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仕明

2013年，四川省委書记王东明首次提出“四个好”，随着四川省脱贫攻坚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等重大策略的推动，“四好村”创建已成为全省破解“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指向之一。本刊就“四好村”相关问题与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符刚教授和四川农业大学生态农业与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李首成教授进行了对话。

变与不变：从“二十字方针”到“四个好”

《新城乡》：“四好村”创建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

符刚：从本质上看，“四好村”既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的村，因为它强调良好的生活基础和精神品质；又是以人为本的村，因为它强调人的生活、人的发展、人的素质。“好房子”可建、“好日子”易过，但“好习惯”“好风气”难成，因此“好习惯”“好风气”的养成往往更需要时间，是“四好村”创建的重点，也是关注的焦点。

李首成：“四好村”内部有一个很强的线索建构。它内涵在当下：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外延在未来：形成好习惯，养成好风气。其实有两个词语可以概括它的整体设计：安居乐业，风清气正。要过上好日子，就要安居乐业；好日子要长久，就要风清气正。

《新城乡》：从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到“四个好”，期间差不多刚刚十年。对应四川省农村发展的十年，这意味着什么？

李首成：有一个说法，现在是新农村建设的4.0时代。1.0时代是指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时代是指新世纪初的“二十字方针”，四川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得到了广泛关注；3.0时代是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成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4.0时代是2013年美丽乡村的提出，四川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四好村”的创建。“四好村建设”的提出，说明四川在破解三农问题方面，始终拥有明确的重点和方向，而且始终走在前列。

符刚：这十年是农村跨越式发展的十年。具体体现在：一是规划引领了社会健康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土地增减挂钩等政策使村民住上好房子。二是产村相融改善了民生。住房建设让幸福美丽新村有了“魂”，产业发展则让幸福美丽新村有了“根”。基本实现了家家可创业、人人能就业的良好局面。三是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农村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当前四川新农村建设已跨过了“量变堆积”的阶段，逐步转向“质变和涅槃”。

力与着力：“四川智造”的逻辑和关联

《新城乡》：“四好村”的创建，是四川首先提出来的。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四川创造”？“四好村”的逻辑体系在具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体现？

符刚：“四好村”不仅在新的形势下的“四川创造”，更是“四川智造”，“四个好”不是心血来潮想出来的，是根据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形成的。在具体实践中，“四好村”的创建尤其要注意四点：要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要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要与灾后重建无缝对接、要与农业供给侧改革高度耦合。具体来说，一是要强化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农村图书馆与文化室、建设农村文娱团体团队、加强农村文明宣传教育、推动农村夜校建设；二是要不断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通达新产业新业态的带动，使农民收入更高；三是要加强农村环境和文化繁荣，推动农村生活环境更美、生存状态更好、精神品质更优。

李首成：我非常赞成符刚老师的观点。我联系的一个贫困村，它地处芦山大地震的极重灾区。经过认真研究，最终决定把脱贫任务和整村发展推进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科学编制包括山、水、田、林、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农房改造、产业塑造、文化繁荣、村规民约贯穿到规划当中，统筹兼顾、并行实施，最终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个还需要时间去验证和巩固，对此我们要有耐心。

《新城乡》：刚刚两位专家都提到了“四好村”与脱贫攻坚的关联。这也是目前社会都在广泛关注的问题。能否解读一下“四好”与“脱贫攻坚”之间关系呢？

符刚：从内涵上看，“四好”与“脱贫攻坚”要求是一致的。“四好村”标准和贫困户“1超6有”、贫困村“1低5有”和贫困县“1低3有”的脱贫验收标准是有机结合的。“四好村”建设必须以高质量全面脱贫摘帽为保证、以提升农村群众素质为基础、以农村群众广泛参与为重点、以固化长效化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重要支撑、以深入常态化开展“四好村”建设为目标和要求，加快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农户+产业、生态、法治、文明”的共同发展模式，建设成为“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为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奋力争当全面小康排头兵注入强大动力和新的内涵。

李首成：从实践层面来看也是如此。“四好村”创建比脱贫攻坚的要求更高。目前四川省命名了1481个“四好村”，“四好村”的名单与特色村、特色村寨的名单之间是有重叠的。在具体实践当中，应立足交叉点，注重指标的兼顾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有重点、有特色地推动四好村创建工作。

为与不为：“复兴乡村”的主要抓手

《新城乡》：“四好村”的后两个指标主要指向精神文明、乡村文明复兴，这是当下中国农村的痛点，在您看来，如何复兴乡村文明？抓手有哪些？政府如何作为？

符刚：复兴乡村文明，首先必须警惕“单向化”的陷阱，把城市化看作是唯一的方向。其次，复兴并非简单沿承。乡村文化要在自身突变的基础上积极与其他文化融合。再次，乡村文明建设需要重设“三农”新座标，培养出知行合一的新知识分子，促进包括人、财、物、价值、眼光等要素向农村回流。

政府作为中需强化五点认识：一是“尊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自己去作主。一句话，农民答不答应、满不满意是衡量“四好村”创建成功与否的重要尺码。二是“引导”，注重农村教育，加强规划引领和试点示范。要对现行政策进行疏理，该废止的废止，该配套的配套，该完善的完善。三是“支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四是“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合作组织、技术协会、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把各方面力量都组织到创建中来。五是“维护”，特别是要注重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避免在创建过程中损伤农民权益。

李首成：乡村文明的复兴，本质上在于新型生态体系的建立。这种生态体系不仅仅是环境的生态，而是一种从人文到自然和技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包括群落生态、社交生态、文化生态和传递生态。这种新型生态的建立，现阶段重点应该在于“过上好日子”。因为从目前地方的实践来看，现在房子的问题基本解决或马上能够得以解决。但要想吸引村民回到农村，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产业的支持，要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方式吸引农民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