资金提供才是最好的路径？我们可以先做一设想：若将超过耶鲁、哈佛的年度预算作为我们的理想，我们完全可以在三五年内实现。毕竟北大、清华每年只需要追加二十亿美元，三五年就可超过耶鲁、追平哈佛。但是这种做法没有多大意义。追上了，可能很快就掉下来，不能持续发展。看哈佛和耶鲁，不是要看当年的经费预算和决算，而是要看它应对资金风险的防控能力和代际发展能力。以哈佛为例，该校年度总预算为四十多亿美金，总量也不是遥不可及。然而，当我们看到哈佛大学遇到罕见的金融危机，大学基金损失将近一百亿美元的时候，仍然具有从容解决财政危机的能力，不禁想到：哈佛的办法在哪里？如果是其他学校，可能会一蹶而不振。哈佛为什么没有遭受重创？关键是因为哈佛有自己的大学基金。大学基金来源于校友和其他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赠。哈佛将这些“散钱”集中起来做大学基金投资事业。哈佛的投资收益每年高达40亿美元以上。其投资收益几乎与年度预算相当。因此，一流大学是否为一流主要看其拥有多少基金及其投资方式和收益。基金管理反对的是“坐吃山空”，提倡的是未雨绸缪和积少成多，这就是代际发展之本意。大学有“两个钱袋子”：一个“钱袋子”是当年花的，为学生而花、为教师而花；另一个“钱袋子”是永续性的，装的是大学基金。谁当校长，都不能随意开支。在国际大学界，有一个常识：一流大学与其拥有的大学基金总量成正比。没有基金的，或者有基金但是总量很小的大学，都很难跻身一流大学行列。因此，参考一流大学资本或经費管理，借鉴他们的资金管理流程，探索适合我国高校的资本管理方式，将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3.一流大学校长选聘的流程

一流大学必然需要一流的大学领导人。在一流大学里，选择领导人必然有其自己的流程。那么流程是什么？主要思考三件事：面是否广；过程是否足够的长；候选人与大学是否具有较强的匹配度或适切度。从一流大学选聘校长的经验看，选择的面都是面向全国或全球。不放过任何一个优秀的候选人，是一流大学选聘掌门人的惯例。一流大学选聘校长的过程相对较长，从数月到一两年不等。过程越短，越容易草率。选择到适切度高的候选人无疑对这所大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一流大学的校长选聘，因为都是一事一议，不是看一个人才素质的普适性，而是看候选人与大学的适切性。仅仅从三个细小的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选择掌门人的流程是否完善？是否来一次流程再造？或者说，什么样的流程再造才最适合候选人的选择？都需要我们去深思和探讨。

基于流程再造的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建议

1.永远将追求卓越放在首位

流程再造的核心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流程再造。“双一流”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想、理念和总目标，但具体目标是多样的。因此，针对不同的具体目标，必须创设与之匹配的流程，如此，才能确保“双一流”建设的顺利实现。要做好“双一流”建设的流程创新：首先，必须确保大学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大学和地方政府要成为流程创新的第一主体，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流程再造就有希望了。其次，中央政府要给予流程创新予以恰当的鼓励和保障，对于大学流程创新要给予奖励，对于地方政府的探索，要及时提炼和宣传。最后，动员社会资源创设“双一流”建设流程创新基金，通过这一特别基金对流程再造的探索者和单位予以大奖。

2.重视持续的流程改善

首先，要把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流程提到议事日程。政府要推动流程再造的探索，高校要主动研究国际上一切一流的建设流程，结合我国本土实际，创造出最适合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其次，要在“双一流”建设上采取长期跟踪动态评估的方法，对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优秀做法给予肯定和激励。最后，要将这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流程再造经验提炼出来，为世界高等教育提供我国成功建设“双一流”的经验和借鉴。

3.试点创新带动流程再造的稳步发展

试点的价值就是以点带面、稳中求进。流程再造并不总是要求“同步走”。让少数大学、少数地区先行试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就“双一流”建设总目标而言，我们可以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拆分目标，并通过试点将拆分后的目标选择性地在地区和大学加以实验。试点成功后，再行推广。如此，避免了大学齐步走乃至于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调动各大学的积极性，让各个大学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目标实现的路径，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此，一个看起来是政府推动的“双一流”建设项目，很快将成为大学自觉的行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美国非终身制教师效益分析：对我国研究型高校聘任制度的启迪”（15YJC880053）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孙荣，陈莹.高校行政流程再造： 内涵、路径与影响因素[J].高等教育研究，2012（ 9） ： 30-35.

[2]赵宏，陈丽娅.基于PDCA循环的高校教学管理流程再造[J]. 现代教育管理，2015（2）：76-80.

[3]潘琼.流程再造：高校科研管理创新的新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09（8）：35-37.

[4]杜栋，童伟.大学流程再造（UPR）的研究与实施[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3）：73-74.

[5]瞿振元.一流本科教育要聚焦学生和学习[N].光明日报，2016-06-28.

[6]董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在創新[J].北京教育（高教），2017（1）：15-16.

[7]吴合文.“双一流”建设的系统深思与推进策略[J].高等教育研究，2017（1）：29-36.

[8]莫蕾钰，洪成文.中美顶尖公立大学一流学科学术发展比较—基于InCites数据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6（8）：61-69.

[9]韩萌.“后危机时代”世界一流公立大学财政结构转型及启示—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J].教育研究，2016（5）：132-140.

[10]袁振国. 教育质量的国家观念 [J].中国教育学刊，2016（9）：27-30.

{作者单位：洪成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莫蕾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