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 周梅森

开拍前50家投资方“逃跑”，送审时做好改1000次的准备……
——《人民的名义》诞生记

●编剧 周梅森

尽管从舆论形势来看,反腐作品的春天悄悄来临,但迎合了这个时间窗口的《人民的名义》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险中求胜的故事：曾有50多家投资方跑路、导演差点儿被逼得卖房子、开拍十几天后资金才到位、若审查不过超过一天要罚5万……

《人民的名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十三年来第一部被解封的反腐剧”的口号，“直面当代中国官场大面积坍塌的腐败现象”，“直接捅到副国级”，在十九大临近，反腐成为主旋律的当下，这样一部根正苗红，（听上去）尺度惊人的剧，来得正是时候。

为收集素材，编剧去监狱与贪官同吃同住

2014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三顾周庐”，邀请著名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创作一部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当下形势的反腐题材电视剧。

这是《人民的名义》故事的开端。

周梅森以创作《人间正道》《至高利益》《我主沉浮》和《绝对权力》等政治小说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

2003年，他与范子文首次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国家公诉》。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当时审查的艰难就令他印象深刻。

周梅森回忆，《国家公诉》在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了八九百处。而此前他担任编剧的另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绝对权力》，则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差点儿被毙。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限制“涉案、反腐、恐怖”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要求其退出黄金档。随后，反腐剧进入十年左右的“沉寂期”。

2004年至2014年间，只有《我主沉浮》《高纬度战栗》等少数几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播出。

当范子文找到周梅森时，形势尚不明朗。周梅森担忧，在政策宽容度很低的情况下，即使创作出来也难以通过审查。他问了范子文两个问题：反腐剧究竟能不能写？能写的话，尺度能有多大？

范子文比周梅森要乐观。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经有多位“老虎”落马。此时需要一部可以反映时代、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体现国家的反腐败大局。

带着周梅森提出的两个问题，范子文找到当时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李京盛明确说，要从反腐的角度切入，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其指导思想是七个字：反腐、倡廉、正能量。

2015年3月9日，周梅森的59岁生日。当天，他开始正式动笔创作。厚积而薄发，一周后，周梅森便拿出了两集剧本。周梅森本以为至少还要等几年，他的这些小说才能重见天日，没想到形势变化这么快，“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我有了信心”。

也是在最高检的帮助下，周梅森得以采访大量的现实案例，并赴检察院体验生活，花了大半年时间积累素材。这也直接导致，电视剧中描绘出的许多贪官都有现实人物的原型。

在监狱里，周梅森见到的干部大都是厅局级，在监狱里待了7到10年。“他们都是在掌握实权的高危岗位上，比如县市的一二把手。极少干部是一上来就贪污，大多数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或者是因为身边人出事牵涉进去。”

知道这些贪官的经历之后，周梅森决定将他们同样塑造为有血有肉的人。“官员们落马之后，如果能意识到自己为了金钱、利益而放弃操守，违背法律是不值得的事情，这样的忏悔才能打动我。”

导演李路则是在剧本创作了三集之后介入的。2015年年初，李路偶然得知，周梅森为了《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创作正在江苏的某个人民检察院体验生活。基于“周梅森”这三个字，基于13年没有出现反腐剧，加上反腐的力度如此之猛，李路认为自己一定要参与这个项目，于是近乎三顾茅庐，从周梅森处拿下了这个项目。

拿捏尺度，反腐“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周梅森还在考虑，反腐要写到什么程度？

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看了剧本后给他打电话说，你应该写分量很重的东西，再深一点，再高一点，把政治生态写出来。“坏人只写到公安厅长，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周梅森说。

范子文也和李京盛探讨过这个问题，最终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能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官员。

此前，反腐剧的“最大尺度”是一号反面人物不能写到副省级。考虑到文艺作品必须植根于现实，他们最终选择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副国级官员，作为幕后的终极“老虎”。也因此，这部《人民的名义》被称为“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剧”。

范子文称，之所以采取这种处理手法，是因为电视剧与小说不同，电视剧更要考虑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得好，就可以体现出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展现出反腐成果；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存在政治风险，对执政者的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把握李京盛所述的指导思想：反腐、倡廉、正能量。

剧本写完20集，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周梅森提出疑问：李达康这样的人物要怎么写？其结局如果也沦为腐败干部，是否合适？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张胜友非常反对，他说：“能干的干部全腐败掉了，太伤人了。要有正面的东西。”

范子文指出，写反腐剧，编剧“三观一定要正”，不能否定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巨大成果。他说，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确存在腐败现象，但不是主流，而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反腐的同时倡廉，传播正能量。

剧本初稿完成，李京盛提出要增加倡廉的内容。于是，《人民的名义》主创决定为易学习这个角色增加更多廉洁执政的回忆片段。

周梅森也承认，有些情节在小说里可以写，电视剧就不行，需要更加谨慎。比如小说里的设计是：外号“老石头”的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在向巡视组举报时激动之下死于心梗。电视剧里则变成了为保护人质倒在现场。“这样处理不会显得那么灰暗。”

用时七个月后，周梅森的剧本最终创作完成。整个写作期间，他和范子文每五集沟通一次，由范子文在电子版上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周梅森进行取舍。

据范子文介绍，他的大多数修改意见与检察工作的具体业务有关，艺术方面偶尔也会提出建议。比如汉东省检察院前任反贪局长陈海的人物命运。原本的设计是车祸去世，但经过研究后决定，让他最后醒来。

“最后要让大家看到信心，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资金筹备，导演“两年没睡过好觉”

扎实的剧情、有原型的角色，终于成为《人民的名义》最大的王牌——这场收视胜利不仅来自反腐题材的复苏，更来自优秀电视剧的本源：创作者的态度和用心。

用心到什么程度？为了还原场景，剧组参考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家居和办公环境，包括家具陈设、出差住的宾馆、平时工作的办公室、开会的会议室等等，任何一个场景、一件道具都不能失真。对于开会时的座次排列、官员言谈举止，更是下了功夫去研究，令电视机前的公务员都赞叹：真的完全还原现实！一位公务员在朋友圈发帖，感慨剧中开会时沙瑞金使用的红蓝双头铅笔，他们部门开会时也曾被领导要求购买这种铅笔来作会议记录之用，但跑遍福州路也买不到。还有一位公务员表示，他们部门平时开大会，最愁的也就是给各级领导排座次，有时候中央领导还要来指导工作，中央、市级、区级领导都济济一堂，临时还有加加减减，光座次就能排上好几天。

对于剧中很多涉及官员的言谈举止、生活工作习惯，做了十多年的副处级干部的李路并不陌生，有时候确有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可以在剧组现场很快找到熟悉的干部打电话请教。“比如我们有两大场常委会的戏，那省委常委会议怎么开，以前是长桌子领导坐两头，现在是领导坐中间，这些都是有安排的，以表明杜绝‘一言堂’。如果你对这些变化不了解，不好拍。”李路说。

根据对主演陆毅的采访，《人民的名义》拍摄期间，现场也有一个最高检影视中心的人全程参与，“因为很多条例是不允许说错的”。

李路称自己制作过3000多集电视剧，从来没有亏过钱。但在《人民的名义》筹备之初，也是鼓足了勇气，决心赌一赌。都说影视圈热钱多，但李路却经历了50多家资方的出尔反尔：“几十家谈完之后，签约不打款。大型企业、国企、民企、上市公司、影视界领军公司都有，跟我谈的时候特别慷慨陈词，一定要投！路哥、李导，这个项目投多少都行！马上做协议！最后，都因各自的原因没有投。”

几个月里，反复的签约、毁约、再签约、再毁约，有时候上午签完，下午就毁约。到最后，合力投资这部电视剧的5家民营公司，竟然都是从未做过电视剧的新手。最后一个投资方，直到开机十几天后才出现，当时李路还差2000万，差一点就要卖房子。而投资方投他的原因说起来也很没有牌理———居然是因为李路只顾拍戏，不怎么搭理他，反而觉得这个导演是个干实事的人，值得信赖。

“现在这部剧火了，很多人看到报道说早知道你当时缺2000万你找我呀。我说你打住吧，当时你要是知道这个事儿，说不定把之前投进来的都要回去呢。”李路说。“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这是李路在长江商学院学到的道理，在《人民的名义》这个项目中，他又受到了一次“洗礼”。

李路说，他“到现在还是惴惴不安，两年都没有睡过好觉了”。

导演李路说，剧中这些老戏骨都是自己一个个谈来的，把他们凑齐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图为张丰毅、李路、吴刚合影

拍摄难题，需要深度挖掘人性与情感

资金到位后，李路肩上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他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部剧。

据了解，《人民的名义》摄制团队将近400人，80多名演员，半数左右是明星，总共有2700多场戏、300多个场景。拍摄场地涉及南京、北京等地，且夜戏过多，审讯和会议等多发生于夜间。“这么多演员的群像戏是对我新的考验。”李路说。

为了还原整个政治生态，李路在接到周梅森的剧本后，从影像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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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将自己一贯擅长运用的温情元素，加入到似乎很“高大上”的反腐剧中，对人物情感进行了深度挖掘。

例如，在原来的剧本中，侯亮平被派到汉东省执行任务，他的妻子钟小艾举双手赞同，鼓掌欢送。但李路认为，这个情节发生时，汉东省前反贪局长陈海刚出车祸，侯亮平此时去汉东，即将面对的形势极其复杂，是存在很大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作为妻子欢送是不符合人情常理的，在具体拍摄时就做了调整。

还有一场戏，是陈岩石去世后，大家集体参加他的追悼会为其默哀。李路认为，应该将追悼会改为追思会，省委书记带领所有人集体回忆他光辉的一生历程，为其鼓掌。“周梅森不同意鼓掌，但我坚持。他说人都去世了，怎么还鼓掌。我说必须鼓掌，这是追思会，不是追悼会，是在缅怀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在为这种精神鼓掌，除了有淡淡的温情，还有更高的品格。”

李路充分运用美剧电影化的镜头语言，采用极其写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他以赵德汉吃炸酱面的那场戏为例，“侯勇光吃面条就吃了一斤，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营造非常真实的效果。”另外，侯勇长着一副英雄脸，在李路的印象里他根本没演过反面人物，当时李路提出请他演这个角色，包括周梅森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

“但是看完后都觉得效果太棒了，完全把那种貌似憨厚老实的贪官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拍了三个通宵，我给侯勇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趴在地上准备逃走，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一下子就出来了。”

剧中“一一六”事件现场，由白志迪饰演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有两场戏最令观众动容，一场是跌跌撞撞爬脚手架，在起重机下通宵护厂；另一场是在省委常委会上谈攻打云城虚报两岁火线入党扛炸药包。李路表示，这两段戏自己看一遍就感动一遍，“白老师演得不露痕迹，当时攀爬脚手架、头顶铲车也是我现场设计的调度，现在看来效果气氛都出来了”。

全剧均采用同期声，而非后期配音。李路感慨：“没有一部剧像《人民的名义》这样敢‘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拍得如此写实。”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无论在对社会全景式的呈现上，还是对人性的发掘上，都超越了以往的反腐剧。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小官巨贪到副国级大贪，从反贪局局长到市委书记、市民、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台词非常犀利，如果按照普通电视剧的审查标准，很难通过。这次广电总局给予放行，意味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非常难得。”李路说。

在人物塑造上，剧中的很多角色不再“脸谱化”，而是呈现出多面性和复杂性。赵德汉被抓时涕泪横流，他哭着说：“老婆不知道，没告诉她，怕她为我担心，我儿子还小，万一进去了，他们娘俩怎么办啊！”

此时很难想象，这个为家人担忧的处长就在几分钟前，吐字清晰地说出他的受贿金额：两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元。“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好，人的另一面第一次这么真实地展现。”李路说。

周梅森非常赞同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品，不仅仅要写出事件、人物和他的故事，还要对事件思索，发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刻含义。

他认为，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的思考量巨大，超越了他以往所有的文艺作品。为了写出一部当代中国的“官场现形记”，他思考各行各业的人物心理，试图洞察腐败、懒政、拉帮结派和权力纠纷背后的逻辑，并体会百姓的切肤之痛。

周梅森的弟弟五年前下岗，当年的同学们也大多下岗，每月靠1000元的退休金过活。煤矿工人出身的周梅森深知，底层百姓的现实生存状态，很多比小说中描述的还要糟糕。而同时，腐败伤害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形象，更是世道人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西坡这个角色。他本来是个很讲道理的老党员、老工人。政府集资出现问题，他心里清楚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政府埋单，但仅仅是一句话，他就被说服，加入到群访的队伍中。别人跟他说：“贪官一贪就是几个亿，我们管政府要点补偿款，算啥？”

周梅森认为，这就是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连一位老工人、老党员都不讲理了。“其实，那是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气。”

等待过审：“要做好删掉5集、改1000次的准备”

为了让《人民的名义》“有深度有悬念有剧情”，以更加契合湖南卫视这个播出平台，李路在这部主旋律正剧中也引入了一些新手法，将严肃的反腐题材进行了通俗化的改编，“谁是真正的贪官”成为目前推动这部剧的悬念之一。

全明星阵容也是李路一开始就定下的策略，“演员一定要是要上档次、有功力的”。这种主旋律正剧的操作方法从《建国大业》开始就在不断证明着商业上的可行性，为《人民的名义》注入了高口碑自来水。李路描述起演员们现场飚戏的场景时，表现得十分兴奋：“他们都是直接前天晚上在房间里想好怎么演，第二天上来就来。就像武林高手过招的时候不用拿刀拿枪。”

电视剧爆红之后，所有的投资款项也被媒体曝光得底朝天，从中我们得以获知，这部电视剧的总投资也就1.2亿元，其中演员片酬花去4800万，占比才40%。《人民的名义》虽然没有小鲜肉，却有一大把老男孩——陆毅、张丰毅、吴刚、侯勇、许亚军……这些老男孩的片酬加起来，其实4800万是远远打不倒的。

能请来这些老戏骨，李路几乎是动用了入行以来所有的人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边求大哥大姐帮帮忙行行好，一边又号召他们“一起来干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后，不但陆毅给他打了5折，张丰毅也带着一身肌肉登场了。据说不仅张丰毅读过小说，到处揣摩领导的坐姿言谈，连老干部陈道明也隔三差五来剧组帮忙出主意。

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这也是一贯以娱乐闻名的湖南卫视最终选择购买此片的原因之一。最终，1.2亿元投资的电视剧，仅仅是湖南台2.2亿元的收购价，就已经赚回本钱。湖南卫视更是被誉为“捡了个大漏”，因为《人民的名义》能创造的价值，绝不止2.2亿。

看起来，央视这次走宝了。他们对于电视剧长度的限制和价格的限制，最终错失了《人民的名义》。而在这次购剧过程中，湖南卫视则被看作“在价格上一点都不欺负新手，有点雪中送炭的感觉”。当时是在开拍后不久，湖南卫视到剧组考察，六七个人左右的团队一共来了三次。“他们的嗅觉和李路一样灵敏，拍板决策程序也很快”，“他们很有诚意，（他们的）热情感动了我们。”李路说。

但据媒体报道，湖南卫视的这次雪中送炭背后，也有着严苛的合同条款，比如规定剧组2017年1月15日必须交片，一旦审查不过，超过一天罚5万，连续十天之后，合同就会自动终止。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拍完送审时，周梅森曾跟李路打了招呼：“要做好删掉5集、改1000次的准备。”多家媒体报道的“十天光速过审”，也被李路否认。

好在最终只有几十处的内容需要修改，有关部门的人员对此剧均作出高度评价。

2017年1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新任司长毛羽在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年会上发言称：“这段时间，我们在审看周梅森编剧、李路导演的《人民的名义》时，一直被这部现实主义大剧感染着。我们非常敬佩主创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

毛羽说：“剧中腐败势力非常猖獗，形势非常严峻，但看的过程中，每一集都有正面的力量，光明战胜黑暗。从这部剧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李路认为，毛羽的这段话，是对《人民的名义》最精准又简练的评价，是这部剧中心思想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三声》、《新民周刊》等）

作为该剧的总制片人，高亚麟原本只计划投资2000万，但是最初资金还缺2000万，为了搭救好友李路，他卖房押上全部身家，补上了资金漏洞，也因此成了该剧占比最大的投资人。在剧中，高亚麟把刘新建这个敏感胆小的贪官塑造得格外生动

【链接】

周梅森：改善政治生态就是收拾世道人心

周梅森从一个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作家，商场宦海，浮浮沉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人生是契合的，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

他当然不满足于写反腐小说，他要文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他要讲述“一个大中国的故事”。

“我弟弟以前工作的煤矿破产了，后来调到一个厂，没等到退休又破产了。现在，他夜里帮别人照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一千八百块钱。我的一个同学，从三十多岁开始摆摊烙煎饼，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现在看起来比我苍老将近20岁。生活里像这样的故事多得是。”

“我感到悲哀。为什么？从20年前我就为他们呼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一方面社会总财富在暴增，另一方面他们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少，两极分化严重。像这些东西与反腐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它很真实，我都纳入了《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说，他最想讨论是政治生态，是土壤问题。

“《人民的名义》里几乎没有重样的贪官。有的是知识分子，嘴上讲人民讲得最多，他什么都懂，会人格美容，贪念也最大。有的是政治暴发户，从饥饿的年代走进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清楚看到了时代的机会，把贪腐视为改换门庭的方式。有经济暴发户，革命家庭出身，《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还有一种，二、三十年就在处级岗位上打转，反正也升不上去了，就把手中的权力拿来变现”。

“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人的堕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关键要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人民日报》201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