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垚

（710122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按郭沫若的分期法，我国奴隶社会从夏开始，经殷商到西周。奴隶社会统治者实行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天子世代相传，均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夏、商、周三代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在《周礼》中记载道：“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因此，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制。在夏商期间还存在野蛮的掠夺婚与买卖婚。随着奴隶主之间的不断战争，奴隶主把战败的奴隶主的妇女，抢夺过来作为妻妾，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甚至把战败国的男女全部沦为种族奴隶，任其蹂躏。到西周时期，除了坚持一夫一妻制以外，还要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原则。另外，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婚姻关系也算成立。同婚姻的缔结一样，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由男方家长掌握，最后发展过来就是“七出三不去”制度。这一法律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在后来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有关规定，都以此为依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在后来的一些列改革中也极其注意法制的建设，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可知，商鞅在变法时已注意到在婚姻家庭方面要改变原有的落后习俗。秦律规定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作为成年的标准，女子身高六尺二寸成人，“许嫁”，双方才具有结婚条件。其次是要经官府登记。《法律答问》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可见，凡是经官府登记的婚姻，才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男尊女卑，妻处于夫权统治下的现象。秦律维护男尊女卑，女子结婚后有到丈夫家生活的义务，秦律还规定了一些维护夫权支配地位的罪名，如“去夫亡”和“娶人亡妻”罪的规定。但同时秦律也保护妻子的人身不受丈夫侵犯，丈夫殴打妻子属违法行为，另外夫妻间需相互忠诚。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礼法合一。其中，“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礼记·效特性》里记载：“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儒家伦理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但董仲舒在推广儒家思想时却有所改良。认为如果丈夫一方去世了并且夫妻双方并没有孕育子嗣，那么妇女也是可以再嫁的。这就体现出在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也会视情况而允许女子再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盛行士族门阀制度统治，所以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禁士庶贵贱通婚。

隋唐时期婚姻制度依然遵循宗法指导、礼法合一、男女不平等性的原则，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性、公开的等级特权性和严格的国家强制力等特点。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代遵守“许婚”和家长主婚制度，“许婚”表现为“报婚书”、“受聘财”等。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唐代社会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贞节观念淡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唐律·户婚》对于婚姻解除的规定了“和离”、“出妻”、“义绝”，这些规定，在本质上强化了封建宗法制度，巩固了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两宋婚姻的立法大体沿袭唐制，比较突出的特点有禁止族际婚，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其次提倡中表婚，南宋期间有因亲及亲的说法，虽然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不加禁止；第三，封建家族等级森严，严格反对异辈婚；最后为了防止家族财产不分散，劳动力不外流，宋代禁止“收继婚”。另外，对于婚姻离异，《宋刑统.户婚律》对“无子”作出了规定，已婚妇女在四十九岁之前是不能被夫家以“无子”条件赶出家门的，其余皆沿袭唐律规定。

南宋灭亡以后，蒙古族南下将蒙古的一些习俗带进了中原，元朝的法律也有所反应。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规定，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或称嫁娶礼书），作为婚姻成立的契约，并且大量收受聘礼，婚书上写明议定的聘财数额，然后依礼成亲。元代婚姻的解除与唐宋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又适当放宽了离婚范围，并且对离婚制定了法定程序；在改嫁方面，元朝相比唐宋也较为宽松，对正常改嫁不但不禁止而且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元朝的婚姻制度遵循前朝但又体现了“各依本俗”的原则。

明代婚姻制度基本沿用唐宋旧律，如凭媒而立，家长主婚，写立婚书或者收受聘礼；在结婚年龄上，《大明令·户令》明确规定： “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制： “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即男女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年龄，并且禁止“娃娃亲”。明初朱元璋年间酷刑重罚，这对于违反婚姻在适用刑罚上也有影响。《大明律·户律》规定： “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者，笞五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婚姻立法的进步。

清朝入关之前，实行早婚制；入关以后，清承明制，规定男十六，女十四为法定结婚年龄。清依然以婚约、婚书与聘财为婚姻缔结条件，沿袭前朝的家长主婚制度。清朝婚姻的解除“沿袭七出”、“三不去”及“义绝”的离婚条件，但有所区别，“义绝”分为“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和“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义绝不仅是已婚夫妻離异的条件，而且定婚后尚未嫁娶的未婚夫妻也可因“义绝”解除婚约。

从上述传统的婚姻制度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不同时代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当前，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婚外情、家庭暴力现象，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女性地位低，家长权利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对传统进行反思，才能对现代有些现象多一份深刻理解，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