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军

[摘要]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坚决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并在最终实现转移的過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为后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1977年复出后率先提出“纲”的转移，支持并引导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倡导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他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时率先提出要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而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要开始“新的战斗任务”，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在他的建议下，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并在会上形成普遍共识，进而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倡导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仍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关键词]邓小平；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重温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邓小平对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充分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重大战略判断，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研究分析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提出和实现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探讨这个历史性决策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强调把经济搞上去”，这是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尝试和预演，为后来转移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发展生产力，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要求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适时地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提法，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以“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

但党的八大后不久，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逐渐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所代替。此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完全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20年中，全党始终不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也历经曲折。邓小平后来指出：“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在当时同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的“四人帮”提出“全面专政论”，进一步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并对整顿工作造成很大障碍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在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中，鲜明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反对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这一年的3月，他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5月，他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6月12日，针对“四人帮”企图掀起批“经验主义”运动，他在上海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又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9月7日，他在中国工会九大的筹备工作报告上批示：“工会不能光谈抓阶级斗争，对生产、生活福利还是要抓。不能因为批了唯生产力论，就不敢抓生产了。不要因为批了福利工会以后，对职工生活就不管了。”

出于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在1975年5月的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继而在7月的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思想。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在这个提法中，邓小平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但他同时又说“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就是说，邓小平虽然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突出强调的是第三项“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重点。

“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实际是把发展经济置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心地位，实质是以经济建设为纲，这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魂。时为浙江省委负责人的铁瑛回忆说：“‘四人帮拼命喊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等口号，煽动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主持实际工作的小平同志不理睬那一套，始终强调着一个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反面看，也能说明这一点。整顿后期，毛远新曾对毛泽东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胡乔木后来曾把“三项指示为纲”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认为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

1975年底，当毛泽东越来越确认整顿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是要替代阶级斗争为纲，而寄希望于“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他改变观点”又未果时，毛泽东只能终结邓小平主导的整顿了。1975年整顿不到一年就中断了，根本原因在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受到批判后，“‘批邓文章集中火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纲领”，也说明了“转移工作重点”斗争的艰苦。

1975年的全面整顿，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条件下试图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一次努力，是党由阶级斗争高于一切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重要实践，也为后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率先提出“纲”的转移，支持并引导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从理论层面批驳“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等错误观点，倡导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科学教育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邓小平在1975年通过领导整顿开始的、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被迫中断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又重新局部地进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拨乱反正的进展，局限性日益凸显。按照这个提法，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就无法提到全党工作的首要位置。当时的党中央并没有随着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纲”的转移，在指导思想上仍以“左”的错误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凡是”，经济建设仍然在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以农业为例，当时仍在推行的“农业学大寨”，并不是学大寨如何搞农业生产，而主要是学大寨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后来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当时党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抓什么纲，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人民公社一套‘左的东西变本加厉，‘左的错误恶性发展。”

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邓小平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最早思考并点破“纲”的问题。这年的8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说：“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0月到11月间，在指导起草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邓小平又几次提到“纲”的问题。他提出：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怎么叫个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他说：看起来，我们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在“抓纲治国”、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大背景下，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无疑仍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但邓小平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上。他多次提到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问题。1977年11月，他在广东说：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现在就可以恢复。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2月，他在四川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1978年7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经济理论界从1977年2月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在4月以后逐步扩大规模，集中讨论了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政治与经济、革命和生产等问题。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集中批判了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把发展生产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等谬论。有些同志通过引证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在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选载了一批讨论文章，把讨论推向了社会。

邓小平顺势支持和引导了按劳分配等问题讨论，着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理论层面批驳“四人帮”，甚至一些重要文章也是在他的直接提议和指导下起草和发表的。1977年8月，邓小平认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的《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鼓励他们要大胆放开来写。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邓小平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他还倡导从理论和制度层面讲清楚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问题。1978年3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一篇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邓小平看过文章清样后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文章“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并指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4月，他再次就这篇文章的修改谈了意见，指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这篇文章于5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全面论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阐述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清理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和混乱。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贯彻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的方针，有条件、有步骤地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9月，国务院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革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和劳保福利制度的具体意见。这年下半年，全国有不少企业和单位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尽管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然按照党中央的工作部署被放第一位，但全国各地、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突破了“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这个口号的限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1977年11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1978年4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特别提出：“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毋庸置疑，经济建设越来越成为全党上下关注的重点，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

三、邓小平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时率先提出要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而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要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质就是发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号召，这就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

在经济建设日益成为全党关注重点的背景下，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他的这个想法和思路是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时率先提出的。邓小平的这次视察是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途经东北时顺便进行的，但从谈话的内容和事后产生的影响看，这是一次有意为之的视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我一直都陪着邓小平同志。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找干部群众谈话，到工厂、农村、部队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他对揭批‘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

9月12日，在离开朝鲜前夕同金日成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在随后的东北考察中，邓小平所经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现状更加印证了他“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的这一判断。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面对“落后”，应该怎么办？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很显然，要实现这些目标，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尽快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用邓小平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转为搞业务”。

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汇报后特别谈到：“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9月20日，在同天津市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又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10月3日和14日，回到北京后的邓小平在同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了这一主张，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所以，“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这些谈话表明，邓小平已经在考虑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國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而这一新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有学者指出：这里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和讲话，提出了一个关乎全党全国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那就是适时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他的这个历史性贡献，党内是认同的。198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工作重点转移的倡议，很快在党内取得共识，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进而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四、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并在会上形成普遍共识，进而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倡导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正式议题有三项：一是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项新增加的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议题，是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的。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召集人王恩茂回忆说：“这个关系全局的提议，是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并得到常委会的通过，华国锋对此是赞同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同志的关注和热议。王恩茂说：“重点转移的提议，给大家注入一剂兴奋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成为随后的分组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于光远也说：“在最初一两天分组讨论中，发言人几乎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重点转移的问题表了态。”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与会人员是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在转移的指导思想上是有分歧的。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人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但“搞建设，仍然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这与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转移是一致的。这种主张实际上“还是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试图在不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大的调整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在分组讨论中，更多的同志则提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这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胡乔木在分组发言时指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胡乔木当时正在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主题就是阐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问题。这实际上代表了邓小平的观点，也是他自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以来的一贯思想。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开成历史转折性的会议，邓小平起到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是：他针对会场上和社会上出现的新的情况和动向，几次发表谈话，提出既要有错必纠、解决问题，又要抵制错误思潮，正确评价毛泽东，处理好纠正错误与保持稳定的关系，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倡导向前看。这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理解中央决策起了积极作用。11月25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常委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作出指示：“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不搞什么新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26日，他会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说：“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29日，他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强调：“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经过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全党所接受。与会同志普遍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新的政治运动。陈云在分组讨论时说：“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我国目前的大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全会最突出的贡献，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邓小平说，这“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成功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彻底解决了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及工作重点问题，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

五、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邓小平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是要客观分析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与实现的历史进程。全面把握重要的历史节点，正确认识邓小平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工作重点转移过程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这项历史性决策并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而是从1975年就开始酝酿和尝试，时机逐渐成熟后形成决策。这个过程曲折复杂，充满了斗争，来之不易。（2）邓小平关于重点转移的思想是一贯性、超前的。在党内，他对“纲”的问题，也就是全党工作的中心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经济建设思考得更为深刻和长远。不管是1975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还是1977年提出“纲”的转移，以至1978年提出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质都是重点转移问题。（3）邓小平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历史转折关头，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坚决推进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果断、彻底的转移，并在最终实现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能够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在这场历史性转变中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最根本的就是靠发展，靠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仍然要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发展仍是解决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习近平要求全党“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