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峰

摘 要：JC，号称猛将谋臣如云，秀才举人如雨，是一个以“文化第一村”著称的村庄。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JC由一个传统农村转化成了典型的城郊村，给世人留下了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显赫、村庄和谐、民风淳朴、环境优雅的美好印象。但是通过对JC的实地调研发现，就是这个“文化第一村”，却出现了与其应有状态相悖的治理问题。鉴于此，描述在城镇化背景下JC发生的转变、治理悖论，探讨出现治理悖论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文化村；治理悖论；破解之道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16-03

“下了JC坡，秀才比驴多！”“地以人贵，人以地转。”于是在人们诙谐的调侃中，一个“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秀才村，就从历史深处自如而又真实地款款走来（《贾村志》）。JC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姓氏文化、忠孝节义、楹联文化、牌匾文化、宗庙文化等颇有成就，还有很多古建筑文化盛极一时，但最值得一提的是繁榮的教育以及古今精英。在旧制教育时期，曾出现很多精英贤士，因而才有了“猛将谋臣如云，秀才举人如雨”的称号。新时期教育更使得JC名流辈出，商界、政界、学界都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JC人都为自己身为JC村民而感到自豪，讲他们爱文好儒、孝悌情浓、崇尚礼仪、讲情重义的历史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古韵浓厚的文化村，近些年受HZ城镇化的影响，得到了很大的受益，同时也突显了很多治理问题，而这些问题与“文化第一村”应该有的状态是不相符甚至是相悖的。在未来，JC如何能够把握城镇化这一契机，推进经济政治腾飞的同时创新传统文化，成为新时期名副其实的“文化第一村”，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的。

一、在城镇化背景下JC发生的转变

JC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历史沿革，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JC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传统农村转变为了典型的城郊村。

（一）村民住房方面：传统村庄正在被商楼房商铺所取代，呈现出浓厚的现代气息

从村外沿着公路一直走向村庄深处时，我们会发现，靠近公路的建筑基本上都为楼房或平房，从事商业活动的铺面向公路两旁延伸，呈现出繁荣的商业景象，居住人口较为年轻，融合很多外来人口。而进入村庄内部时，我们看到传统的建筑都破烂不堪，窑洞有的倒塌、有的没有门窗，外面的土坯墙都被风化。即使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房子，也很久没有人居住。在村庄最内部很难找到村民，偶尔碰到的也都是老年人。经了解，大部分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庄处于“空心化”状态，村内、村外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产业结构方面：单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商贸业、服务业、旅游业综合发展转变

与大多数农村一样，JC在建国前生产条件落后，生活很贫困。建国以后，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大增。随着国家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JC被树为H县唯一的“科技示范村”，成为全LF地区科技兴农的典范。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得农民得到了切身的实惠，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根本好转。近年，HZ市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城市扩展东移给JC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为其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现代农业、商贸业、服务业、旅游业综合发展。

（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JC的村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这也是历届村干部的工作重点之一。村庄路面的硬化，方便了村民的出行。村内设置六个垃圾点，绿化也得到了加强，改善了村容村貌，村民的生活环境更好了。近两年还解决了引水、天然气、下水道的问题，实现了从用水到排水的一体化，改善了农村村民的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居民差距。JC人非常重视教育，这也是JC“秀才村”的由来，“三多”就是其中一个体现。“三多”是指出国留学生多、县处级干部多、教书先生多。从古代的私塾、学堂到现在的小学、中学，JC的教育不断得到发展。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文体器材不断丰富，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另外，JC的医疗卫生条件也在不断改善，随着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农村卫生事业步入了正轨，村委会专门设置了卫生所，人们享受着“小病不出村，大病报销80%”的优惠政策。

二、“文化村”的治理困境

号称“文化第一村”的JC，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另一方面又深受改革发展的益处，理应是一个民主、和谐、治理有效的文明村庄，但事实却不是如此。这个“文化村”存在着很多“不文化”的地方，人们所提倡的思想和表现出的行为不一致，村庄治理出现悖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集体经济问题

在一个“文化村”，村干部应该恪尽职守，自觉维护村民的利益，而村民也应该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监督村干部的所作所为。然而，在JC，村务财务公开流于形式、集体资产不明所踪，村民对此竟能漠然处之。据了解，JC曾经拥有三大集体经济：煤矿、电石厂、砖厂，经辗转变卖，现在已无集体经济可言。村民反映，集体资产的变卖没有给予村民应有的补偿，还损害了村民既有的利益。煤矿卖了之后，村委会干部允诺要给每位村民发放400元补偿金，然而最终，村民只得到了200元钱。电石厂卖了之后，村委会声明就不给村民现金补偿了，要给村民免费安装天然气，但是结果远没有当初承诺的那么好，最终还是村民自己交了2 000多元的费用安装了天然气。JC砖厂里原有一些村民的土窑，房地产开发需要占用JC砖厂土地，开发商以土窑已经塌陷为由，拒绝给予村民补偿，村民为此去理论却遭到了黑社会的殴打。

（二）拉票、贿选现象严重

据了解，JC近年的贿选、拉票现象非常严重。在前几届，买票现象普遍，每张票100～500元不等，还有候选人会给村民发烟、酒等。最近一次选举，这种行为有所收敛，候选人不敢明目张胆给村民钱物，但是贿选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秘而已。各候选人的亲友团也会深入村民家里，存在不同程度的拉票行为。物质利益的诱导、人情关系的影响、害怕得罪干部的压力，都严重影响着村民在选举中真实意愿的表达。再加上选举程序的严重不规范，更使得村民未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进行投票，选举程序公开、公正只是一句空口号而已。选举流于形式，村民只是看看热闹，选谁都一样。作为“文化村”村民对待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如此冷漠，着实令人担忧，提高“文化村”村民的民主意识任重而道远。

（三）利益分配不均、干群关系紧张

在村民眼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干部的普遍形象。据村民反映，JC的干部人人都有轿车、楼房（还不止一套）。下面是一位村民的原话：“我就说我们村的这个干部吧，老百姓都是种地的，干活打工一年也就收入一两万，人家当官的啥也不干，钱从哪里来，又有汽车又有楼房的，楼房还好几套，哪个干部都有，会计、村委支委干活的都有楼房。干部就支持开发商了，支持就肯定要有好处了。”在村民看来，就利益分配这一方面，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的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村干部，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村，村民和村干部应该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然而在JC，村民都不接触干部，村民对村里的公共事务没有发言权，干部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意见，干群关系紧张就在所难免了。

（四）低保问题

“富人吃低保，穷人看低保。”这是JC低保问题的真实写照，低保对象的界定存在很大的操作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几户老人特别贫困，没有经济来源、体弱多病，但是仍没有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村民反映，村里的低保名额都给了与干部关系好的亲戚、朋友，而他们往往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人。用村民的话说，甚至有些人“住楼房、开小车、吃低保”。或许村民的有些话有失偏颇，但是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真正的穷人享受不到低保的现实。据村民介绍，前些年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低保户资格严重不达标，而且低保户的数量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五）党员发展困难，年轻党员培养出现断层

建国以来，JC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由党支部初建时的6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53人，其中男党员43人，女党员10人。但是，在近几年，党员发展困难，尤其是年轻党员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一点可以从JC党员的入党时间和年龄结构得到佐证。在JC的53名党员中，1949—1966年入党人数为6人，1967—1976年入党人数为7人，1977—1992年入党人数为14人，1992—2010年入党人数为26人。在这53名党员中，年龄在25岁以下的党员人数为0（《贾村志》）。据村民反映，最近几年村里很难入党，在职的党支部书记为避免有新党员与其竞争职位，故意限制年轻人入党，抬高入党门槛。即使有名额也是内定为干部的亲属，扩大其个人势力，这实在是一个“文化村”不该有的状况。

三、出现悖论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早已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特质，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1]，提高了人们的物质利益意识，激发了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产生牺牲长远发展，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见行为，这是JC出现治理悖论的根源所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急于求成。房地产开发、土地征用，给乡政府和村干部都带来了巨大的牟利机会，很容易使二者形成利益共谋。JC的房地产开发一方面给当地政府创造了税收，另一方面也给村干部带来可观的收入。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乡镇、村干部共同推进着征地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的默契，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村干部与乡镇领导一个鼻孔出气”“官官相护”。但是，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损害农民利益、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党员发展候选人内定、低保对象界定模糊、民主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贿选、拉票更是村民短见的直接体现，谁给钱就投谁，只顾个人眼前得失，漠视公共利益。为了几百元，不惜牺牲自己手中那宝贵的一票，放弃自己神圣的选举权利。

（二）直接原因：旧的文化传统逐渐没落、新的文化元素尚未形成

JC受城镇化影响发生的转型只是外在的，而与之相匹配的内在文化涵养还没有培养起来。旧的文化传统逐渐没落、新的文化元素尚未形成，新旧文化之间出现断层，没有实现成功的跨越衔接，村民的行为缺乏文化意识的指导，表现出了自私、短见、不民主、不文明的表现，这是导致“文化村”出现治理悖论的直接原因。JC的许多优良的传统文化是其他村庄所没有的，但是这些文化传统正在消退，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提高，对精神文化的要求却在逐渐降低。虽然JC的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文化村”既有的爱文好儒、孝悌情浓、崇尚礼仪的文化传统正在消退，牌匾文化、书法字画、古碑文化幾近遗失，还有面塑、剪纸、套色版画、演戏等很多民间艺术也渐渐退出了生活的舞台。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适合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元素却没有相应培养起来。如果能将多元、民主、自由、开放等这些先进文化、进步文化培养起来，这样“文化村”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村民才能实现全面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村”和“文化人”。

四、走出迷思：悖论的破解之道

（一）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新文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充分发挥JC的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第一村。首先，要将那些优良的文化传统重拾并加以创新。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对乡村文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孝道文化、礼仪文化、爱文好儒这些优良传统，即使在新时代也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需要重拾并加以创新，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慢慢实现，当这种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内心，这种道德体系就得以构建了。新的孝道礼仪文化不仅对于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具有巨大的作用，如果将其加以倡导的话，还有助于营造敬老孝亲的良好社会氛围。对于那些保守、迷信等不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要予以摒弃，要着重培养科学、精明、开放的文化氛围。其次，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3]。要充分利用JC的古建筑群，发展旅游业，丰富文化内涵，挖掘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娲皇圣母庙、玄帝庙、魁星楼、状元桥、凌云塔、牌坊、鼓楼、刘氏宗祠等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资源，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这些遗存的资源已经有些破败了，需要“修旧如旧”[4]，在修缮的同时尽量保留这些古建筑原有的风貌。据了解，现在这些文化遗产已经取得一些经济收入，圣母庙、玄帝庙等的“香火”收入已经投入了JC的教育事业，为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一点资助。

（二）努力培养新时代文化：追本溯源，以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

牢牢抓住城镇化发展的契机，实现文化跨越转型。首先，以现代文化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民主意识。要改变以往“一言堂”的局面，培养民主开放的风气，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具体到村庄，就是要居委会、居民能够共同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居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村庄事务的民主管理中。丰富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形式，拓宽群众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村民对选举活动的认识和对选举程序的了解，提高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教育、引导群众将目光放长远一些，顾大局、识大体，不要被眼前利益迷惑，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投好属于自己的神圣一票。另外，要加强村干部村庄治理能力建设，加强廉政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全局意识。其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一方面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村民的素质教育。在这一点上，要充分把握城镇化这一契机，利用JC有利的地理区位优势，向邻近的城市学习，向先进社区学习，吸取先进的经验，感染现代气息。近年来，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使得JC人眼界得到开阔，形成了JC人勤劳、热情、精明、圆滑、开放的品质。当然，这直接受益于城镇化的发展，但是，这些优良品质都与JC“文化村”的文化传统是息息相关的，是有着深厚渊源的。JC一直都有着勤劳上进、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在城镇化这一现实背景面前，JC人能够超越其他相近村庄，紧抓城镇化契机实现经济政治腾飞的原因。

总的来说，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实现JC的文化转型，打造名副其实的“文化第一村”是大有裨益的，在此道路上，值得JC尝试探索。

参考文献：

[1] 姜丽芳，苏艳霞.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6，（33）.

[2] 张英洪.城镇化要重拾乡村文化价值[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5，（4）.

[3] 方旭.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探析——以咸宁市为例[J].改革与战略，2013，（3）.

[4] 李晓梅，项桂芳.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设想[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