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意

熟悉政治学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想必都知道萧公权这个人，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在上世纪中期的历史背景下，和萧公权一样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对于当时的时局他们有自己的抉择，或漂泊域外，或选择港台，从此便“消失”在国内学界、教育界的视线里，所以我们对他们是“历史性”的陌生和不了解，以至于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为零，他们等于在“我们”的“历史”上被抹掉。

好在历史的车轮又重回正常轨道，从这一角度看，开放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看世界，看自己的世界，也看世界的世界，全方位纵横的世界才有可能是真实的世界。黄山书社引进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已迟在2008年，尽管该版本也有很多删减（这一细节很有意思，由于观点不同，行文很多处被编辑删除，只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但有些地方阅读时候仍有可能猜出删了什么，但删得多的地方则无从猜起了），并非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的完本，但对于我们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既有阅读本身的意义也有时代价值的意义。

萧公权（1897-1981），我国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一直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颇丰，除《中国政治思想史》外，还有《政治多元论》《宪政与民主》等，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对于《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谦逊地说：“追述我求学教学的经历实际上就是检讨我种种的不长进。年过七十，往者既不可谏，来者也少可追。”“问学谏往”，当然是以学问为中心，包括作者说的“求学教学”，但追怀往事，自然不仅仅只“录”其求学教学经历，亦还有其他人生足迹如家庭生活、师友过从、诗词唱和（萧先生喜好古诗词）等，反映了一个有自己治学思想和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阅历和感悟。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学术研究著述和教学的知识分子，萧公权当然有他的教育教学思想，而作为政治学学者，是否别具开阔的眼界呢？

一、“救国必先读书”和“学而优则仕”

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两年时间，萧公权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即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由于是“插班生”，萧先生在清华的时间只剩两年，所以苦读非常，比许多人更珍惜读书的机会。期间躬逢“五四运动”之盛，青年学生血性激进，多不能安静读书，但萧先生却“只是埋头读书”。五十年后追述往事，他有自己的看法：“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爱国心”，“国家兴亡，匹夫当然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讀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这个看法适用于文人，也适用于现代的军人。”

于学生言，救国与读书，孰先孰后，还是无论先后，不必先后，可先可后，此乃见仁见智的问题，也不必过分苛责谁。当年的胡适先生与萧先生于此问题上倒是不谋而合。胡适认为“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胡萧两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或许是“不合时宜”的。直至今天，对此问题我们因所受教育的影响恐怕还是多持相反见解，对于此“不合时宜”，是否已有足够的包容？只是有了选择，便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后来，萧先生在美国留学，看到人家教授专心治学授课，学生用心读书，不禁感慨：“在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环境之中，青年知识分子很少作‘政治活动。”

“救国必先读书”，是萧公权在清华两年关于求学的认识，也是两个“最大收获”之一，另一收获则是关于“学而优则仕”的认识。如今我们对此观点多持否定意见。但萧先生认为古人这句话有其真实性，“在现代的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体，政府也不就是国家。‘从政以外尽有个人效忠于国家于社会的行动场地。‘匹夫可以对祖国的经济、教育、科学、文艺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负‘兴亡的责任。”这些见解相当有道理，而且深刻。

二、“素质教育”

1920年秋，萧公权与同学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在大学主修政治哲学。此外，萧先生花了不少时间选修音乐，水彩画和油画等，此举在现在看来，真乃“素质教育”也。萧先生自认为“毫无音乐天才且年纪不小”去学小提琴和乐理，“诚然是胆大妄为”，但自己“也有一番道理”：“中国古代的教育除了修己经世之学以外，还包括陶冶性情的‘乐教。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乐也有其地位。”萧先生还举出例来，孔子就能琴能歌。

当然，理是那个理。不过，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萧先生儿时就喜欢吹箫，故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不然，再“动听”也未必就一定是“好听”的，更遑论枯燥的音乐理论了。笔者在大学读书时候就深有体会，曾选修过“古典音乐”课，不过对于乐理知识直是一窍不通，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待到修完结业考试，自己对那些乐谱和理论知识实在是弄不清云里雾里，幸亏老师手下留情，我也就勉强过关了。不过经了一学期的灌耳“熏陶”，我倒是有那么点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钢琴曲、小提琴曲。只是对于乐理，一如既往视畏高深。正是由于“对音乐的兴趣却愈趋浓厚”，萧先生后来学作曲亦有了不小成绩——为战后国立四川大学校歌作词谱曲。

此外，萧先生还在密苏里大学学了两年水彩画和油画。可能画得还不赖，以致有教授劝他“专学绘画”。好在萧先生自知努力的方向，“我学画并不是妄想成为一个画家，而只是想增进一点鉴赏艺术的能力”，不然，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个有成就的政治学家了。

萧先生学音乐，学画画，是真能“好”之，学艺术是为了“增进一点鉴赏艺术的能力”，进而自然能够提高一点艺术的修养，对人格和情操不无好处。对艺术尚且如此，对于文学的爱好自然不在话下，萧先生没有讲他对文学史学的修读，但归国后，他与朱自清、吴宓等颇多诗词唱和往来，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

三、“放眼读书，小心抉择”

教师能传授给学生的包括文化知识、治学方法和精神，甚至是人格品行等。萧公权一身从教，治学成果累累，关于治学亦自有见解。那时，胡适的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学界广为流行，萧先生也颇为认同。但他认为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读书”的阶段，且认为“书”字作广义解，包括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他认为，“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對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对于“放眼看书”，萧先生认为包括两层工作：“一是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是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训练中，萧先生还结合荀子的名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改成了自己的学术座右铭：“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很多年以后，萧公权仍然认为，“放眼读书”，认清对象，然后提出假设，小心求证，这一套方法和程序对于撰写学术论文非常有用。胡适的那套一方法，在萧公权看来，固然也不无价值，但“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照笔者看来，此论虽然未必全是，但也比较中肯，毕竟学术问题的研究重在客观真实，不经一番深入的阅读探究便匆忙持论难免失之偏颇，难以公允客观，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不过作者仍然比较小心谨慎，多年后，在此心得的基础上还补充提出了“小心抉择”一说，且说：“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

“放眼读书”始终是萧公权自己学术研究的路径之一，在归国任教后，他也始终把这一治学方法教授给学生，且要求学生常做研读报告。他认为研读报告的意义在于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写一篇报告，实际上是在自己治学的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对于以后的治学帮助良多。

四、“教育自由”

萧公权一生投身教育事业，从大陆到台岛直至美国，未尝离开过三尺讲台。作为一个终身以教育为职业的学者，他对教育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所以《问学谏往录》特地辟有一章专“谈教育”，有意思的是，萧先生在“谈教育”前冠以“是亦为政”四个字，大意是谈教育也是“为政”的一个表现，这与他前面所讲的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是一致的，书生以教育为业，服务国家社会，“是亦为政”。对于教育，萧公权有自己的诸多见解，这些见解详尽而平实，但归结到一个根本点上，就是“教育自由”的思想。

萧先生对当时中国教育症结有所了解，有感而发。针对当时中国的高校偏重理工学科而限制文科的政策，萧先生直斥为“粗浅的实用主义”，认为是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培养青年人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问学的志趣。”急功好利，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学识，便不易成为真正的有用人才。”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急功好利，这都是没有“笃实好学风气”的表现。萧先生由此担忧，“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这一忧思，放在今天仍然无不启发意义，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有过类似的忧虑，萧先生于半个世纪前就已言中。不是萧先生的“预言”有多准，实在是有什么样的教育政策和学风，必会得什么样的结果。

那要怎么寻找出路呢？萧先生认为，要培养“敬业”精神，而且“最好从所谓知识阶级做起。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这还是要从教育本身做起。“我们必须设法让教育在适宜条件之下，自力生长。这是根本的办法。”怎样才算是“适宜条件”呢？萧先生1947年曾发表一篇“谈教育”的重要文章《论教育政策》，文中指出：“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发展。”“政府诚然应当酌量监督，然而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的生机枯萎。……‘讲学自由只能在师生自动自择条件下存在。因此政府对于文教机关的监督应当避免干涉课程的内容，教员的思想，以及师生的一切学术活动。”此即“教育自由”也！对此，萧先生又更直接地指出：“发展教育最妥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则应用于教育文化机关。”那么政府是不是就“放任不管”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教师，而向他们责取应有的成绩，这才是合理的监督。”

若是没有教育的自由，无论哪个方面，政府恐多无能为力。萧先生举例说明，比如教育对优良品德的培养的功用，就不是政府管制所能达成的。“如果师长，父兄，乃至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榜样太坏了，当局者纵然三令五申，勉励青年向善，他们还是难以听从。”这就需要“教育当局必须用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去推行教育政策。部长厅长们应当有教育家的风范（略如黄梨洲所谓诗书宽大之气）和尊重学术的诚心，以为全国或全省师生的表率。师道果能尊严，学术果能见重，多数师生自然潜心向学。”所以，“政府何必干涉讲学的内容和学校的生活呢？”

针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萧公权多有批评，极力主张“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而这些也不仅是萧先生的个人意见，而为多数知识分子所赞同。后来，国民政府提出各级学校内部不设党部，作者也认为是一种“政教分途”的明智决策，今后应求“实现学术独立的民主教育。”只是不幸内战，时局混乱，学风颓弊，许多年后萧先生忆往，唯有暗叹“痴人说梦”了。

最后，还要提一下萧公权先生的教学思想，萧先生留美求学，深受导师教学方式方法的影响，在书中多次提到早年教授的指引：“导师的职务（原书如此，应为任务——笔者注）不是把自己的见解交给学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这不也是自主探究的意思吗？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也有言：“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萧公权认为这是很好的方法，且强调大学教育的功用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使学生各就其适可之准，“向着学问之途，分程迈进。”萧先生还提到国外有“教学等于再学”（To teach is to learn twice）的说法，与我国“教学相长”一说相近，颇有道理。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