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述之

时代脉动

公厕的革命百年公厕小史

郑述之

厕所，似乎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然而，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公共厕所的质和量，却是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不少人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这类关于中国厕所的“流行语”曾让国人汗颜。

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公厕的发展历程，或许不无裨益。

清末：“满街屎尿无人管”

有人引经据典说，古代中国还是有公厕的。据说，中国的公共厕所最早起源于军队的兵营或城池。《墨子》中详细记载了公共厕所的建筑要求。据说，在汉代，公厕称为都厕。在唐末到宋朝这段时间，里坊制被打破，城市的繁华也达到鼎盛，公共厕所的建立就非常普遍了，还出现了专业清扫厕所的人员。

但不论如何，到了19世纪后期，在时人留下的各种记录中，中国的城市并无公厕。

戏曲名家齐如山回忆道，清末“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

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也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洋人（八国联军）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游历多省，在日记里说北京城是“一大茅厕”：“北京的人家里没有茅厕，大街和胡同的角落，胡同里的墙边，到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所以走在北京的街上，总能闻到充溢在空气中的粪便的气味，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据说现在已经废坏的明代都城，当时建设的时候，拥有规模很大的下水设备，不输现在文明各国的都会。清朝的文明和前朝相比如何，从这里不难推测……”

在1890年代的上海，郑观应的所见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美国人阿林敦则称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

1900年，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八国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在天津，八国联军撤退后，负责接收的袁世凯虽然保留了官厕，但这种官厕，并不等同于公厕，据储仁逊讲，大便须收五文，小便须收两文。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天津街头“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直到1911年，北京城区仍只有官建公厕3座，私建公厕5座。

租界：西风东渐

与清朝治下的情形相反，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全新的公厕文明悄然在租界落地。

1863年新年伊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权机构——“粪秽股”——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内工务委员会名下挂牌设立，其职责就是专管城市粪便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工作。在“粪秽股”下设有卫生稽查员，专门负责清除粪便、清扫垃圾等职责。“粪秽股”设立后，租界内的公厕也开始规划起来。

1864年（清同治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声夺人，在南京路虹峦建成上海市区第一座，也是全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两年后，法租界公董局选择在工人众多的沟渠码头建起公厕，一建就是两座。

之后，各个租界间就似乎干脆开始了建造公共厕所的比赛。

1887年，公董局在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等地建造上海首批分设大便坑座和小便槽斗的公厕。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就在原提篮桥一带，投资2000多两白银，兴建四座更新式的公共厕所。这批厕所，地铺木栅，顶挂煤气灯，还装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在当时可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设施，其卫生水准和整洁程度，也都堪称一流。

次年3月，法租界公董局考虑到公厕内粪便累积，臭气熏人，选择在部分公厕加装冲水装置，还定时喷洒香水。数月后，法租界内几乎所有公厕内臭气都消除一空。英租界见此，随即把公厕必须附设冲水装置立为规范，此后，租界内新盖的公厕也基本都是水冲式的了。

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又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码头或者弄堂、集市、火车站等地建造大批“简易厕所”。19世纪后期，“粪秽股与公厕”与设立菜场、广种牛痘疫苗、建立查访鼠疫制度，成为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四个重要支柱。

后来，租界公厕的干净与舒适刺激了一些本地政府官员，有些官员开始出面鼓励地方士绅商贾筹资在租界外建立公厕。1909年，华界建起一座“公坑”。这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出资、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厕所。

民国：私厕与“掮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推荐37岁的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兴建了第一批公共厕所，统由“清道夫”打扫保洁。而这个公共厕所容纳的粪便，也成了一种盈利的来源。当时许多的农民要进城来收粪肥田，这是因为南京水土肥沃，农业发达，那时又无化肥，全靠天然的粪便，乡村里需要量大了起来，渐渐的，农民们还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因此，家家户户的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1928年9月，卫生局规定私有公厕由业主出钱，按照工务局规定的图式进行改建，限一个月内竣工。一个月后业主无钱改建，则粪便商人出钱改建。建筑完工后，从公厕租值中扣除5成作为建筑费，直到扣完为止。自此，算是拉开了改造私建厕所的序幕。

89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老南京张翰林曾经这样回忆道：“后来，南京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粪业。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啊，来往人员频繁，于是就有私人开始建立厕所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厕很多，是收费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费公厕的启示。”

南京私厕数量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是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效益，私厕甚至专门雇有“掮客”，一方面看守厕所，一方面拉客入厕。这种现象在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

其实，首先想起来收捐的，是四川督军杨森，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一个杨森倒下去，千百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因为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矛盾就出现了。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税务局收税天经地义。最后三家机构协调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街巷里的私厕数量增加后，粪便成了“香饽饽”。厕所的管理者们就想到了一个粪便清除的好办法：招商承包，即向社会招商，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招标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粪便，并交付相应的粪便承包费，这样，粪便被清除了，厕所的所有者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新中国：从缺位到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里的脏乱差成为首要难题。北平刚解放时，城内积存垃圾多达60余万吨，仅是妨碍交通、急待运除的垃圾就有24万余吨。北平平房、胡同较多，厕所的形式大多是“粪坑”，这一类公厕多是露天的旱式公厕，清理粪便靠的是人力背、挨家挨户掏。当时的劳模还有过掏粪工人，例如时传祥，就是每天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淘粪，“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面对这种情景，进行一次厕所革命，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大事。

196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北京讲，“我们不但要想到吃饭问题，而且要想到厕所问题，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怎么能行！”1965年1月7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和崔月犁同志到崇文区清洁队跟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指出“一定要搞技术革新，革粪桶的命，争取早日实现机械化，放下粪桶。”随即，北京市普遍推广用真空吸粪车清运粪便，将旱式公厕改造为水冲式公厕，掀起了一个放下粪桶、改造公厕和户厕的高潮。而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共兴建街坊厕所3100多座，改造户厕15300座。使北京的公厕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连年的政治运动，北京的公厕状况未能有根本好转。北京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了。

7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起航，城市的公厕问题又一次显现出来，这次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统一关注。80年代，公厕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批评和抨击的目标。据统计，批评和抨击过北京公厕问题的新闻媒介约有800多家，报道文章在1万篇以上。曾有外国人形容北京的公厕就是“哭、笑、叫、跳”：哭就是说给臭气熏哭了，笑是指厕所四面无遮挡，很滑稽，叫则是被厕所里蠕动的蛆虫吓叫了，跳指的是厕所脏水直流，怕踩着粪便得跳着走。

那时，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厕这件事都是一个挑战。当时的厕所条件简陋，基本是无隔挡的集体上厕所模式，几堵围墙，一排蹲坑，臭气熏天。胡同巷子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是常事，冬天尿液结冰，夏天臭味弥漫，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之路为“尿尿路”。

北京市政府曾于1984年组织力量，分别检查了城近郊8个区共100多座公厕的卫生状况。而后，市领导多次召集有关公厕问题的会议，拿出了一些措施，使全市繁华地区、主要大街和旅游景点的公厕面貌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市政府能够拨给环卫部门每年每座公厕的管理费用仅为300多元。而实际上，平均每年每座公厕的保洁费、维修费、水电费和人员工资约需800元左右。 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不仅难以稳定保洁人员的队伍，保证设备维修，甚至连夏季突击性的灭虫除臭药剂购买费用都不够。按照目前的造价水平，新建一座二类公厕至少要30万元，公厕改建升类每座至少要5万元。北京的公厕现代化、文明化改造资金约需10亿元左右。从1984年起，北京市政府加大公厕的投资额，已达2500余万元，各区县政府也投资近2500万元。

借助1990年亚运会举行的东风，北京开展了一场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9年，北京共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

全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包括在广大农村，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生厕所，比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厕所等，中国的厕所问题开始有了缓解。

新世纪以后，中国城乡“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已基本解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5%提高到了76.1%。

然而，厕所依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短板。在很多城市，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规划环节且总体技术应用水平落后，卫生水平不高，水电耗费严重。而在广大农村，尤其在北方农村，仍以收集式旱厕为主，很多不合格、不卫生。

今天，“公厕革命”仍然在路上，向着城乡更偏远、更分散、更底层的角落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