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涛

摘要 通过对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辖的杨陵区两类新型农民社区——“城社区”和“镇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后者是一种“三权分置”社区，且农民身份和农民职业的分离、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影响着农民职业心态变化，也进一步证明了土地问题是职业心态变化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 城社区；镇社区；三权分置；农民职业心态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7）06-0242-03

Three Power Split and the Change of PeasantsCareer Mentality—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New FarmersCommunities

XIA Tao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Shaanxi 712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kinds of new farmer communities in Yangling District， Yangling Agricultural High-tech Industry Demonstration Zone， “city community”and“town commun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 latter was a“three power split” community.And the separation of peasantsstatus and peasant occupation， the separation of land contract right and management right affected the mentality of peasants career mentality，which further proved that land problem wa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change of career mentality.

Key words City community；Town community；Three power split；Peasantscareer mentality

農民职业心态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型农民社区则是进行这一研究的理想平台。新型农民社区不同于城市的居民社区和农村的传统村落，从其产生的模式上看，目前这些新型社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有序规划的社会生产生活共同体，是国家制度变迁下的产物” [1]。从更深层次来审视，这些新型社区的产生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城镇化又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所以，新型农民社区的产生具有鲜明的现代化意义。那么，从具体层面看，它的产生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住房、拆迁等实际问题，还在于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在于打造了新型社会治理平台，并且带来了社区的主体——农民的传统生活心态（包括职业心态）的变迁，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为考察农民职业心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笔者选取了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辖的杨陵区农民社区的两类特色鲜明的社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农民职业心态的差异，并对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以寻求农民职业心态变化的根本原因。

1 两类新型农民社区的差异

为考察农民职业心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选取了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辖的杨陵区进行分析。该区的新型农民社区，是在不同规划意图建设下形成了两类特色鲜明的社区。第一种类型属于农村耕地被征用和农村住宅被拆迁而建立的社区，即因“农村宅基地整村整组搬迁和承包地整村连片流转”而“自愿放弃合法宅基地使用权和全部合法承包地经营权的”农村居民的安置社区。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村居民被转为城镇居民，被安置在城市中，该研究将这类社区称为“城社区”。这种社区在全国比较常见，在杨陵区通常为了集约利用城市土地，采取“多村一社区”的形式。第二种类型为“自愿放弃合法宅基地使用权，不放弃全部合法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有地居民”，这种类型和整村搬迁不同，通常是分散在不同村落的尚未取得宅基地的新分支户，或拥有未建宅基地但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个体，离开原来传统村落向新社区迁移。这是一种有特色的试点类型，其特色之处在于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他们依然与原来的村集体保持土地承包关系，是“有地农民”而不是前者的“失地农民”。这种类型主要在杨凌示范区的WQ镇试点，为区别于前者，称之为“镇社区”。

“城社区”的产生来自城市发展用地的需求，是政府整体拆迁、整村搬迁规划意图的结果，有利于集中连片的征地，有利于促进居民身份的转化，从而较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因而在全国比较常见。而在WQ镇建设的“镇社区”，除了需要政策的支持外，即允许以农民身份搬迁新社区，还需要一定的农业建设项目支持。其规划意图在于实现这些项目和搬迁农民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模式，这也许是该模式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首先，该模式有地理优势的支持，该镇辖区是杨凌示范区的标准化农业产业园的核心区域，域内园区林立，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条件；其次是依托小城镇建设项目的支持，WQ镇同时还获得了陕西省重点示范镇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图打造成为杨陵区的“副中心”，其建设速度连续多年领跑全省，从而实现较高的规划标准和较快的建设进度，并有利于新社区的农村居民在当地的产业园中和中心企业就近就业，使他们成为“住在镇上的农民”。

2 农民职业心态的差异

一般认为，职业心态是生活心态的一部分，是指人们对于职业满意度、职业意愿倾向等的看法，是一种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的心理现象。它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如果遇到现实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又容易发生相应的改变。搬迁至新社区的农民职业心态的变化，以及“城社区”和“镇社区”的居民其生活心态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

农民作为历史悠久的职业，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比较稳固和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的国情所决定的。他们是梦想拥有小片土地并发家致富的小生产者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作为读书人的“士”，以至于普通民众一直把“耕读传家”视为一种理想的家族传承模式。农民的职业和对土地的渴望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大多数的农民从不指望改变自己的职业”[3]，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民选择了离开家园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以往因为受限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结构的体制，他们放弃了农民的职业却不能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现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旦身份转换不再成为障碍，他们的职业心态也会产生各种变化。

杨陵区的两类新型农民社区都是城乡一体化的产物，农民身份的转化已经不成障碍。在对“城社区”居民的采访中发现，他们对于变成“城市居民”热情并非如先前的想象。有不少人带着不舍的心情怀念以前种地的生活方式，变成“城里人”反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调查发现，这类人大多是年龄较长者。壮年的受采访者通常觉得变成“城里人”还是比以前当农民略好一些。询及原因，年长者认为原来当农民花费小，现在则“干啥事情都要钱”。以前种在田边地头的菜基本就能满足日常需要，几乎不花钱；现在要维持日常生活至少需要300～400元/月，这还不包括以后的物业费等（目前物业费暂免），因而年长者保持着对过去农民生活的无限留恋。对于同一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期职业态度的差异，并不能用年纪大的人容易恋旧、年轻人热爱新鲜事物来解释，在于年长者不能外出打工，他们对未来经济收入的悲观预期形成了他们的职业态度。

在对“镇社区”居民的采访中发现，他们对于农民的职业几乎没有留恋。绝大部分居民认为搬进新社区反而摆脱了繁重的农业劳动，可以不再为种地操心，一种解脱的情绪溢于言表。其实，这些居民的身份仍然是农村居民，本可以选择不放弃农民的职业，但他们却都放弃了，对当农民感到是一种拖累。另外，笔者还从两类社区居民搬迁意愿的差距上，发现了对农民职业的态度差异。“城社区”是整村搬迁的结果，他们的入住是被动的，入住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农民的身份并放弃农民的职业，二者是捆绑在一起的，则他们对农民职业的放弃多少有些被动的心态。而“镇社区”则不同，入住新社区是主动申请的结果，他们入住后的身份依然是农村居民，但他们放弃农民职业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选择了身份和职业的分离。

3 农民职业心态差异的理性分析

3.1 经济层面分析

两类社区的居民心态差异显著，身为农民不愿意当农民，身为市民却留恋农民，这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一种“围城”效应。中国农民最讲实际，不会仅仅是心理上的原因。对于“镇社区”的农村居民愿意主动放弃农民这一职业是因为耕作距离远还是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经过调查，新社区离最远的承包地5 km多，大部分在3 km左右，可见距离远显然不是主要原因。那么，可能是搬进社区居住与在承包地上从事农业劳动存在矛盾，换言之，可能是居住方式的变化引起了职业心态的变化。调查发现，的确存在这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新社区居住不便于参加农业劳动。这些新型农民社区的建设样式和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社区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是楼房结构，甚至是高层住宅。在这样的条件下，日常农具特别是大型农具的存放与使用都成了问题。二是，以前在自家的院落里可以从事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或者从事养猪养鸡等小型养殖业；住进新社区后这种庭院经济已经不具备存在的条件了。但是这都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经济收入。首先，“镇社区”的业主基本来自各村的新分支户和未在在宅基地盖房户，和整村搬迁的“城社区”居民相比，年龄普遍较轻，有外出打工挣钱的能力。其次，最关键的是他们虽然身在新社区，但并未放弃原村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区域内园区林立，他们很容易将土地流转出去，交给土地银行或者合作社打理，仍然可以获得不少的收益。如果不放弃农民职业而自己种地，由于规模小成本大，农业新技术指导等缺乏、农产品价格低等原因，终年劳累而收入不高。所以，他们认为把土地流转出去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不仅保留了稳定的收益，而且可以腾出精力务工挣钱。放弃宅基地搬迁到新社区，不仅居住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更为重要的是镇上交通方便，就业渠道更广，为未来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经济收益可期。所以，农民积极报名搬迁至“镇社区”。

3.2 权利层面分析

“镇社区”的农民主动放弃农民职业的一个前提是，他们依然拥有土地承包权，依然拥有农民的身份。这种放弃表面上的农民身份和农民职业的分离，其实质是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所谓的“三权分置”。这种“三权分置”产生了新的对应关系，即村集体对应的是所有權，农民身份对应的是承包权，农民职业对应的是经营权。那么，“镇社区”实际上就是农村“三权分置”的产物，可称之为“三权分置”社区。难怪“城社区”的居民在评价“镇社区”居民的放弃行为时，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谓一针见血。这种复杂心态的背后说明，土地对于农民职业心态的影响更为根本。因为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社会保障一种载体，他们绝大部分不愿意失去这一保障，所以研究农民职业心态只有谈到土地问题才涉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农民职业心态变化的背后的本质是土地问题，甚至可以说“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4]。他们对土地的向往远远比对农民职业的向往要强烈得多，前者相较于后者更不容易放弃。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中国人是世界上非常实际和理性的民族，主要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色，不仅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意识之中[5]。由于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特色，所以归根结底，经济原因是职业心态变迁的根本原因。那么，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从传统社会到改革开放后，农民职业心态的确发生了变化，他们唯一不变的是心态变化背后的理性计算。

4 结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具体而言，生产方式决定生活心态，职业心态作为生活心态的一种表现，也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反之，职业心态的变迁也反映了生产方式的某些变化。所谓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在目前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的物质资料谋得方式也正在向农业规模化经营方向转化，这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得农民的职业心态悄然发生着变化。规模化经营要求土地实现流转，要求突破原先的政策障碍，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所有权的分离，也突出的反映在“镇社区”农民的职业心态上。“城社区”和“镇社区”农民职业心态的差异，也就是“三权分置”社区和非“三权分置”社区的差异，反映的是他们物质资料谋得方式上的差异，即“城社区”居民对于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捆绑式上交，与“镇社区”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可以展望，不论这两类社区居民职业心态上的差异如何，他们的共同点是作为新型社区的居民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也必将带来社区生活的主体——人的现代化。由于新型农民社区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它也必将成为培育农民现代性的一所好学校[5]，这是传统村落所不能提供的。

参考文献

[1] 刘长民.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4：17.

[3] 布莱克 C E.现代化的动力[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5]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