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竺可桢初步了解贝尔纳著作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直至双方生命的终结，前后约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彼此联系受到政治干扰颇多。在科学院工作之后，竺可桢对科学计划与组织、科学与社会、科学历史文化等的认识，很多地方都是从贝尔纳的思想中演化而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贝尔纳和平主义成为典型“修正主义”被竺可桢批评，两人渐行渐远。1971年，贝尔纳不幸去世，竺可桢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这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圣徒的离去，或许自有其难言之隐。

关键词 科学文化 竺可桢 贝尔纳

竺可桢（1890—1974），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著名教育家和科学活动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15年，中国科学社由一批热爱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竺可桢即为第一批会员。他是《科学》杂志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1935年发表的《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1946 年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代表了当时一代学人的观点。1949年以后，他致力于宏观科学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并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不在一线从事科研工作，但仍坚持在国际科学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是著名X射线晶体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学创始人。1934年，他首次获得蛋白质晶体结构的X射线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烟草花叶病病毒的结构。1937年，贝尔纳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物理学、晶体学教授，直至去世。1949年，他与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等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并担任执委会副主席。1959—1965年，他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与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

竺可桢与贝尔纳同为20世纪重要的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其科学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1]。竺可桢早年受到贝尔纳、李约瑟等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影响，已有学者讨论过[2， 3]。从竺可桢初步了解贝尔纳著作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先后约30年的风风雨雨，彼此联系受到政治干扰颇多。虽然贝尔纳后期没有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那样受到中国官方和学者的热情接纳，但是竺可桢与之交往的历史值得回味。特别是在《竺可桢全集》《科学圣徒：J. D. 贝尔纳传》等相继出版后，利用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从科学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样一些特殊的历史片段，对于理解那段曲折科学发展的历程是颇有意味的。

一 竺可桢学习贝尔纳科学计划思想

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竺可桢成为最早阅读此书的中国学者之一，并且多次在演讲和文章写作中引用相关章节[3]。

贝尔纳另一本重要著作《需要的自由》（The Freedom of Necessity）于1949年出版。1949年11月，竺可桢偶然获得最新出版的此书，如获至宝，竟然连续一周都在阅读。1950年4月，正处于思想改造中的竺可桢撰写了《中国科学的新方向》，无不闪烁着贝尔纳科学计划思想。此时竺可桢刚刚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于贝尔纳描绘的计划科学充满憧憬，他把贝尔纳关于科学组织的形式、科研经费拨付以及科研活动协作等创见，吸收到自己的工作中。这影响了未来若干年中国科学规划和科学发展的走向[3]。

竺可桢不仅自己阅读此类书籍，还经常借给其他先生。比如，1955年7月11日，他在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阅读五年计划之余，延请马寅初先生至家，借给他《需要的自由》（[4]，页130）。

1954年，贝尔纳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这是贝尔纳第一次来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访问[5， 6]。由于竺可桢10月至11月随陈毅副总理等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等国，缺席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接待贝尔纳的重要活动，但是他都有记录在案，可见其对贝尔纳来访之重视。比如，在他1959年1月7日在青岛的日记中，突然记起1954年10月30日贝尔纳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讲座，言“如果郑和当时沿着非洲东部继续航行，他必然会绕好望角到大西洋，而历史将大为改观。中国舰队将出现于泰晤士河口，而不是英国舰队打到中国门户了。”（[7]，页299）

1954年11月2日，贝尔纳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参加座谈会，交换有关科学工作的意见①。贝尔纳对中英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充满期待，并且强烈希望中国做有计划的科学。虽然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长的竺可桢没有在现场，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的钱三强（1913—1992）出席并与贝尔纳进行了深入交流。在竺可桢、钱三强等的努力协调下，随着1956年出台的第一个科学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终于在计划科学思想的引导下前行了。

1955年3月15日，竺可桢看贝尔纳新书《历史上的科学》和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在《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1955年1月号的书评，颇有心得，作了笔记如下：

在历史上从发展观来看，科学最初不过是技术的一个助手，但到目今，科学变为技术的泉源，能建立新的技术。所以从前是社会变迁的最随着，却到现时变为他的引路人了。

（原书P. 23. Science was learned from wheel and pot， it created steam engine and dynamo.）這是历史上的一巨大变更，而人类的幸福将是无量，只要能知道和利用科学。科学的发达由于他和生产的技术有了密切关系。在历史上，科学发达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和技术革新的时期，而技术革新本身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同时，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组织也有密切关系。我们不希在石器时代有繁复的国家，因为当时生产能力在广大土地亦只能供给几百个人，也不可能城市社会在工业未发达的国家有多大发展。

科学有其阶级性。从最初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他们以其知识贩卖来获取得厕身于统治阶级，一直到现在。这是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因为大多数优秀的人民没有机会参加了科学的活动。（P. 23：技术是个别获得、而社会通晓的做活的方法，科学是如何去做、如何做得好的知识。）同时，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使科学的发展受得了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已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广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就得了发展。所以，科学史家的责任不但在解释为什么某种发明见于某个时代，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在某个时代科学不能发达。

科学也和在同一时代的政治理论有关。如牛顿的自然定律是法治优于人治的政治观念的反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是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的反映。（P. 876：而这种政治理论是前一个时代所留传下来的）（[4]，页256—257）

从这一年的日记来看，竺可桢多次引用贝尔纳著作，如《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的相关数据和论断①。他也非常关心贝尔纳的情况，如1955年10月28日载，周培源出席世界科联执委会会议，回来报告，告知贝尔纳已担任代理主席，并建议请罗素来中国，并提议开展世界科联的北京中心（[4]，页199—200）。

1959年9月，竺可桢率中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六届世界科联代表大会，再次与贝尔纳相见。在这次会议上，鲍威尔当选下届执委会主席，贝尔纳与未出席的中国代表李四光同时当选副主席。两人相聚甚欢，交流的话题也从自然到科学到社会无所不包，竺可桢也被贝尔纳宽广的知识视域所折服。9月29日至30日，竺可桢与贝尔纳同机返回北京，这次贝尔纳是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飞机上，竺可桢和贝尔纳同坐第一排，交谈中发现他“于气象，如天明或黄昏时天的演变、云的結构，均极有兴趣。”（[7]，页462—466）

1959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邀请贝尔纳做了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竺可桢也应邀去听讲，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下午二点至北大临湖轩晤伯纳尔（Bernal），他今天在哲学楼报告生命之由来。他认为地球在5×109年以前就有，到4×109时有简单有机分子，到2×109时即有细胞，他的论据是在四十亿万和二十亿万年这段时期的演变，分为六个时期：即1）Simple organic molecules，2）Pre-vital areas，3）Eobiots（绿叶素），4）Organelles，5）Non nucleated cell（bacteria），6）Nucleated cells。以为氨基酸放粘土上可成多基氨基酸，成为Polymers，称团聚体能繁殖，但海洋中溶液的浓聚是第一步，以后是酶Enzyme和辅酸的作用。酶为蛋白质，而辅酶为核酸，叶绿素与血红素统能吸收O2，能力来自紫外光，初为层次以及脂肪作为细胞衣，可以独立名Organelles，以后有Virus一类东西，以至于生细胞。（[7]，页476）

晶体物理学家贝尔纳变身分子生物学家，正用心诠释生命起源这样终极关怀的科学问题，这或许就是纯粹科学赐给我们的无穷魅力了。此时的竺可桢，丝毫没有察觉到这年10月中苏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时诡异的气氛，自然也没有办法体会身兼世界和平理事会要职的贝尔纳在其中斡旋之难了。

二 晚年竺可桢与贝尔纳的交往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贝尔纳被中国政府看成是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代理人，中国官方对其态度也有了重要的转变，贝尔纳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立场的科学家。反映在竺可桢1961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及贝尔纳的和平主义思想，也能看出竺可桢对其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竺可桢在1961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但我们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赞成朝鲜战争而反对美国的战争，虽是同一个局部战争，局部战争也要看目的何在。不能像贝尔纳说法说太费钱了太可怕了，而安静地希望掌握氢弹、原子弹的人放弃使用，不做斗争，是错误的。（[8]，页10）

在1961年4月21日写道：“帝国主义的迫害，美帝把世界科协放在黑名单内……英国也排斥Bernal为副主席，以后选出Powell为主席。”（[8]，页64）甚至还大段引用了贝尔纳颇具和平主义色彩的新书《没有战争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ar）（[8]，页127）。

1961年，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竺可桢携夫人陈汲一行5人赴英国访问。鉴于竺可桢的身份以及海外关系，访问之前经过了慎重的组织审查。竺可桢这次访英，会见了许多英国科学教育界的名流，但有意识地回避了与贝尔纳的见面，因此从其日记中很难找到线索。但是通过查阅中科院有关档案材料，发现竺可桢访英后应贝尔纳请求带回书信两封。这两封信经过重重审核，最终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不予回复[3]。

贝尔纳虽以后再未踏足中国土地，但是心系中国也处处可见。比如，在刘宁一代表廖承志做的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最后贝尔纳还发表了演说，谓虽以多数决定，但中国代表意见值得重视。”（[8]，页180）

此时的竺可桢年事已高，渐渐减少出国访问进行外事活动，但还经常阅读贝尔纳的有关著作，这其中特别是《历史上的科学》，几乎成了他对世界科学史了解的一本重要工具书①。1965年，竺可桢组织专家撰写《科学名人传》，10月23日“阅钱临照写的《牛顿小传》，约三万字。我对牛顿生平事迹不熟悉，所以要先看参考文献如Bernal 的Science in History中关于牛顿的生平，然后再看钱的原文”。（[9]，页576）

1968年3月23日和24日，竺可桢再次阅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指出：

他主张要研究科学史，认为科学在现代已影响政治和人民生活到如此地步，科学工作人员已知道有责任应该干预国家如何利用科学，因此他认为在目前世界上分为两个垒营的时候，科学家在两方有调和的责任，庶几世界不至于走向破灭。他这样一个大前提完全是“修”字路线，他这个主张在第一章上第一版1954尚说的不清楚，而在第二版1957的第一页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

……

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上说，新时代的利益只能由一辈新的、受到全面教育的民众来争和享受，不再受阶级或种族的限制。科学太重要，也太危险了，不能只交几个人掌握。这序是1956年11月写的。但是十年以后，美国的约翰逊就借口东京湾莫须有的炮轰事件，不但以美国飞机轰炸北越，而且用了CBW即化学生物战争破坏越南人民的稻田。1966年春天，美国科学家三千多人联名写信要他不用CBW，但他却置之不理，可见贝尔纳所讲全是空谈。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是不会有和平的。（[11]，页70—71）

1969年9月，中国科学院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竺可桢又翻开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从中寻找力量的源泉。

为了答复院中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寄来《相对论批判》，我参考了英国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原本1954年第一版，一本1959年，科学出版社。谈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这样一段（P. 425），题目是“爱因斯坦和科学的神秘化”，说到爱因斯坦的工作的影响，除了能应用于专家狭窄范围而外，又是一般神秘化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幻想破灭了的知识分子热切地抓着了他，来支持他们拒绝面对现实。他们只消用“相对论”字样，而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爱丁顿……竟忘其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单靠运用纯粹思维和逻辑，就有可能发现科学上的一切事物……秦斯重新发现了旧日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皆是数学，以及创造了数学宇宙的上帝本身也必然是一个大数学家……厄·马赫的实证主义，对现代物理理论的规范所产生影响是显著的……（[11]，页503）

P. 528：马赫的实证主义对于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predominant），大多数的物理学家如此吸收了马赫主义，甚至于认为是物理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主观的去解释客观的事实了。P. 755：马赫认为科学无非是用最方便的方式安排我的印象所得，真正要讨论物质世界是纯粹而无用的形而上学。（[11]，页521）

在这场中国文革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闹剧中，竺可桢虽然对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所知了了，但借助贝尔纳咀嚼过的有限认知，居然亲自现身说法了。在这场疯狂的游戏中，两位20世纪重要的科学家意外地心灵沟通了，贝尔纳十几年前的书本为竺可桢批判相对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我们虽然无从知晓竺可桢对于这场充满政治气息的爱因斯坦大批判的真实想法，从其后期日记越来越谨慎的行文风格也能推测他的出境，灵魂似乎这时候已经不属于他本人了。作为著名科学家的竺可桢尚且如此，何论一般无知无畏的芸芸大众呢？

三 尾声

贝尔纳于1971年9月15日不幸与世长辞，世界上失去了一位为和平而奋斗的科学家。竺可桢再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这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圣徒的離去，甚至在1972年与贝尔纳当年好友李约瑟夫妇、得意门生多萝西·霍奇金会晤时，对他也是只字未提，或许自有其难言之隐。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对分属东西两端的科学文化人彻底分离了，贝尔纳的逝去，确实没有带走竺可桢的一丝云彩。在1971年中科院的档案目录中，还可以看到“致中科院郭沫若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的电报”①以及“中科院领导对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之事不予理睬的批示”②。这两个文件暂时无法看到具体内容，但从题目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了解到，斯人已去，对处于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没有惊起丝毫的波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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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世杰. 竺可桢与科学史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27（3）： 113—117.

[3]潜伟， 李欣欣. 贝尔纳与中国[J]. 科学文化评论. 2012. 9（6）： 16—36.

[4]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4）[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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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付邦红. 1954年贝尔纳访华[J]. 科学文化评论. 2012. 9（6）： 37—53.

[7]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5）[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

[8]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6）[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9]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7）[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10]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8）[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

[11]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19）[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

Co-ching Chu and J. D. Bernal： Thirty-year Relation of Science and Culture

QIAN Wei

Abstract： Co-ching Chu started to know J. D. Bernal from his famous books on science and society since late 1930s to early 1940s. They had a long story on the relationship about thirty years until the end of their lives in 1970s， within which poli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fter he became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50s， Co-ching Chu learned more from J. D. Bernal， including the plan and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the science and societ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In 1960s， the pacifism of J. D. Bernal was thought as a typical revisionism by Co-ching Chu and his comrades， which lead both of them run toward different ways. When J. D. Bernal died in 1971， Co-ching Chu wrote nothing in his diary. There might be some words that could not be told to us.

Keywords： science and culture， Co-ching Chu， J. D. B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