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下，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遵义会议实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一直在“左”右摇摆，不是右就是“左”，错误不断。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反“围剿”斗争实际所制定、总结出来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指责为“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他们向根据地派出代表，极力推行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他指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仍然坚持的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1933年初，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瑞金，同年9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不懂军事，他把曾经参加过一战，就读过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李德奉为“太上皇”，赋予其军事指挥的最高权力。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只凭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课本，关在屋子里瞎指挥，他专横跋扈以“太上皇”自居，作风粗暴，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单纯的防御战、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所谓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单纯的战略路线，他在中央苏区的“独立房子”里凭着一张地图一支铅笔瞎指挥，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原来的计划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早就察觉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在湘西设置重兵，布下口袋阵。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取得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支持，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通道会议，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红军攻下贵州省黎平县城后，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决定进军黔北，攻占遵义。博古、李德对强渡乌江心有余悸，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在贵州遵义老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问题。在民主发言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最主要的内容是明确了五次“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在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上所犯的原则错误，正确解决了当时紧迫的军事路线、军事领导和军事指挥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受党内委托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从此，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丢掉了坛坛罐罐，轻装上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范围迂回，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摆脱敌人。首先，毛泽东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坚持不与敌人拼消耗，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原则。红军在习水土城遭到川军的拼死抵抗，毛泽东毅然改变从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红军果断地撤出战斗，将主力由贵州北部转移到四川南部，从而避免了红军与敌人正面交锋，导致大规模减员的严重后果。其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一渡赤水后，毛泽东做出南下黔滇边境的战略，把敌人的主力调往云南边境，然后出其不意，回师东向，再战敌人兵力空虚的黔北，五天连续占领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敌人二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当蒋介石调集重兵赶到贵州，毛泽东又将计就计，三渡赤水，以部分兵力佯装北渡长江，待敌人重兵在长江布下口袋阵，毛泽东又四渡赤水，神速南下，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黔北，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甩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其三，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其临机决断的权力，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李德一意孤行、听不进意见、机械呆板、一门炮一挺机枪放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四，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加强对敌人密电的破譯工作，使红军在大迂回大跨度作战中，从未遭受到敌人的袭击。邓小平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其五，充分利用蒋介石和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主动，如由朱德、刘伯承写信给川军旅长杨汉忠、许剑霜、邓秀廷和四川

“剿总”邓锡侯，劝他们给红军让道，结果对方都避战让路。其六，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长征经过了苗、侗、彝、藏、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每到一处都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进入贵州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明确：“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少数民族的措施，深得少数民族的拥护，中央红军途经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赢得了时间，赢得了先机。

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正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主席拨正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

二、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领导核心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以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几任党的负责人的更替，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说过：“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的帮助者。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3月4日，中央军委决定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全军最高统帅，全权指挥军事。虽然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担负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同时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陈云等都尊重他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其威信和影响力超出了他担负的实际领导职务，遵义会议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从1921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找到了懂得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全党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定，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而确定的。这个确定，‘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其主要表现在：

1.领袖的伟大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但从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同的历史时代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也必定会造就出自己的英雄。毛泽东的宏大远谋和睿智能力、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协调能力、张闻天的民主正派和无畏能力、朱德的中流砥柱和奉献能力、王稼祥的坚持真理和敢于斗争能力、陈云的唯实和务实能力等，这个领导核心的智慧和能力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强大合力，带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天下为己任，众志成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使中国革命不断地取得伟大胜利。

2.全党全军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在遵义会议以前，“軍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注：李德）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走了一路，吵了一路，争论了一路，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遵义会议后，实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大家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全党全军实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兵多枪多向党中央要权搞右倾分裂活动时，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在遵义会议上持反对意见的博古、李德、凯丰也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遵义会议后，无论是党的领导集体、军团负责人，还是广大将士，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同心合力，面对高耸入云的雪山，浩瀚无垠的草地，汹涌湍急的江河，极端恶劣的天气，枪林弹雨的战场，饥寒伤病的折磨，大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3.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鼓舞着红军将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尽管他们开始不知道落脚点在哪里，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他们深信：‘只要跟党走，就有前途，就会胜利，他们甘愿吃苦，宁愿战死，也不愿掉队、离队，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很多烈士临终前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正如毛泽东所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红军以坚定的信念，坚忍不拔的斗志，演绎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典范。

三、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从1922年起，我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期间党的所有重大会议、重大决策、重要人事安排都须得到共产国际同意或直接由共产国际操纵。遵义会议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斯大林的指示，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使我们党开始摆脱幼年时期的盲目性，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这是毛泽东思想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1963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意味深长地说：“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定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了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切都要“拿本

本来”，中国党的重大事情，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不是由中国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决定，而是必须一字不改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客观变化了的实际，七次变更落脚点就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长征最初的目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早就觉察到红軍的意图，在湘西布下口袋阵，重兵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实现了通道转兵。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提出了在川黔边的遵义建立根据地。1935年2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修整，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开始为根据地建设作准备。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相邻的地方建立根据地。9月17日，红军突破腊子口，打赢了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红军顺利进入宕昌县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获悉，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与徐海东的红25军在陕北会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于是决定到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建立了革命大本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从实际情况出发，最后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的危险，最后建立了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基地，形成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战略态势。

四、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出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全党开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开始分化、瓦解了，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

遵义会议前一段时间，党内流行家长制、惩办主义和“一言堂”。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大搞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集体领导被取消，个人专断和惩办主义盛行，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遭到打击和排挤，特别是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李德以“太上皇”自居，凭着一张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当时很多红军将领就给他提出过意见，但是他顽固不化，根本听不进意见，他的主张就是党的意志。

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改变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彻底纠正了“左”倾中央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他们不是嫌弃、冷淡，而是满腔热血帮助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达到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耐心帮助犯过

“左”倾错误的同志，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如博古虽然不再担负党中央的总责，但仍然是常委，稍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领导职务。凯丰仍然担任原职，让他在工作实际中认识自己的错误。李德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了最高指挥权力，但是仍然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冷落他，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后来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博古、李德、凯丰等都坚定地与党中央站在一起，维护中央的权威，充分说明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英明。

正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红军得到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夺取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只是认识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问题，改变了红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危急的局面，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础”。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述：“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著名学者、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指出：“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诞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发生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根本变化。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代表的历史性转折，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迎来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以后，我党开辟了政治、军事、思想等工作的新局面，使党的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作者单位：遵义会议纪念馆）

（责任编辑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