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婷婷

“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发生，以生命为代价唤起大众对家政服务行业的深思。这个行业和千家万户的生活紧密相连。随着社会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日益旺盛，凸显出来的问题也越发明显。

一名普通保姆的经历

清晨六点，略有光线穿过窗帘，朱琴起床洗漱，准备开始为雇主工作的一天。

她先去厨房熬粥、煎蛋、热牛奶、做佐粥小菜，然后待女主人钟艳和她的孩子醒来吃早饭。

早饭后，钟艳送孩子上幼儿园。朱琴将碗筷清洗干净后，便出门买菜。小区里和朱琴一样的保姆不少，年龄都在50岁上下。朱琴和她们碰上，有时间也会聊几句家常。

做保姆之前，朱琴是家庭主妇。然而四年前，丈夫发生意外，手术抢救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当时女儿考入重庆一所大学，朱琴迫于无奈在老家的县城里做起了家政。在她看来，做家政不需要技术，也没有门槛，并且收入还可以。

钟艳不是她的第一个雇主。四年前，她到一家中介机构找工作，对方登记了她的身份证信息，并询问了大致的家庭情况和工作需求。三天后，中介就打电话来说有一家人比较合适，让她过去见面。

雇主是老两口，想雇人专职照顾半岁的孙子，每月付薪2600元，每周可休息一天。朱琴当场就签了合同，并交给中介200块佣金。在中介和雇主的要求下，朱琴去医院做了基本体检，体检结果显示健康后，雇主把100多块的体检费还给了她。

一年后，朱琴离开这家人。“娃儿小，事情却多，感觉一天到晚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后来，她在同行的建议下去参加了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并获得了该企业颁发的培训证书。正是这本证书，使钟艳选择了朱琴，因为当时一起见面的四位候选保姆中，只有她有证。

一张行业乱象透视表

社会上把朱琴这一类从事家政服务的人称为“保姆”，但其实在政府文件以及行业内，他们的称谓是“家政服务员”。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政服务员也逐渐分类、细化，如今大致可分为母婴护理（俗称月嫂）、育婴（俗称育儿嫂）、养老护理、家庭保洁，除此之外的都被称作家务助理。

重庆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建华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家政服务员至少33万人，且数量呈递增趋势。”

“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发生让人们对家政服务执业者的准入条件产生了质疑，事实也印证了人们的忧虑——“做家政，没有门槛”，朱琴说了一句大实话。

那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家政服务员？对此，王建华表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中介制，登记基本信息后由中介牵线，服务员和雇主自己谈，事成后中介抽取佣金。二是员工制，重庆只有少数几家家政机构实行员工制，企业要给服务员买五险，由企业和雇主签合同。

“第三种就是‘个体户。”王建华补充，之前提到的33万只是就业培训机构和企业使用人数的综合统计数据，另有大量“干个体”的家政服务员游离在统计之外。他们从未进行过任何培训，找工作也全靠口碑传播、熟人牵线。

“目前的状況基本上是，只要有身份证、能正常交流、会做家务就能上岗。”王建华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即便有家政服务结业证，也没有多少含金量。朱琴透露，“考试并不难，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

王建华提醒，家庭服务员持有证书通常有两种。一种叫结业证。结业证只能表明他们参加过短期培训，并会注明培训种类，如：母婴护理或养老护理等。另一种是等级证书。它分初级、中级、高级，养老护理中加设技师一级，由人社局管理技能鉴定部门统一出题，并颁发证书。

“后者才比较有含金量，但持有等级证书的人在行业中只占极少数。2015年我市的统计显示，持有初级证书的仅4000多人，中级证书几百人，高级证书只有几十人，技师一个没有。”王建华称。

而针对家政行业的短期培训，也可谓乱象横生。培训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即使是政府的免费培训，其实也是交给企业或有关机构来承办。王建华透露：培训费从每人几百到几千不等，一般培训两三天至一周，就能领证，并且培训没有统一的教材，各个机构聘请的老师不同，授课内容也千差万别。“有些培训机构，甚至老总自己上阵讲课，缺乏专业性。”

培训虽不正规，但中介却据此向雇主漫天要价。王建华称，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往往会根据“工龄”、用户满意度、是否持有证书等，给家政服务员分出等级，按级付酬。比如“月嫂”可分金牌、银牌、星级等级别，“有的要价甚至高达每月两万。”

信息显示，不少机构是按家政服务员薪酬的一定比例来提取中介费，薪酬越高，提得越多。因此，在缺乏有效市场监督的前提下，中介会不遗余力地把家政服务员的级别往高处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不规范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行业的无序。据记者了解，家政服务员和中介公司一般都没有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一旦在雇佣过程中出现问题，家政公司、雇主、家政服务员几方都很难维权。

一个协会的勉力前行

如何规范家政服务行业的准入和管理？

今年7月，“杭州保姆纵火案”发生后，上海长宁区家庭服务业协会公布了“黑保姆”认定标准，包括有犯罪记录、偷盗前科，履历和相关中间作假，以及被雇主反映人品极差等。

对于这个建议性规范，王建华持不同态度。“家政服务员中，大部分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因生活所迫从事家政服务。如果只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文明程度有限等原因而和雇主产生争执、纠纷，就把她打入‘黑名单，这有失公平。”

她强调，“黑名单”的设置有一定必要，但必须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家协也正就这一标准的制定与第三方机构洽谈。

据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协会数据，目前全国家政服务业各类服务企业和网点近50万家，大部分企业营业额在50万左右，规模、布局多、小、散、弱。

在采访中王建华透露，从工商部门的大致统计来看，重庆市家政服务企业至少超过3000家，也呈现出小而弱的特点。“据去年的统计，我们的会员单位年营业额大都只有几百万元，超过千万的企业仅12家，但实际直接与家政服务有关的营业额只占其年营业额的20%左右。”

“虽然2009年后政府对家政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较大，但却呈现前热后冷的状况，其扶持力度正逐渐减弱。现在的局面是，致力于做家政服务品牌的企业勉力支撑，一些小企业为了生存涸泽而渔。”王建华称。

作为行业组织，重庆市家协希望更好发挥“领头羊”作用。他们打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协会牵头建立全市家政服务行业的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征信体系。目前已经与相关部门、多家第三方机构有所接触。

王建华认为，这个平台可将一线服务、师资、培训、产业等囊括进去。并且，如果培训能由行业组织来统一开展，规范培训，并最后颁证，那就等于能从源头上给这些从业人员建档，并进行后续记录。“大数据的建立，对于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规范管理以及真正的市场化运作，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