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环境与农业在古蜀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2017-05-31王蓝侨

现代交际 2017年8期

王蓝侨

摘要：自然环境是文明发展的载体，农业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一个地区文明的发展与这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这两者自身的发展，也并非是独立的。先秦时期西南古蜀文明的发展即是对这一看法的很好例证。

关键词：古蜀文明农业自然环境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8-0089-02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革出发。”[1]由此，若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历史进行记载，则离不开对该地区本身具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古蜀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各项活动的记载。因此，本文主要从古蜀之自然环境和农业两方面对古蜀文明作一简单探究。

一、古蜀之地理范围

若要对古蜀文明史进行探究，第一件事即是明确古蜀之地理范围。到底何处才为古蜀？这一问题，众多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或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区域的地理范围本身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或规定，因此，这也就成了众多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关注的话题。综合此前各类文献记载与古今学者之研究得知：古蜀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今川东地区，并曾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同时也有学者称：“其中心或主要部分即为今成都平原及附近区域”[2]，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介于东经97°21'-108°31'和北纬26°03'-34°19'之间，面积为485万平方公里。[3]如清嘉庆《四川通志·食货·田赋上》中所载：“古所称蜀地……大抵成都近地言之。”这样看來，古蜀文明的发展即是大致以成都平原地区为主要部分而发展开来的。

二、古蜀之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一个地区本就存在的事物，区域文明发展以此为载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古蜀文明也不例外。

从地势上来看，“早在一亿年多年前，当四川盆地隆起上升时，成都平原却下陷成一个凹陷深度从数百米至上千米不等的内陆湖。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发源于西北山地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下游携带大量泥沙，沉积于湖底，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的典型的冲积扇平原。”[4]后经学者考古发现，其地面上覆盖第四纪松散堆积物，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状态：“大致以岷山、邛崃山、峨眉山为界，形成东部和西部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划。西部是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高原北部属青藏高原主体的东缘。南部属横断山脉的北段。四川东部是著名的四川盆地，自西向东由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峡谷组成。”[5]同时，在盆地北部还有横亘的秦岭、大巴山。

北部秦岭、大巴山这一天然屏障，使得四川东部盆地整个区域范围内在冬季不会太容易受到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影响，也就不会出现极冷的天气现象，反比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温度稍高，全年无霜期也长达337天；同时，由于其特殊的纬度地理位置，使得该区域每年受到太阳的照射时间或接收到的太阳能也不算太少，位于我国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较多，平均气温在164℃左右，全年积温为4900℃-5000℃。降水量、热量条件都较为优越。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可知：“当时年均温度比今高约2℃，同时降水量也更加充足”[6]，即“在夏商西周时，中国西南气候普遍比现在温暖湿润，地表水面比现在广阔。这是与竺可桢气候变化图中公元前3000-4000年的温暖期大体吻合”[7]。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区域成为适宜古蜀人定居并开展各类活动的好地方。

川西地区虽和东部盆地差不多同处一个纬度，却因其海拔较东部高，气温相对较低，霜期较长，全年降水量和湿度均低于东部地区；同时，也因其海拔较高使得其受到太阳辐射的时间较长。

境内由于先前形成的内陆湖并未完全消失，各处仍零星散布着多处小湖泊；加上境内以长江水系为主的多条河流，使得该地区水源较为充足：贯穿于高山峡谷间从西北高原至盆地西南边缘的金沙江；“由西北而南东，与自北而南平行注入其中的雅砻江、安宁河、大渡河、岷江共同构成的岭列东西、河贯南北的平行状水系”[8]；在盆地东部，则有长江自西向东穿梭于平原峡谷间，更有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河注入长江。这些河流、湖泊或沼泽等的存在，无疑为该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盆地内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来自川西北高原的河流到了东部相对较低的地势后，河流所带泥沙因地势原因而不再随河流动，沉积下来，形成广袤的冲积平原。据相关考古学者研究发现：“这种土壤具有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保水肥力强，土质柔软、疏松，易于农业耕作的特点，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土壤。”[9]

作为自然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植物、动物的生长与繁衍也毫不逊色。“早期成都平原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水草丰盛，植物繁茂，同时又参错森林地和稀疏林木地。当时的植被面貌以常绿阔叶林和草本植物为主。木本植物包括榆属、山毛榉属等；草木植物中，以禾本科占主导地位，还有以菊科和水龙骨科为主的草本、蕨类植物等。”[10]而此时的古蜀地区的动物以野生为主，如：“梅花鹿、水鹿、赤鹿、白唇鹿、犀牛、象、猕猴、豪猪、黑熊、灵猫、家鼠等林栖性兽类，以及乌龟、陆龟、鳖、鲤、鲫等两栖和水生动物。”同时，境内广汉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地出土的“数以吨计，属国内罕见”[11]的象牙表明当时的蜀地还有大象等的存在。而大象实为更易于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下存活的生物，与前面所述当时气候较现在更加温暖湿润吻合。当时，如此多的象牙出土也是与《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其宝则有……犀、象”相一致。这样看来，大象等热带动物在当时即是成都平原本地所拥有的。

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怎能不吸引古蜀人民在此定居呢？事实上，新津宝墩文化遗址、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的发现也证实了古蜀人民的智慧，他们充分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定居于此，开展活动，形成灿烂的古蜀文明。

三、古蜀之农业经济

優越的自然环境使古蜀人民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蜀地定居下来，而要继续生存下来，古蜀人民也尽力发挥其智慧，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使得当时的古蜀农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也形成了独有的古蜀农业文明。接下来，我将主要通过对当时农作物种类、渔猎业的描述简单了解。

（一）农作物种类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古蜀人民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古蜀地区繁多的农作物种类即是对此的最好的见证。虽然在“迄今为止的古蜀考古中，尚未发现直接从本地野生植物的栽培转化而来的早期农作物的实物遗存”[12]。同时“稻作农业的开端，也因迄无可靠资料，不能予以确定”[13]。但总体说来，不论古蜀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是否为古蜀人民“原创”，当时的各类农作物后来也经古蜀人民的发展而成为古蜀地区先进的农业文明的一个象征。

《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聚爰初。”[14]其中，“都广之野即为成都平原，已为学者之定论”[15]。当然，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成书时间，蒙文通先生曾做过专门的论述，很多学者也已有所涉及，这里也就不再赘述，因此，大可不必怀疑其中所述场景是否为古蜀时的情况。其中，“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即为当时的几类主要农作物。“膏”之意，晋人郭璞注解道：“言味好皆滑如膏”，大抵是说：当时菽、稻、黍、稷的味道较为细腻、润滑，正如膏一般，因此，可以说当时的这几类农作物品质是极为优良的；同时，冬夏两季都能种植的“百谷”也会在人们撒下种子后自然生长，并最终成为人们饮食所需之必需品。

除了上述几类农作物以外，古蜀人民还将当时蜀地的稻作农业发展得很好。当然，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蜀地并不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很有可能是从四川盆地外引进的一个农作物种类。”[16]如李昆声先生认为“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17]。暂且不谈蜀地是否为中国稻作农业之起源地，当水稻传入蜀地后，古蜀人民仍是将其作为能满足人们饮食需求的一种粮食作物大力发展。汉扬雄《十二洲箴·益州箴》记川西“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饱”。还有现今大量考古发现当时人们还将稻谷壳、稻草用于建筑，即当时房屋大多先在里外两面涂草抹泥，后经火烘烤使其成为坚实的泥墙式墙壁，稻谷壳、稻草也就成了这种建筑的理想材料，因此，当时人们不仅以稻作为满足生存所需的粮食外，还将其不能食用的稻草、稻壳以他用，这可真是古蜀人伟大智慧的体现。

当然，当时蜀地的经济林木、瓜果蔬菜等也是为后人所惊讶的。《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其山林泽鱼，园囿瓜果，百谷蕃庑。四节代熟，靡不有焉。”[18]《汉书·地理志》里也说道：“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当时的古蜀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展各类农作物。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植物大多是在川西地区种植的，川西地区由于海拔高、日照时间较长、昼夜温差大等条件，充分发展蔬菜瓜果，使得其口味绝妙。

（二）渔猎业

原始时代的农业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点，而人们的吃、穿主要是来通过对大自然野生的生物的采集而获得。除了对普通的较“素”的一类植物的采集外，还有对野生动物的“采集”，如打鱼、捕猎等。到了古蜀时期，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农业技术等，种植多类农作物，有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并开始将一些野生动物圈养起来使其有了家禽、家畜的饲养。同时，他们仍未完全放弃由来已久的打鱼和捕猎生活。这仍然作为当时人们肉类食物的另一来源，以弥补家禽家畜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现象。显然，这一类型的农业经济并非占当时的主导，而只是“农业经济的辅助手段”[19]。

大量的遗址和考古发现的一些现象为其提供了佐证：大量兽类骨骼如虎、鱼类等的出土；生产工具中出土的石镞、铜镞等都为狩猎的有用工具；石网坠、陶网坠等为捕鱼的工具……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古蜀时仍存在的打鱼、狩猎视为当时社会落后的标准，因为，这不仅是当时古蜀人充分利用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的表现，打鱼、狩猎所获得之物也满足了当时人的肉类事物的渴望。

四、古蜀之文明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古蜀时期西南蜀地独有的自然环境；同时促进了蜀地各类农作物及农产品的生长；农业的发展又使古蜀具有了特有的农业文明。不得不说，自然、农业两者之间的确有着较大的联系，而二者的共同作用则促进了古蜀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24.

[2] 李桂芳.略论先秦时期的古蜀农业[J].中华文化论坛，2009（S2）：176.

[3]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

[4] 姜世碧.成都平原先秦农业初探[J].农业考古，2002（3）：26.

[5]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

[6] 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测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J].历史地理，创刊号.

[7]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2）：16.

[8] 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

[9] 姜世碧.成都平原先秦农业初探[J].农业考古，200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