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忠

江西日报都市新刊副主任、高级记者

从“乡村衰落之争”看媒体如何进行价值推送

徐锦忠

江西日报都市新刊副主任、高级记者

每年年底，照惯例都要来一次自媒体上的舆论焦点之争，去年年底是关于乡村衰落的。首先由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磊光的《我们回家究竟是为了什么？》发端，文章在推送时因标题加上“一位博士的春节返乡笔记”而走红网络，从而引发争议。回应的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刘连泰，他以《文科博士，回家能不能别装？》一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此文引发西北政法大学胡海容的直接驳斥，他的《九问厦大刘教授：您凭什么说别人装？》，火药味已经很足了。自媒体上的舆论焦点，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农民日报》发表该报副总编辑何兰生的长篇文章《如何看待传统村落式乡村的衰败？》，全面分析了乡村衰落的前因后果，提出了应对策略，似乎想给这一争议做一定论。但笔者相信这番争论并不会因此画上句号。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乡村衰落这一研究课题，自有“三农”问题专家去解决，几位和“三农”不沾边的博士的文章，其实起的只是抛出问题的作用，带着情绪化的宣泄，于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益。作为媒体传播的内行，我们看这一争议，却必须要看出一些门道来，即要从这一争议中，看出媒体如何在多元化舆论生态下做好主流价值推送的一些规律性门道来。

首先，从“乡村衰落之争”要看得出当前网络舆论生态“无权威、非主流，无和谐、非和平，无时空、非定论”的新常态。

在传统媒体谋求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中，必须看到，自媒体、新媒体也在自己的运行轨迹上加速发展。自媒体这些年的发展，使得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无权威、非主流。这是一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的时代，人人想说，人人敢说，个性化、随意性言论层出不穷，并且大都缺乏为自己言论担责的意识。“乡村衰落之争”参与的各方很多并不是“三农”问题专家，言论跨界的特征明显，体现的是想说但很难说到点子上。在争论中，参与的各方立场已定、思想固执，选择性发声的特点明显，个体宣传自己主张的意识浓厚。带着这种态度参与争论，当然嘴上谁也不能说服谁，心里谁也不敬畏谁。争论者大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网红，他们有自己的传播渠道，蔑视权威，否定主流，大都有图出名、搏上位的欲望诉求。

二是无和谐、非和平。自媒体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深耕网络的意见领袖自然深知其中奥秘，做标题党都已小儿科了，他们现在做的是拎刀提枪，直接开火对干，语不惊人死不休。“乡村衰落之争”的参与各方，天南地北，素昧平生，但一语不合就全面开火，甚至不顾及高校教授的斯文体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笔者以为，许多社会话题并不涉及各自的私利，之所以能引起如此火爆的争论，和争论者趋名逐利的网络预期是有关的。在言论不容易被“和谐”的社会管理领域，他们的火爆言论，可以引起更大的关注。这种预期是极坏的。

三是无时空、无定论。今年自媒体上乡村衰落的争议，其实并不是新鲜话题。百度可知，这一话题是多年来的焦点、热点，类似于《乡村的衰落》《乡村衰落之痛》《中国乡村衰落，农村成“386199”部队居住地》等文章大量涌现。今年该话题再度火爆，是因为争议各方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在具体争议中，话题触及了知识分子价值再判断、社会再定位等更敏感领域，是借乡村衰落这一舞台，唱知识分子内心徘徊的戏。无论由什么原因触发，都可以看出，自媒体领域的争议已呈现出无时空、无定论的特点，反反复复，率性随意，如星星之火，时明时灭，一不注意，就成燎原之势，让人始料未及、猝不及防。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好，“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也罢，记者编辑和新兴媒体从业人员要牢记担负的神圣职责，不能因为媒体形态有所变化、新闻产品生产方式有所改变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真谛。媒体人无论是用笔、镜头、声音，还是用电脑、手机、网络，都应该坚守媒体从业者的基本职业操守。

其次，从“乡村衰落之争”要看得出媒体从业者“为国为民坚持真理、劝人从善纯净心灵、主持正义公道正派”的价值坚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好，“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也罢，记者编辑和新兴媒体从业人员要牢记担负的神圣职责，不能因为媒体形态有所变化、新闻产品生产方式有所改变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真谛。媒体人无论是用笔、镜头、声音，还是用电脑、手机、网络，都应该坚守媒体从业者的基本职业操守。

一是为国为民坚持真理。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切实维护我国的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安全。要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替民办难事，为民分忧愁。这是原则，是底线，不能因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形态上有所不同而改变。

二是劝人从善纯净心灵。要重视网络暴力、言论霸凌越演越烈的趋势，扭转言论攻击甚至线下打斗的不良风气。网民大都互不认识，在网络事件面前，充当的大都是吃瓜群众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大都老实纯朴、安分守己。他们或者受人迷惑，或者不明真相，或者一时性急，造成言论上、行为上有所偏激，本意并不一定是恶的。时间一长，冷静下来，他们的认识和态度也会变，甚至会懊恼和后悔。媒体人就要时时、处处做到照顾情绪，劝人向善，多做人性上的分析、心理上的剖析，减少无意义的争议，祛除网络暴力。

三是主持正义公道正派。媒体从业者不是普通的吃瓜群众，“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种职责使命，使得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必须高大上，必须与众不同。这要求我们的网络性格是：理性、宽厚、热情、正派，要求我们媒体人理性、宽厚、热情、正派，做清朗网络空间的中流砥柱。

最后，从“乡村衰落之争”要看得出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舆情监控与引导的趋势变化。

有人将其趋势变化总结为三句话：舆情监控上由求证事实转变到求证立场，舆论引导范围由明朗空间扩大到私密领地，舆论斗争方式由间接含晦过渡到直接有力。笔者认为这个总结很有道理。看变化，找规律，最终要落实到怎么办上来。每一次争议对社会都是一次价值观的割裂、情感的分离，但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教训、启发思维。“乡村衰落之争”至少给了我们以下警示。

我们的网评员要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延伸工作的时间段，将舆论引导的范围触及到朋友圈、微信群，让非主流、非价值言论无藏身之地。要引导网络供应商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突出政治和道德担当，绝不为破坏国家利益、损害民族感情、制造社会矛盾的言论提供平台，甚至站台背书。

一是必须将舆情监控方法由求证事实转变到求证立场上来。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发力方向是建设“中央厨房”和大数据信息智能搜集分析系统。由于媒体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的新闻报道已经实现了从“生死5分钟”到“秒杀”的转变。信息全天候、无死角监控能够让媒体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获得事实真相，求证事实变得轻而易举。但是，网络事件并不只有事实，对事件所秉持的观点、立场和情感，极大地影响了事件传播的方向，决定着事件的定性。网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非常严重，只有立场和情感是固化的，其他都可以巧舌如簧。“乡村衰落”是事实，这一事实是由农民权益保护、发展新型城镇、呵护精神家园等许多分项事实构成的，如果只执着于片面事实，“乡村衰落之争”就永远是没完没了的话题。因此，在舆情监控上，我们要探寻的不是网民说了还是没说，而是要探寻他们是怎么说的，转到求证网民立场上来，以便分类处置。

二是必须将舆论引导范围由明朗空间扩大到私密领地上来。报社一名言论编辑曾告诉笔者，江西省内有位知名的网红曾经给他们的言论版投过稿，但因为观点偏颇，每次审核均不能过关，老是不能发表，于是转为走网络途径，结果反倒走红。传统媒体稿件签发实行严格的编审制，每一篇稿件都被放大镜照过，容不得半点差错，错误言论、偏激观点难于在传统媒体上找到立足之地。开放性的网络给了这些言论生存的土壤，但随着管理的规范化，发表非主流价值观等所谓个性化言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转而进入朋友圈、微信群、QQ日记等相对私密的空间。要警惕这种趋势，加强对网民网络非法外之地的法律知识教育，让他们自觉形成上网守法、文明上网的意识。我们的网评员要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延伸工作的时间段，将舆论引导的范围触及到朋友圈、微信群，让非主流、非价值言论无藏身之地。要引导网络供应商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突出政治和道德担当，绝不为破坏国家利益、损害民族感情、制造社会矛盾的言论提供平台，甚至站台背书。

三是必须将舆论斗争方式由间接含晦过渡到直接有力上来。之所以要如此改变，是因为我们对手斗争的方式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了。过去对网民，我们还得分类。比如前些年笔者任党报微博工作室总监时，就接触过三类网民：第一类是热心正直网民，对社会焦点很热情，不了解实际情况，容易上当，但只要耐心说服教育，很快就能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第二类是沽名钓誉网民，常打政策的擦边球，有自己的私心，给予打击教育后，也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第三类是政治敌对势力，处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根本无法说服教育，唯有坚决斗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现实的教育，前两类网民大都已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懂得实干兴邦的道理，不再纠缠于网络上的细枝末节。只有政治敌对势力表现得更加活跃，并且撕下了伪装的外衣，赤裸裸上阵。他们主攻两点：一是以专制为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普世价值为由否定社会主义民主。针对这些变化，我们也要改变委婉含晦的斗争方式，直接反击，有力打击，既教育群众，也消解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这些人藏身朋友圈，真伪难分，敌友不清，工作比较难做。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带头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