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飞

四川“四个好”创建工作发轫于2013年。当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凉山调研，首次提出“四个好”，即“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随后将“四个好”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四川版“目标”。2016年，多位中央领导赴凉山调研，对“四个好”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认为“四个好”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细化和落实，符合四川实际。四川省委、省政府随即提出“四好村”创建，将其作为推进全省整个“三农”工作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今年年初，四川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命名1481个村为2016年度省级“四好村”。四川提出，力争到2020年，在普遍建成市州级或县市区级“四好村”基础上，60%以上的村建成省级“四好村”。

“四个好”体现了怎样的四川特色？作为扶贫成效最直接、最基本的标准，“四个好”的精准之处在哪里？在乡村文明复兴的进程中，“四个好”又给实践者们提供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导向？

不可复制的四川底色

在四川省委农工委新农村处处长董进智看来，“四个好”使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目标更为明确，也为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导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价值升维，亦具有鲜明的“四川特色”。

“我下去调研，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能够只字不差地说得出‘四个好，为什么能取得老百姓的认可？说明‘四个好很准确，与老百姓的愿望一致，说到了心坎里。”董进智说。

从纵向看，“四个好”是四川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也是10年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走出破题-开局-升级三步曲；横向看，“四个好”则是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四川版”。

始自浙江安吉的乡村生态建设，拉开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序幕。对照浙江，四川的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有共性，即尊重自然、融合产业、留住乡愁、统筹城乡，但更多的是个性，即攻坚性、重建性、田园性、多样性。

来自西部的四川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带有浓重的“攻坚”色彩。首先是全面小康建设进入决胜期。四川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两个跨越”；二是脱贫发起攻坚战。到2020年，四川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此外，灾后重建积累的新村建设经验，对口援建的理念输入，使“四个好”带有不可复制的“四川底色”。

“‘四个好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闭门造车编出来的，是根据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形成的。”董进智说。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以向阳镇策源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二十字方针”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及至统筹城乡的娴熟运用，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四川始终走在农村改革的前列。四川農业大学生态农业与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李首成认为，“四个好”的提出并非无源之水，这说明四川在破解三农问题方面，始终拥有明确的重点和方向。

对此，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符刚则认为，“四个好”的提出，意味着当前四川新农村建设工作已经跨过了依靠“量变堆积”的阶段，开始逐步转向“质变和涅槃”。

脱贫攻坚的四川标准

经过四年多探索，四川“44315”的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思路已经清晰可辨：四大理念：业兴，家富，人和，村美。四大目标：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三大任务：新村扶贫、“四好村”创建、示范县建设。一个典型模式：“小组微生”。五大行动：扶贫解困行动，产业提升行动，旧村改造行动，环境整治行动，文化传承行动。

对当前四川而言，“四好村”创建一方面是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新村和创建文明村镇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对于充分发挥标杆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毋庸讳言，在贫困程度量大面宽的四川，在广大农村开展“四好村”创建活动，将有力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促进”，激发农村群众脱贫奔康内生动力，从而确保我省与全国同步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内涵上看，“四个好”与脱贫攻坚要求是一致的。符刚建议，“四好村”的创建要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要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要与灾后重建无缝对接、要与农业供给侧改革高度耦合。

在省委书记王东明首次提出“四个好”的凉山，聚焦“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凉山已经找到了发力点。

在凉山，“四个好”已经成为检验凉山扶贫成效最直接、最基本的标准。以改善居住条件为基础，以增加农户收入为核心，以培育文明新风为引领，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党政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为基准的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让实实在在的变化走进了生活，并将延续到未来。

“衡量一个地区、一个村镇是否真脱贫、脱真贫，就我省而言，既有具体的数据指标，也有独具特色的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四好标准。”四川省扶贫移民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发展“厚道”的现代乡村文明

近期，董进智连续去内江、南充、遂宁、广安等地调研走访，就“四好村”创建走了二十多个村，他一方面感慨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干部群众积极性高涨，同时也发现许多问题亟需解答：比如如何把握“四个好”的逻辑关系、轻重缓急，特别是针对“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这两个创建中的难点，基层还比较“迷茫”。

从总体上看，“四好”标准中，“好房子”“好日子”更多是从物质形态上来说的，而“好习惯”“好风气”则立足于精神层面，重塑的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精气神，其改变和养成往往更需要时间，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

当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遗忘、衰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乡土文化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任其凋亡，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遗憾和损失。专家认为，应当在更高的层面整合传统和现代的结晶，发展一种“厚道”的现代乡村文明。

如何捏合传统与现代？何为一种厚道的现代乡村文明？在四川“四个好”的创建实践中，也许可以看到答案。

在尊重彝族同胞的民俗习惯的前提下，峨边彝族自治县全力推行“德古+亲情”工作法。面对婚嫁聘、礼金呈偏高趋势的问题，通过德古会盟倡议，约定结婚礼金花费最高不超过7万元，婚嫁开支平均下降2万元左右；面对生活习惯、作风上的陋习，则运用亲情工作法进行引导和劝阻。

精准锁定针对贫困家庭致富能力弱的实际，内江全面实施“农村家庭能人”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帮助有劳动力的每户农村家庭培养1名以上农村家庭能人，成为贫困家庭整体脱贫奔康的“顶梁柱”。和“四个好”一样，内江对农村家庭能人的定义同样洗练直白，是“挣得到钱、当得好家、待得来人、走得正路”……

在创建过程中，各地基层正不断丰富着“四个好”的内涵和外延。董进智认为，“挣得到钱、当得好家、待得来人、走得正路”——这就是基层在创建实践中，对“四个好”的丰富完善和精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