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彪

人们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留给读者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深刻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印象，前者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读者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飘洒在多情的小巷。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所以，艾青被称作了“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作了“雨巷诗人”。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因为同为浙江人、诗人，两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見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练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肤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看来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两人萌发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通信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和思想相投。

……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9月1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