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仕明

四川是农业大省，主要农业生产指标如粮食、茶叶、油菜籽、中药材、休闲农业等长期位居全国前列甚至榜首，畜牧、水产、林业等也极具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天府之国就是中国重要的农业中心，这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共同带来的历史荣光，在新一轮产业洗牌的过程中，成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四川别无选择。

近日，四川省委农工委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是农业从业者，更是范围广泛的农业服务群体。要积极进行核心制度建构，激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人员、返乡创业人员三种人，聚焦这“三类人”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大自然的风调雨顺是四川农业肇端的天时，都江堰的水旱得序是天府农业发展的地利，那么显而易见，“三类人”的核心建构，将是四川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人和。补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最后拼图，这是一条既符合四川现实，同时也能面向产业和未来的供给侧改革之路。

古典农民的终结与新型农民的开始

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这是耳熟能详的道理，但就农业生产的现状而言，却存在着较大的现实困境。一句危言耸听的话正在不断增长的空心村和渐渐荒芜的土地上成为现实：农村正面临人去楼空的窘迫，土地正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农业正面临着日益式微的危机。

如果没有了农业生产者，面临的将不是供给侧改革，而是供给侧消失。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在未来，土地由谁来耕种？农业由谁来经营？发展由谁来主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亦是中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

学界已有定论：古典农民的终结，将是新型农民的开始，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现代农业的发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在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农民颇具硕果，但在西方国家中，古典农民的终结过程，具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和沉重，英国圈地运动和美国血泪之路无不如此。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统领下，如何通过优秀的顶层制度核心建构实现充满人情味的过渡，将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问题的答案，指向了以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人员、返乡创业人员为代表的“三类人”，以及“三类人”之间的良性互动。

顶层设计与基层觉醒

有必要厘清“三类人”的概念，因为从供给侧改革的实践来看，“三类人”已经在近年来的四川得到了较大体现。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2015年，四川省发布了《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计划从2015年到2020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万人，包括生产经营型18万人、专业技能型6万人、专业服务型6万人。

农业科技人员一般包括三类，一是在涉农机构从事农业科技专业研究的人员；二是在基层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三是在经过一定认证的农村实用人才。2016年，四川省印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四川农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完善科技人员激励政策，推动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具体举措。

返乡创业人员，是指外出工作或经商半年以上，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资源，掌握了一定技术和信息后回到家乡创办工商企业的人员。2017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单列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稳步扩大农民外出务工规模，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上述文件的出台，无不体现出作为中国传统农业供给高地的四川省，正在下定决心回答“未来农业由谁来主宰”的历史命题。其目的应是通过政策的顶层设计，积极推动基层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意识觉醒，通过一系列具体化举措，解决“古典农民终结与新型农民诞生”的问题。

截至2016年年底，以“三类人”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发展到28585家 ，农民合作社增至63276个。从数据上看，顶层设计的确促进了一批农业逐梦人的觉醒。但对于效果的评估，数量叠加只是一个参照，更重要的是优质资产率。

六年前，大学毕业的陈海斌从城市回到农村，选择从事农业，却没想到过程如此艰难。作为一个具备了“新型农民+农业科技人员+返乡创业人员”所有要素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他的艰难，源自于对技术的渴求、对资金的饥饿、对市场的痛感。“2011年，养鸡，市场低落，失败；2012年，养羊，死伤大半，失败；2013年，养猪，入不敷出，失败。”陈海斌并非孤例，在密集政策的出台下，给很多逐梦农业的人带去希望，但接下来如何配套细化扶持政策，恐怕才是激活“三类人”的关键所在。

系统建构与精准支撑

从2015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的系列举措，到省委一号文件的高度聚焦，到近期省委农工委最新决策，细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在“三类人”上的着力，这既是响应习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四川嘱托”，也关乎到天府农业顺利转型的“四川使命”，更是八千万蜀地百姓的“四川期待”。

农业造就了四川，也影响着四川。四川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回答“土地由谁来耕种”的历史问题，更要从微观层面上提供一种“技术性可能”。農业供给侧改革远非一日之功，需要源源不断地创新接力，宏观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在广袤的土地上具有操作性、可行性和易复制性的模块化特征。

一是加强“时”的要素。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精准识别一个行政村、一个城市社区、一家社会组织、一个社会企业、一个农业科研机构，实现“五方共建，借势而为”，为“三类人”的融合建立场景。

二是加强“地”的要素。在人口相对密集、农业发展基础良好、产业发展规划势头较为明朗的行政村（结合当前的居民安置点），建立“三类人”共建农业供给侧改革试验区，为“三类人”的联姻提供基础平台。基础平台所需要的硬件投入，亦可利用PPP模式予以解决。

三是加强“人”的要素。在试验区内，集合当地农业产业方向建立创业数据包，设立符合该区域的创业项目指南，提供部分启动资金，通过专业、公开、透明的方式吸引“三类人”通过项目申报到农村创业。对入驻“试验区”的人员，由城市社区、参与企业、农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同着力，例如将其送到农业科研机构免费进修，甚至提供奖学金予以鼓励。政府做好监管服务工作，动态考核跟进。人的改变，是“三类人”作用得以彰显的核心。

“三类人”系统建构下的精准支撑和核心制度建构，应该既有助于发挥农业科技人员智力优势，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亦有利于强化新型农民的培育，充分发挥他们的耕种经验；同时可以实现对返乡创业者资金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风险平衡。可以选择部分区域先行先试。信念务须坚定：只要政策合理，四川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三类人”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基石和核心而为四川整体改革发展提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