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名科学史家戈革先生于2007年12月辞世。作者曾在9、10月间戈革先生尚未罹病之时三次登门拜访。本文回忆了三次见面的场景以及所谈论的内容。这些对于了解戈革先生的学品人品，及其晚年的身体与精神状态等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戈革 玻尔 量子力学

一 引言

戈革（1922—2007）先生于2007年11月3日突发肠癌（癌症不会突发，但是戈革先生事先不曾觉察有肠癌在身）病危、入院抢救，是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机缘巧合，笔者于2007年9、10月间，曾三次到戈革先生府上登门拜访、聆听教诲。每次笔者都是带着具体问题前往请益的，如果彼时彼地能够预感这是戈革先生的最后珍惜时光，当然笔者会请戈革先生谈一些别样的话题。好在戈革先生在交谈过程中，有时自然地会提及科技史界的人与事以及自己的近况等等。总体感觉是，第一、戈先生在辞世前的几个月里还处于有很多事情想做、要做，也正在做的状态，丝毫没有大限将至的警觉；第二、戈革先生晚年孤独，有很强的倾诉愿望。这几次戈革先生所谈、笔者所见、所感，一定意义上就多少有了些特殊的含义，应该写出来与人分享，尤其与那些和戈革先生有特殊关系的朋友分享。

虽然笔者较早就读过戈革先生的一些文章，但200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胡化凯教授的物理学史课上，戈革先生的名字才在记忆中留下较深刻的烙印。胡教授介绍说在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有位叫做戈革的玻尔研究者很有故事。比如江湖传说戈革先生曾断言在中国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真正理解玻尔的对应原理。在中国学者中，敢于说出如此藐视江湖的豪言壮语者，戈革先生纵不是绝无仅有，也属于极其罕见。后来曾拜读戈革先生关于对应原理的文章[1]，确实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戈革先生基于自己对玻尔思想的把握，引经据典认为国内外几乎所有学者（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对玻尔对应原理具体内容的理解和阐释上，都犯了“错认颜标为鲁公”的错误。胡教授还介绍说戈革先生有多个笔名，记得其中有一个是郁韬。笔者有段时间曾以为“戈革”也是笔名。2007年向戈革先生求证，他回答说这是真名实姓，并告诉笔者其籍贯为河北献县（与纪晓岚同乡），曾考入西南联大学习。笔者翻阅西南联大校史[2]，在1945年考入物理系的学生名单中，“戈革”赫然在列。在另一个场合，记不清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下交流时，张秉伦先生说过戈革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洪震寰先生激烈交锋的片言只语。洪震寰先生是浙江温州大学的教授，在物理学史界以研究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见长。后来笔者也曾拜读戈革先生言辞激烈、但很值得琢磨玩味的与洪震寰先生商榷的文章[3]。总之2002年时戈革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物理学史研究者的形象，才深深留在笔者的记忆里。

二 初次登门拜访

笔者2007年9月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脱产一年）攻读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开学不久便与导师李晓岑、潜伟两位教授探讨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李教授提出过一些建议，但笔者个人很想研究20世纪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北科大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一直以研究冶金与材料史为主流传统，据说还没有专门研究一位西方科学家来做博士论文的先例。因此除了两位导师外，笔者还需要与其他老师交流，期待获得更多支持。几位博导学术视野都不偏狭，学术胸襟也开阔，鼓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但老师们对笔者要研究的人物不熟悉，素来认真、负责的他们对笔者这一决定多少都有些疑虑。

有一天李晓岑教授让笔者联系潜老师，请他抽时间带笔者去见戈革先生，关于笔者的选题，老师们想听听戈革先生的意见①。没想到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与戈革先生还有联系。记得当时笔者当时十分讶异，脱口而问：“戈革先生？能联系上么？”李教授介绍说，戈革先生家就在与北科大北门相对的石油大院之内，几分钟就能走到。而且说，戈革先生是我们研究所的兼职导师，正在指导一位硕士生（成燕）。笔者不久找到潜老师，潜老师当即表示支持并答应由他先联系戈革先生。

2007年9月21日上午，潜老师带领笔者去见戈革先生。我们出学校北门走过马路刚进石油大院，就过来一位女生跟潜老师打招呼，显然这就是成燕。潜老师给我们彼此做介绍，然后由成燕带我们前行，边走边聊。潜老师问成燕：“你现在经常在这边？”成燕说：“是的，我在这边为戈老师整理些文献，戈老师视力不好，我也为他做些打字的工作。”很快成燕就把我们带到了戈革先生的书房。然后她说戈革先生家的地下室还有个放书的地方，她去那里忙碌了。潜老师引荐笔者认识戈革先生，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关于第一次与戈革先生的谈话，笔者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上午10：30与潜伟老师去见戈革先生。事先潜老师已经与戈革先生打过招呼。

戈先生已八十有六，健谈，思路清晰。戈先生言自己恶名在外，说了些对科学史界若干人物的评价（略）。戈先生还谈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以及对于科学史研究的意见。

戈先生认为科学人物研究可以从做年谱开始，遗憾他自己未能给玻尔做成年谱（但我似乎见过他写的玻尔年谱！）；戈先生对玻恩在物理学的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不甚认同，以为缺乏新意（这一点我心里并不认可）；对李约瑟工作的评价①：认为有致命的问题，主要是李约瑟不能考证中国古籍的真伪，对一些书的整体把握有欠缺；戈革先生还说：《博物志》及其研究是有问题的。

戈革先生认为中国科学史家多不懂科学，而西方尤其美国科学史家多只懂科学，不会总结历史结论。这一观点戈先生在著述中曾明确提过。

戈先生说他是大陆最早研究金庸作品并撰写专著的人，书稿交给xx出版社至今未付印。②

戈先生说《玻尔文集》多系其自费出版，正準备出版第11、第12集。

戈先生说自己曾在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当年均注册过……

对于这第一次与戈革先生见面，日记所记只是个大概，有些细节还需要补充：

记得潜老师将笔者介绍给戈革先生后，笔者说久仰先生大名。戈革先生冷静地看着笔者说：现在还有年轻人知道我？笔者说自己读过先生的某某书籍和文章，包括工人出版社的上下两册《史情室文帚》。戈革先生听过后，明显感觉温和了许多。潜老师感谢戈革先生费心为北科大指导研究生。当然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目的，话题一转说：“我们这位博士想研究玻恩做博士论文。戈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做得做不得？”记得戈革先生当即不做思索即回答：“当然做得，别说做一个博士论文，就是做十个也做得。要看从哪个角度去做。”接着戈革先生说：“玻恩与玻尔没矛盾、没冲突。”

后来笔者因为这个选题去说服其他老师，还是费了些气力。2010年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准备研究玻恩的想法一度遇到困难，以至于本人自己都有动摇甚至想放弃这一研究的想法。这个时候，本文作者的另一导师潜伟教授的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潜教授鼓励本文作者，再坚持一下，这个课题可做。”[4]笔者一直認为，潜伟教授的信任一部分是基于笔者平时向他介绍的一些设想和已有认识；另外，应该和戈革先生当时的明确态度不无关系。

这次拜访之后没几天，戈革先生就给潜伟老师打电话，说有文章要给笔者看。不久成燕发来《丹京夜话》①，并告知戈革弟子熊伟的联系方式（其硕士论文是研究玻恩的，但笔者联系熊伟未果，与学友一起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未见到熊先生的学位论文）。

2007年10月7日再收到成燕邮件，中间有这样的话：

我和戈老师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很少听到戈老师夸奖别人。上次您过来之后，戈老对您印象很好，说您是他真正的同行，不是来混学位的，可以看得出您看了不少文献。

虽然是间接听到的表扬，但成燕转述的戈革先生的话当时对笔者仍是不小的鼓舞。仿佛孤独的弱者在孤独中遇见了另一位孤独的武林大侠，并得到其认可的感觉。孤独似乎是戈革先生长期（至少晚年）的心理状态。每次见面都会不自觉讲些与自己“被孤立”相关的事。他的孤独，一个方面是家人没有能与他聊或听懂他聊学术尤其科学史的，另一方面是退休在家很多时间都是一人、一支笔、一书房、一屋书。这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小学友成燕非常关爱，因为有了这个他自己认可的关门弟子，就有了一个和他聊天、听他聊天，并协助他写作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戈革先生很快表现出了对笔者明显的好感甚至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当然不是笔者如何出色，而是比较用心的笔者在他最孤独的时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尤其笔者是位物理教师，还能说出他的一些著述和学术观点，想来这对戈革先生会有一种惬意的感觉。写到这里，笔者再次感受到了处于这一境遇中的一位老学者的心境，想起戈革先生的晚年此刻笔者内心有些发酸，坐在电脑前干涩的双目不禁湿润起来。从这个角度说，所有认识戈革先生的人都应该感谢成燕学友，她在戈革先生最后的岁月解除了先生很多的孤独与苦闷。如果笔者能有一点先知先觉的本事，知道戈革先生在其后一个多月即大限将至，一定会放下很多事情去多陪陪他。

这一时期，戈革先生经常回忆起很多学界后起之秀当年围着他转的美好而幸福时光，可以感受到他对那种场景的怀念。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回忆后每每指名道姓去骂他曾经的得意或不得意的那些晚辈或弟子们。老先生似乎无法想象那些当年围着他转的年轻人，如今多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每个人也都被他们各自的弟子们所簇拥着、正在天天日理万机，早已都不是有闲无事来找先生聊天受教的身份和状态了。

第一次去戈革先生家后，先生还通过成燕学友转告我，欢迎笔者随时到他那里去坐坐，只要事先打个电话打个招呼就好。为此送给笔者一张他自己设计的极有个性的名片（图1）。

三 此后两次拜访

2007年10月11日联系好，次日笔者将再次登门拜访。希望这次单独与戈革先生在一起，深入介绍一下笔者目前对于研究玻恩的一些设想，请戈革先生指点一二，并想拍摄张合影。

第二次见面的主要内容，在日记中仍有些记录①。

今日按照约好的时间，9点准时到戈革先生家。

戈革先生把面向窗子的书桌旁的椅子斜转过来，坐在上面，让我坐在沙发上。沙发比椅子矮一些。坐下后我寒暄几句，说了感谢与叨扰之类的话。

戈革先生问我平时除了物理和物理学史，还读些什么书。我简单地说读过一点哲学著作，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罗素、波普尔、拉卡托斯等都略有涉猎；中国古代诸子也略有浏览。戈革先生接着说：我通常会问到我这里来的年轻人一个问题，上次你是和老师一起来的，不方便问，今天你也回答一下——你认为近代哪位中国学者最有学问？

由于不久前我刚刚买了本王国维的文集，读了很是折服。于是就回答说：我觉得王国维很了不起。回答了之后我心里有些忐忑，我不知道戈革先生说的学问到底何指。但是没想到他听后立即点点头，我觉得这是满意的表示。我不失时机问了一句：先生自己以为哪位大家最了不起？他回答说：陈寅恪了不起。戈革先生（带着某种特殊意味的微笑）说，曾经有位后生对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余秋雨。

在聊天过程中，戈革先生有点突然地问：你一定知道许良英吧？我说知道。然后我补充了以下内容：我工作单位在浙江台州学院。学校有两个校区在老台州府——现在的临海市，我在临海市图书馆一个临海籍著作者展区，见到过许良英先生照片及其译著——三卷《爱因斯坦文集》，我2000年知道了许先生是临海人。戈革先生听后说：我和他断交多年了。这话令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答。戈革先生接着说：许良英和何祚庥住在一个楼里，他们那里最安全。然后未再提许、何两位，转而说其他话题。

这一次因为只有我们两人在他的书房，戈先生又提到了学术圈的一些人物，对于有的人物批评语言之严苛，远远超过第一次见面时，虽然我早知道先生的语言如西门吹雪的剑，招招致命，没人能躲得过，还是有些出乎预料。当然先生提到的很多人我没见过，有的也再没有机会见到。个别的我见过，自己对这些人的肤浅印象也无法与戈先生所斥骂者直接画上等号。戈先生所说也许是对的，也许难免偏激。人的形象是随镜子而变的，也是随不同的眼睛而变的。我权作如此解。但当时戈革先生的言辞，让我有点心惊肉跳。不过还是觉得这位老先生敢恨敢爱，爱憎分明，毫不虚伪。做人率真有何不好？只是大千世界，横岭侧峰，于己于人，是否只能做是非对错之两分？值得思考，很多时候，见仁见智，存在宽阔模糊地带。这次主要听戈先生讲故事，基本上没来得及问我想问的问题。

去前本想请戈革先生合影留念。但是先生谈话语气之犀利让我有些出神，离开先生家后，才想起自己包里还带着相机，白带了。

有些事情当时未记在日记中，但是很能说明戈革先生当时的状态，因此补充如下：

这次交谈使笔者意识到，戈革先生还有很多学术上的未了之事，并且有点急迫地要做。他说自己这辈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但是这一年每每忙累了，很久难以恢复精力。他问笔者在北京读博期间可否帮他些忙、和他一起做些事。他说成燕学友帮助他做了很多，他也很喜爱和欣赏这个关门小弟子，但是他说成燕不了解物理学，因此能帮助他的还是有限。笔者告诉戈先生说自己在京脱产学习时间只有一年，而且这一年里很多时间要在校上课修学分，还计划在一年结束、离开前至少把博士论文开题做了，因此很难有时间协助他。戈革先生表示理解但遗憾溢于言表。笔者也觉得遗憾，如果有时间多与戈革先生接触，耳濡目染自然会收获良多。

记得戈革先生这次还跟笔者提起他个人的一些事，他曾经有过去浙江大学工作的想法和机会，但最后没有去。他说这一决定也许是对的，认为如果当初去了浙大，就不会有与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建立密切联系的机会。笔者没有问他为什么这样想。

另外，这次戈革先生送给笔者他当时尚未发表的两篇文章的打印稿：《〈尼尔斯·玻尔集〉译后记》[5]和《人名种种》[6，7]，笔者至今仍保存着这两份文稿，上面有戈革先生用钢笔修改过的若干字词。在《人名种种》中见到，原来他问成燕“你认为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是谁”时，成燕回答的就是余秋雨！戈革先生在文中列举的名人分别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其后是胡适、鲁迅、郭沫若。可见笔者的答案是撞大运了。事实上笔者对于王国维并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第二次拜访回来后，笔者忽然想起两次去见戈革先生都忘记和先生合张影了，本来是带着相机的，可能受先生语言震撼之故，又忘记了，走回校园才想起。于是就给成燕打电话说出这个想法。成燕答应问问先生。很快她就回话：先生很高兴，您明天来吧。成燕还告诉笔者说，戈革先生念叨，要准备穿得正式点与你合影。她说她也没有和戈革先生合过影。笔者说那明天就一起吧。

2007年10月13日日记：

上午9时见戈革先生，谈话2小时，合影，先生送书、送照片（包括骑士勋章照片）。对古代史研究批评甚严厉。

这天的日记很简短，好在有多张照片以及题字的赠书都尚在。记忆也历历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次戈革先生建议笔者最好不要研究玻恩，继续下去会遇到诸多困难。他以自己为例，之所以能成为玻尔研究专家，是因为得到了玻尔家族、玻尔研究所的认可和一定的帮助。而在戈先生看来，笔者研究玻恩很难获得这样的机遇。不仅如此，戈先生还以他研究玻尔所遭遇的一切（诸如“世界上第一座尼尔斯·玻尔全身塑像”[8]终无安身之地；玻尔文献室不了了之；他很需要有人给他安排一位助手或秘书，但是他清楚此生绝无可能；以及其一生尤其晚年的“被孤立”等等）来警示我，希望笔者能知难而退。戈先生甚至给笔者指了一条出路，建议笔者选择一个与原子弹相关的题目展开研究，并且说他有些相关的外文资料可供笔者使用。后来事实上笔者没有听从戈革先生的好言、好意相劝。但是那一时刻，笔者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暖意，觉得先生确实已经不把笔者视作外人，真心在给笔者出主意。传说中如刀似剑般冷峻、难以接近、动辄骂人的戈革先生，也有如此和善、如此用心帮助一位还不很熟识的后辈的一面！这着实令笔者感动许久，虽然笔者内心丝毫没有放弃研究玻恩的念头。

戈革先生送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阅读《尼尔斯·玻尔集》第十卷的画面，照片后面有先生的题记（图2）。先生还送了一张他所获得的丹麦皇家颁发给他的骑士勋章的照片，照片后面也有先生的题记。先生还找出勋章，打开盒子给笔者欣赏，并说：获此勋章者去世后，此勋章要交回丹麦皇家的。

第三次去拜访戈革先生，还有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得到先生惠赠一本《史情室文帚》。先生认真题字（宇德先生存正 戈革记于京寓 时年八十有六 丁亥暮秋），又取出自己的印章，当时笔者急忙起立，受宠若惊想接过来自己盖上，戈革先生摇头谢绝，自己亲自将书垫平，很认真地盖上，摁牢。归来细赏，红色印迹是“红莩戈革”四字。这次先生所赠的《史情室文帚》是16开精装本，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笔者去了戈革先生家三次后，就忙于上课和查阅、研读文献资料。根本没想到这次赠书、合影竟然是戈革先生与笔者的诀别之见！这很是出乎预料。笔者不记得于何处于何时听何人说过，人老首先体现在手和脚上。记得第一次去见戈革先生之后，就和朋友与家人讲：戈革先生虽已86岁，但是头脑清晰、身体健康，一定会长寿。因为老先生修长的双手仍非常光滑细腻，丝毫不像一位老人的手。然而在笔者做出这样的预测刚一个多月，这位在学术上还有许多想法有待实现的戈革先生，突然间罹病不醒并不久辞世。

2007年11月3日，笔者遇到成燕，得知戈革先生患肠癌，无预兆突发，病危抢救中，不许探视。11月9日，再问成燕，称戈革先生已经醒来，但不能讲话，仍不接待探视。笔者只能默祝康复，也曾祈祷出现奇迹：一向健康的戈革先生再次站起。但是2007年12月30日笔者的日记记载的是噩耗传来：

昨天成燕来短信：戈革先生已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去世！呜呼哀哉！

戈革先生说他自己“生而不幸，一世悲苦，历尽苦难，饱受折辱与迫害，几十年来无一欢心得意之事，真所谓‘但觉有声皆剑戟，不知何物是笙歌也。”然而“一生在学术圈子中煎熬，未尝一日真正地灰心丧气”（[9]，新稿自序）。戈革先生的一生，因磨難不屈，因矢志不渝，因卓越贡献，因才学脱颖而出以及秉性的旗帜鲜明，成就了一场别样的多彩人生，巍巍哉可敬！

笔者没有去参加戈革先生的葬礼。这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心理问题。笔者截至2007年几乎还没有出席一位友人的葬礼。除却恐惧那悲伤的场景，还在于笔者很怯于看记忆中活生生的人不能呼吸的形象，更愿意在记忆中留下友人和前辈活生生的样子，如戈革先生坐在书房，时而娓娓道来，时而言辞激越的样子。2008年4月27日下午，笔者参加了戈革先生追思会，整个过程笔者沉默未语，但是内心想了很多，颇有感慨。

笔者对戈革先生的相关回忆庶几如是。有限的几次会面，虽则短暂，但着实难忘。后来笔者每次回到北科大走到北门附近，都自然会回想起戈革先生，以及他家在石油大院的位置。戈革先生就这样与世长辞了，但戈革先生对笔者的“帮助”并未到此为止。

四 无尽的追思

南希·格林斯潘在撰写玻恩传记时，引用过玻恩写给玻尔的一封很重要的信函[10]，但是没说明写信的时间。2014年暑期笔者在剑桥大学阅读玻恩档案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此函原件。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笔者给玻尔研究所写封邮件，请求帮助，看看那边能否确定此函的相关信息，在邮件中笔者附去了当年与戈革先生的合影。该所的菲利希提·泡尔斯（Felicity Pors）很快回函解答了笔者的所有疑惑，并于信函中说：“谢谢你和戈革先生的可爱照片。我有很多关于戈革访问哥本哈根以及他翻译玻尔文集的美好记忆。”笔者很感谢这位女士，也情不自禁向戈革先生默默致谢。

戈革先生文如其人，下笔之处既有细腻委婉，更不乏野火之猛烈、剑光之凛然而令人胆寒。戈革先生是位较早研究金庸的专家。在笔者看来，他与金庸笔下之东邪黄药师表里多有神似：技艺广博精深，素独来独往敢于藐视江湖各路豪杰。江湖人称黄药师为东邪，但其邪在何处？戈革先生自知有江湖恶名，其恶又恶在哪里？巨人眼里多侏儒。巨人不止戈革一个，不过很少像他这般，见到以为自己很高大的侏儒，就会提醒人家：你是侏儒。这对于不认为自己是侏儒的侏儒，无疑就是大不敬，其“恶”大抵源于诸如此类尔。戈革先生的《半甲园丛稿》之末，有《宝刀诗》一首[11]，堪为戈革先生一生的写照。其诗曰：

少岁原知爱宝刀，每张白眼冷群豪。老来病卧燕郊北，自对棋枰试六韬。

此诗有引言如下：“某名牌大学之名教授，偶谈及余之文字，称之为宝刀不老。此乃信口喷出之俗套谀辞也。彼辈混世之人，原不识宝刀为何物，况其宝不宝与老不老耶，可笑，可笑，诗以自叹。”读罢此诗及其引言，一定会有人说：戈革狂傲、目中无人，善于骂街。

然而笔者要提醒诸君，戈革先生的确常常不惮出口伤人，但仔细分析，戈革先生骂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并非没有“原则”。如《宝刀诗》引言中挨骂此君，挨骂不在于其它而在于是位“混世之人”，却也要附庸风雅。对于这种招摇混世之辈，想来很多人都心生憎恶，但也仅此而已，可是戈革先生却载之于诗文，使之“名垂青史”。戈革先生年过半百之后，多有虎落平阳之感，而“自对棋枰试六韬”，贴切揭示了他“老”骥伏枥的落寞、惆怅、无奈，以及仍期待将以有为的雄心。

对于戈革先生的学品和人格笔者都充满无限的尊重和敬仰。戈革先生早年在清华读书期间，即与后来的于敏院士并称物理系的“两个尖子”，其天赋如何由此可见一斑。晚年的戈革先生古今中外交融、文史与物理贯通。与人交谈，不仅谈玻尔与西方物理学史，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以及其中的文献细节也是信手拈来。戈革先生是治金石篆刻名家，平生治印数以万计（[9]，自序），曾为钱钟书夫妇治印，并为钱所钟爱，文学家顾季羡曾赞戈革先生所治之印“厚重沉实”“胎息汉玺”[12]。戈革先生填写诗词无数，出过诗集，还是书画丹青高手（在其书房中悬挂着他自绘的四副雅致条屏）。其艺术天赋与人文情怀之高妙让人难以想象。

然而，笔者也曾不自觉地给先生做过“盖棺论定”，而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提醒：人生苦短，应该尽量去做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戈革先生到晚年还认为自己专门研究玻尔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在笔者看来，在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选择研究玻尔，这恐怕不是一个上上之择。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戈革研究玻尔，堪比牛刀杀鸡，实在令人惋惜。玻尔不是不该研究，但是研究他不该以维护其正面形象為目的，而是要打破他虚假光环远大于实际贡献不止百十倍的幻象。20世纪玻尔与爱因斯坦平起平坐的崇高地位、鼎鼎大名建立在很多故事之上，而这些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玻尔与量子力学的建立几乎没有关系。在笔者看来这层窗纸已经擦到了戈革先生的鼻尖，但非常遗憾的是戈革先生始终未曾将其轻轻点破。戈革先生和其他人一样，在事实面前都承认：玻尔在量子力学得以建立的“1925—1927的两三年内，……他所正式发表的论文却比较少。” （[13]，页143）玻尔这一时期的文章非但数量少，而且对于量子力学的建立，几无正面积极推动作用。戈革先生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无论如何不是因为他已经‘江郎才尽。”（[13]，页144）玻尔是否江郎才尽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他此时没有像哥廷根物理学派，在玻恩的带领下正走在探索建立量子力学正确道路上，在思想上玻尔对于玻恩等人的做法不理解；在技术手段上，哥廷根之路需要强大的数学手段，而这恰恰是玻尔的弱项（玻尔的强项是所谓哲学思考）。也许“原因很多”，但戈革先生并没给出玻尔在物理学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缺席的可信理由。

无论如何，在20世纪，对于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而言，没有比建立量子力学更重要的事。戈革先生承认如雷贯耳的哥本哈根学派，“大致说来，这一学派从1927年开始出现。”（[13]，页1610）此时物理界公认量子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工作已经竣工，而玻尔不知何故没有在这一宏大工程中露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戈革教授如何迂回、如何努力证明玻尔和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建立量子力学的重要作用，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惜哉！惜哉！玻尔之于大师戈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同样引人深思的还有关洪教授，在绪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存在一个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学派之后，他仍然撰写了《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14]这本书。

从2007年开始，笔者几乎进入了专门研究玻恩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不止一次感慨：如果戈革先生健在，能再向他讨教一下多好！而得出的若干结论想来出乎戈革先生预料，也不止一次思索：如果戈革先生尚在，对于这一结论，会有何反应？每每这个时刻总是期待与戈革先生能再有相逢时，无论相视一笑，还是继续促膝交谈，还是严厉批评……都好，都好！ 转眼之间戈革先生辞世十周年了，仅以此文表达笔者对十年前与先生几次会面的珍惜，以及对先生的敬仰、感谢和怀念！

参考文献

[1] 戈革. 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对应原理[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7. 3（4）： 7—17.

[2]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和南开.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93.

[3] 戈革. 读《博物志》散记——兼和洪震寰先生商榷[J]. 华东石油学院学报. 1982（增刊）： 79—88.

[4] 厚宇德. 玻恩的科学贡献与科学思想研究——兼论“玻恩现象”[D]. 北京科技大学， 2010.

[5] 戈革. 《尼尔斯·玻尔集》译后记[J]. 科学文化评论. 2007. 4（5）： 108—120.

[6] 戈革. 人名种种（之一）[J]. 社会学家茶座， 2007. （5）： 16—20.

[7] 戈革. 人名种种（之二）[J]. 社会学家茶座. 2007. （6）： 126—130.

[8] 戈革. 世界上第一座尼尔斯玻尔全身塑像[J]. 自然杂志. 1995. 17（3）： 165—170.

[9] 戈革. 挑灯看剑话金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0] Greenspan， N. The End of the Certain World[M].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5： 284.

[11] 戈革. 半甲园丛稿[M].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6， 1041.

[12] 熊伟. 古道西风忆戈革[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3）： 42—76.

[13] 戈革. 史情室文帚[C].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1.

[14] 关洪. 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