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晓　褚朝新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经常被请去给各类官员讲课。

有一次他给一省委机关讲课，一名工作人员了解秦的风格后，担心尺度太大，请秦注意一下。讲课时，秦前红一开始便把话挑明：“浪费大家时间讲一些无用的套话，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况且我也是一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共党员。”

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之前，有官员因“老师”发表错误言论受到处分，也有官员因请了“不合适”的老师讲课，个人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案例，让干部培训的组织者们更加谨慎。一位地级市委组织部官员透露，在尺度方面，当地的做法是要跟老师提前打招呼——对领导人要尊重、尽量不涉及政治、授课主题要正能量。

秦前红的经验是，“官员们愿意听的是真话，是有真知灼见的东西，套话空话，不太受他们的欢迎。”

教智慧比教知识更重要

一位曾经常受邀给官员讲课的学者认为，党政部门请学者专家讲课的做法由来已久，跟中央政治局请学者到中南海讲课的示范作用有关。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设立，始于2002年12月。从2002年12月26日至今，第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共举行集体学习116次，超过170位专家学者走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授课。

上述学者还透露，在中央讲过课的学者，又纷纷受邀到全国各地方党政部门讲课，有些学者甚至获得机会直接进入党政或司法部门任要职，成为“学而优则仕”的现代样本。

什么样的人，会被请去给官员们讲课呢？

一位曾组织政府培训的相关从业人士透露，“面向官员的几乎所有培训对老师名气、头衔的要求都会很高。”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先进模范人物都会成为给官员讲课的主体。讲课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学界研究新成果、各领域专业知识，也包括国学、心理学和仪容仪态等。

而专家学者去给官员们讲课的最多。曾担任过八年多县委书记的退休厅官李克军认为，邀请学者授课，能让官员们听到一些新思路，还能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有时可能与基层实际不甚契合，“诸多复杂难题摆在基层干部面前，如果拿不出办法给干部支招，片面指责，会适得其反。”

经常给官员讲课的资深新媒体人陈永博，是一名基层官员。他认为，官员们不缺少知识，也不缺少实践经验，他们需要的是智慧，处理问题、应对危机的智慧，他们需要独家秘籍。

“比如说，要如何对待工作中重重困难的问题。你不能违法违纪，但是又有些事情还要做，那你怎么样处理这些特别复杂的问题、高手是怎么处理的，这些他需要了解。如果你整天就讲那个教科书上的东西，是不行的。”陈永博说。

不同官员，不同教学方式

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经常受邀给党委政府官员讲课。他把给官员讲课称作“念经”。

“新闻发布岗位人员更新快，过两三年就是一拨新人；你跟发言人讲了，他懂了，但是一把手的观念没有改变，具体工作开展就会受到限制，所以你还要给领导念经。”张志安说。

國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曾经讲过一门课，题目是“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利用”，讲课时她谈到，很多城市的工业文化遗产都很遗憾地拆掉了，去搞房地产开发了。

她的学员中有文化局长，也有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他们告诉程萍：“您的课讲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课最好是给一把手，给我们市委书记讲。因为市委书记管规划。”

这个时候，程萍会告诉他们：“你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为，如果你有所为，创造出好的经验来，可能你讲话就有分量了。”

身居不同的岗位，听课的效果会有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老师讲课内容的评价也会有不同。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中央政策还未正式提出时，国家行政学院的司局长培训班里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讨论。主讲老师把调研到的成果形成案例，拿到课堂上讨论，主题是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讨论非常热烈。由于学员来自不同的部委，职责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几乎成了辩论。”这堂课的主讲老师程萍教授说。

一部分参与培训的官员认为：政府服务已经做得很好了，也有能力把服务做好，为什么还要去培育社会组织呢，何况有的社会组织背景复杂。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事情就应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转移政府职能，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是民政、环保、食药监部门的官员。

身居不同层级、部门的官员，对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判断，而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老师，作用之一就是引导学员们理解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程萍介绍，“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以省部、地厅两级政府官员为主，这些官员文化程度比较高，实践经验丰富，思维能力强，所以针对他们的教学方法不能是灌输式的，而是开放式的、互动式的，案例式教学和结构化研讨比较多。而到校外给基层官员讲课，以教授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