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俊

1970年5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二百多名师生按照上级指示，整体下放到驻扎在获鹿县（现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的部队农场接受军管再教育，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光。师生们按照部队编制分为两个学生连，分别住在李村和小壁村，白天他们在滹沱河畔的大沙滩开荒种菜，种水稻，搞养殖，晚上三五成群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

这些高等学府的师生，被动地来到陌生的农村，却实实在在地体验了生活，当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走进广袤的田野，才发现看似平淡的土地上，蕴藏着那么多丰富的创作资源。在与百姓朝夕相处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收获了真情和感动，也找到了放飞艺术“风筝”之线。来自生活的深度体验和大自然的纯朴美，点燃了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在不允许画画的日子里，他们就地取材，自制画架、画箱、画布，在田间地头，在老乡家的房顶上，在村口的池塘边，在炎热的庄稼地，创作出一批承载着艺术梦想，传递着美的信仰，感知着人间温暖，彰显着沃野芬芳的优秀成果。吴冠中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的“粪筐画派”系列作品，不仅是国际、国内艺术界一致公认的精品佳作，也成了海内外收藏家以天价抢购的传世之宝。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李村住过的师生好多成了著名艺术家，有的走上了艺术院校的领导岗位，不管这些“风筝”飞得多高多远，他们与河北李村这条线始终没有割断，不少人还与房东保持着密切联系，像亲戚一样代代延续着那份淳朴真挚的感情。

2014年5月，为完成“革命老区重点帮扶村”任务，我进驻了鹿泉区李村镇张堡村，无意中挖掘到这座沉寂了四十多年的创作富矿。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沃野寻芳》，2014年冬天，我在北京奔波数日，采访了一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艺术家。从北京回来，即到李村采访当年的房东。

那天上午，我正在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巨德的房东李建华家采访，吴冠中的房东陈吉堂、陶汝让的房东陈朋永都过来了，原定的单独采访，成了集体座谈，十来平米的房间显得有些拥挤。时值寒冬腊月，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但热烈的气氛让人感觉不到寒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补充，相互提醒，共同回忆中央工艺美院师生在李村的点点滴滴，有故事，有笑话，也有传说。

大家正聊得热闹，从门外走进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头发乌黑，红光满面，穿一件很时尚的银灰色羽绒服，人显得很精神。经介绍我才知道，他叫徐永利，鹿泉邓村人，是个文艺爱好者。徐永利已六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要年轻得多，他坐下来一开口，马上成了中心人物。他讲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传言，不是记忆中的碎片，都是亲身经历的故事，而且他接触的艺术家很多。

难忘的艺术培训

1970年5月下放到获鹿县的中央直属艺术院校，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外，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学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央美术学院晚来几个月，是1971年春天从邯郸磁县的军垦农场辗转到获鹿县来的。

徐永利那会儿二十来岁，是个充满朝气的农村文艺青年，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只是苦于找不到老师指点。四邻八村一下子住进这么多高等学府的师生，让他兴奋不已。不管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还是中央美术学院，不管是什么流派什么观点，也不管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还是“黑帮人物”，在他眼里都是从天而降的“真佛”。求知的渴望和对艺术家的崇拜，让他以“见庙就磕头”的虔诚，到处拜师学艺。李村、西小壁、前东毗、后东毗，几个村来回转，与吴冠中、张仃、阿老、黄永玉、钱绍武等一批艺术大师都有过频繁接触。

徐永利热情好客，手脚勤快，不辞辛苦，整天像个小联络员一样，骑着自行车在这些艺术家中间穿梭，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他们找写生的线索，陪他们寻找画素描的人物。在这些艺术家“落难”的岁月，遇到这么个热心的小青年，大家都很喜欢，也把他当成了知心朋友。因此，徐永利不仅拥有艺术家们的珍贵资料，也有好多与艺术家们交往的感人故事。

那天下午，徐永利帶我们去他邓村的老家查找资料。

邓村原属秦庄乡，1996年合并到李村镇。现在的邓村已是新农村面貌，宽阔的街道全铺成了水泥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排排宽敞的新房，一座座高大的门楼，比清华美院的老艺术家们的住房都要气派。走进村庄，感觉特别安静，不知道村民们进城去打工了，还是到农田去干活了。

徐永利家也是宽敞的新房，好像刚搬进来时间不长，屋里还没顾上整理。进门是宽大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张大画桌，上面堆满各种书刊和笔墨纸砚，看样子闲暇时间也练练写字画画。屋子下面还有一层地下室，从地面看是平房，实际等于一座二层别墅。

徐永利腿脚利索地上下跑来跑去，给我找有关资料，从他忙碌的身影，我能想象出当年在那批艺术家眼中，这是个多么勤快的小青年。我还没看清楚地下室的门在哪儿，他已拿着光盘和书刊及有关资料上来了。

徐永利把这些资料摆在桌上让我看，有黄永玉为他父母画的肖像，张仃赠送他的《黄山天都峰》，阿老送给他做留念的《延边鼓舞》，钱绍武画的河北人物素描，黄国强等人给他的来信，还有1972年正月他在黄永玉北京家中的照片，1983年4月黄永玉携夫人张梅溪来邓村时与他全家的合影。这些珍贵的资料，记载着徐永利与这些艺术大师们交往的故事，也记载着一个农村青年对文艺的追求和向往。

徐永利的讲述从参加一次文艺培训班开始。

1971年春天，驻军部队为给基层连队培养文艺宣传骨干人才，举办了一期文艺培训班，参加人员由各连队推荐选拔。因部队营房在邓村，为和地方搞好关系，给了村里四个名额，徐永利和另外三名文艺爱好者有幸参加了这期培训。培训班分为美术组和音乐组，美术组由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著名画家黄永玉任教，音乐组由国画系许继庄担任教员。许继庄本行是国画，业余爱好音乐和戏曲，京剧唱得特别好，尽管是“客串”，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授课还是绰绰有余。

办班的地方很简陋，两间敞开的屋子，正面墙上用水泥抹出一块黑板，部队和地方学员算到一起，也就十五六个人，两位老师不在意学员多少，也不在乎条件如何，每节课都像在大学讲课一样认真。只是学员们基础太差，艺术上还没入门，让这样的艺术家来授课，真应了老百姓说的那句话：“檩条做椽子——大材小用。”

黄永玉讲的美术课从人物素描开始，讲写生、速写，讲中国画，也讲西洋画，讲版面设计，也讲美术字的技法与应用。刚开始学员们有些拘谨，尤其是徐永利他们四个农村小青年，在绘画上只是爱好而已，老师讲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比葫芦画瓢都画不出个标准模样。黄永玉从不居高临下地训斥，而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把深奥的绘画知识讲得透彻明白，让这些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小青年也能茅塞顿开。

为让学员们在实践中掌握技巧，黄永玉带着他们下连队体验生活，画战士、画兵器、画军营，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下笔，如何构图，如何观察被画的对象，如何处理好形与色、明与暗之间的关系。他说话睿智风趣，很有亲和力，既能展示出渊博的知识，又让人感觉不到他是高高在上的教授。为拉近和学员的感情，他时不时讲段笑话。他讲笑话时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一旦包袱抖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之时，他才像个顽童般爽声大笑。这种教学方式，很快消除了学员的陌生感，师生就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课间休息时，黄永玉喜欢像个老农一样，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倚在营房外边的稻草堆旁晒太阳，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半眯着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每逢这时，学员们就会围上来，粘着他讲故事、说笑话。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大多是他的人生经历，这些故事看似无心，实际对学员们很有启迪作用。

黄永玉是有名的“鬼才”，童年逃学，少年留级，十二岁走向社会四处流浪，十四岁发表作品，十六岁就能以绘画及木刻养活自己。曾当过瓷场小工，在码头干过苦力，做过中小学教员，在“战地服务团”做过美工，在报社当过编辑，做过电影编剧。还到过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

他从少年时代就闯荡社会，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在版画、国画、油画、漫画、雕塑方面均有高深造诣，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情。

黄永玉说他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他十二岁那年的儿童节，当小学校长的父亲买了一本《漫画小事典》作为礼物送给他。这本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让黄永玉爱不释手，也教会了他如何观察生活，把身边的人物和事件变成漫画。他边欣赏边模仿，从中找到了表达的力量。

他父亲有个姓方的好朋友，是个军法官，人长得很胖，还有一脸麻子。有一天他和几个朋友来串门，黄永玉觉得他特点鲜明，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沿身体曲线剪下来，让弟弟拿去给他们看，马粪纸的粗糙正好体现出麻子脸，父亲朋友们看后哈哈大笑，都说画得太像了。这个麻子脸伯伯笑骂要对他“军法从事”。事后父亲对他说：“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父亲的教诲让黄永玉爱上了“三毛”，这人物看起来简单，真想画出来却特别难，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怎么看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个”，又没有“三毛”这个真人让你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这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学来的。

对“三毛”的喜爱让黄永玉对张乐平特别崇拜，总想有一天能见到他，亲眼看他作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张乐平等一大批漫画家都冲上了抗日前线，每星期在报纸上都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和作品。正上中学的黄永玉很受鼓舞，在美术老师的帮助下，和同学们一起加入了中国木刻协会。艺术世界的扩大，让他懂得了成为文艺战士的价值，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漫画和木刻作品参与到抗战之中了。

这个时期，黄永玉一直注意着张乐平的作品，觉得他和别的漫画家不同之处在于，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切中要害。一幅《打草鞋》速写，把人民参与抗战的内容画得惟妙惟肖，一套《王八别传》连环画，把汉奸的无耻下流展现得淋漓尽致。黄永玉把它们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一遍一遍琢磨。他既能从张乐平的作品中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激發创作灵感。黄永玉太想见张乐平了，听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一心想去找他，当不了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但张乐平居无定所，想找到他很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终于如愿以偿。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不仅找到了张乐平，还亲自看到了他画画的状态。当时正赶上他为一家报纸画“三毛”，连画六张都不满意。黄永玉在旁边说了一句：“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张乐平大怒，严肃教育他：“做事要做透，做到自家满意为止，不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黄永玉吓得不敢吭声，后来得知，张乐平画画历来都是这样认真，从不凑合。这让黄永玉明白了，那一幅幅让他痴迷的作品，都是这样精益求精完成的，所以张乐平的作品才能让读者感动。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1935年在上海诞生后，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1947年上海《大公报》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引起强烈反响，“三毛”这一典型形象深刻表现了旧中国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时中国市场上到处充斥着美国商品提出质疑。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三毛”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当时已是寒冬，画面上的“三毛”穿的还是单衣，许多人写信、寄钱、寄衣物，还有的女孩子给“三毛”织了漂亮的小毛衣、小毛裤。“三毛”再出现到报纸上时，真的穿上了这些带有深情厚谊的毛衣、毛裤，脸上带着感激的笑容。

《三毛流浪记》在读者的关爱中升华为经典名著，充分说明了，古往今来，只有反映生活、反映时代、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才能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黄永玉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学员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悟出绘画的真谛，懂得了只有深入了解人民大众的生活，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创作，才能画出留得下、传得开的优秀作品。这些道理，徐永利他们这些初学者未必能理解，但黄永玉讲的生动故事会让他们牢记于心，从中受到深刻启迪。

这次培训班结束前，黄永玉用钢笔画了一本《部队美术写生图集》，让部队学员用钢板蜡纸刻印出来装订成册，发给每个学员一册。至今徐永利仍完好地保存着这本钢板蜡纸刻印画集，尽管与原作差距很大，但对徐永利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虚怀若谷的艺术家

徐永利做事执着，求知欲强。半个月的培训班结束了，他和黄永玉的交往才刚刚开始。邓村距黄永玉的驻地前东毗有四五里的路程，徐永利经常拿着自己的速写或素描去找黄永玉指教。在这里还认识了和他同屋的李桦、周令钊、杨先让。有时黄永玉不在，徐永利就向另外几位老师请教，大家都很热情，认真给他分析、讲解。李桦给徐永利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总是面带谦和的微笑，让人感到很亲切。

李桦是广东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正在日本留学的李桦愤而回国。他积极响应鲁迅“新兴木刻运动”的号召，在广州组织起“现代版画会”。抗日战争时期随军流转于湘、赣一带，举办抗战木刻展，推动木刻运动，并发起和组织“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创作了大批抗日救国的作品。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主持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工作，并组织了产生重大影响的“抗战八年木刻展”。新中国成立后，李桦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出很多反映祖国建设、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这样一位贡献突出的艺术家，却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派头。徐永利讲起李桦给他做辅导的情景充满感激：“在房东家那间土屋里，李桦拿出他画的一幅《插秧图》铺在炕上给我看，这幅画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插秧季节的生活场景，结构严谨，人物形象生动。他结合这幅作品给我讲解如何构图，如何抓人物特点，才能让画面更生动。我对他观察生活的能力非常佩服，心想，自己从小生长在农村，怎么就身在宝山不识宝，画不出这样有内涵的作品呢？”

徐永利在与这些艺术家的频繁接触中，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发现生活的眼力，与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是分不开的。在农民眼里，只看到了插秧的辛苦。對于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李桦来说，曾目睹日寇铁蹄在中国土地肆意践踏，村村狼烟四起，户户家破人亡的场面，而今，看到农民能安宁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插秧，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有了这种内涵，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就有了主人翁的自豪感，这种感情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

徐永利接触最多的还是黄永玉，毕竟跟他学习过半个多月，从心里觉得他是自己的老师，也是长辈。黄永玉则把徐永利当成了朋友，青少年时代的流浪生活，让他形成了善于联络、爱交朋友的性格，星期天没事，溜达着来徐永利家串门。

那时老百姓日子很苦，家里来了客人，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弄盘萝卜咸菜丝，炒个醋熘白菜，煮盘花生豆，摊个葱花鸡蛋，到村里的小卖店买瓶本地酿造的劣质高粱酒，就算尽最大努力了。黄永玉从不挑剔，也不说客套话，像家里人一样，进屋炕头上盘腿一坐，拿起筷子吃菜，端起酒杯喝酒。他不善饮酒，但喜欢“把酒问青天”的氛围，只要端起酒杯，便两眼发光，妙语连珠，谈天道地，说古论今。寓意深刻的精彩故事，富有人生哲理的幽默语言，让徐永利受益匪浅。更多的时候，他给徐永利讲绘画知识，教他如何观察生活，如何构思作品。黄永玉多才多艺，却不骄傲自大，很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吴冠中画得好，让徐永利多去看看他的画。

在黄永玉的鼓励下，徐永利多次到李村向吴冠中请教，带去自己的速写让他给指点，也顺便看看他的画。吴冠中很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每次看完画，都要让徐永利说说看法。刚开始徐永利不习惯，一个农村文艺爱好者，绘画还是门外汉，怎敢给大艺术家提意见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时间长了，他觉得吴冠中是真诚的，也就不扭捏了，怎么想的就直说。吴冠中每次都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表示赞同，有时还和他一起探讨。这种坦诚的态度，让徐永利明白了一个道理，艺术大师的架子不是摆出来的，是靠优秀作品支撑起来的。

黄永玉隔三差五去徐永利家，不全是找他喝酒聊天儿，更多时候是让他带着去村里寻找能入画的人物，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积累创作素材。

有一次，徐永利陪黄永玉在村里转，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老大爷，外貌淳朴憨厚，说话幽默风趣，黄永玉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很有特点，提出给他画张像。老大爷很乐意，马上坐下摆好姿势。为让他神态更加自如，黄永玉边和他闲聊边作画，不大一会儿，一幅鲜活的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在场的人无不赞叹，徐永利更是暗自称奇。黄永玉对这幅画很满意，落款签名，送给老大爷做纪念。老人抱拳作揖，连声表示感谢，高高兴兴带着画走了。

过了几天，徐永利和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齐淳、李宝瑞在一起闲聊，无意中说起这事，两人对黄永玉很崇拜，马上让徐永利带路去看画像。他们认定这是一幅有收藏价值的作品，在路上还商量着怎么说服老大爷，给他另画一张，把黄永玉那张换回来。

三个人兴冲冲来到老大爷家，他老伴正烧火做饭，徐永利提出想看看那张肖像，老太太说：“看啥呀？我早给烧了。”

“什么？烧了？”三个人目瞪口呆。

徐永利着急地问：“那么好的画，你怎么给烧了？”

老太太不高兴地说：“好啥呀？把人画得黑不溜秋，脸上鼻子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多不吉利啊！老头子拿回来让我看，我一生气扔进灶火里烧了。”

老太太见徐永利很心疼的样子，又说了一句：“你要是稀罕，让他给你爹娘画一张不就得了，反正俺家不留这玩意儿。”

这件事徐永利没敢和黄永玉说，怕他心里不舒服。为弥补这个缺憾，也为了让村里人知道什么是艺术美，徐永利想请黄永玉为父母各画一幅肖像，就用给那个老汉画像的技法。

1972年4月11日，是个星期天，黄永玉步行来到徐永利家，专门为他父亲画像。村里买不到宣纸，用的是村里人糊窗户的毛头纸，因经常来家里串门，黄永玉对他父母很熟悉，画起来得心应手，笔墨落在纸上很洒脱。他用娴熟的技法、准确的造型，把人物形象画得入木三分。画完后，放在桌子上，让他们提提意见。全家人都说好，黄永玉才满意地点点头。他叼着烟斗思索片刻，在画像右边题了一首诗：“邓村古台地，今是桃李园。翠荫映碧草，清渠响白泉。望眼天无际，展眉万顷田。遥闻少壮子，欢歌斗春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相得益彰，更臻完美。又过了几天，黄永玉再次来到徐永利家，为他母亲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妇女形象，慈祥端庄，仪态大方，眉目传神。徐永利父母把这两幅画视如珍宝，精心收藏。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过世，两幅人物肖像成了儿孙辈永久的念想。

部队允许画画之后，黄永玉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来邓村，他穿着随便，走在路上和村里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见到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就凑上去攀谈。邓村周围不少村庄的农民都认识他，大老远看见他就会喊：“老黄、老黄，上哪儿去啊？过来抽锅烟再走吧。”他会笑呵呵走上前，蹲在地头抽着烟和大家聊一会儿，他说话风趣幽默、热情随和，和男女老少都能说到一起。在这无拘无束的交往中，他真实地了解了农村生活，了解了各种人物。

徐永利家是他的落脚点，中午到家赶上做啥就吃啥，粗茶淡饭从不嫌弃，和一家老小坐在一起，家长里短说会儿话，很满足的样子。徐永利父亲对家里人说：“老黄来咱家不为吃喝，就想找到家的感觉。长年累月和亲人见不着面，心里太苦了，你们尽量让他高兴。”

黄永玉在这个农家小院找到了家的温暖，也把徐永利当成了晚辈和亲人。一个星期天他来早了，对徐永利说：“你去把张仃先生接来，我想和他坐会儿。”

张仃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副院长，住在西小壁村，距邓村十几里路程。徐永利给黄永玉沏上一壶茶，让他先休息会儿，自己骑上自行车往西小壁村奔去。

张仃听徐永利说明来意，非常高兴，他比黄永玉大七岁，因历经磨难，刚五十多岁的人，已是满头银丝，高高的鼻梁下蓄一抹花白的小胡子。要去会见老朋友了，不能邋邋遢遢。他让徐永利在院里等着，进屋换了身干净衣服，把满头白发梳得光光溜溜，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这才随徐永利出门。

徐永利怕黄永玉在家等得着急，选择了一条抄近的小路，这条路是修在渠埂上的，路面很窄，且坑坑洼洼。张仃个头不高，身体较胖，上自行车要找个稍高的地势垫一下才能坐上去，他比徐永利分量重，坐上后座自行车有些失衡。好在徐永利骑车技术不错，他双手紧握车把，目视前方，尽量保持平稳，唯恐自行车翻到水渠里把人摔了。张仃一点也不害怕，要见老朋友的喜悦让他有些亢奋，一路上和徐永利欢悦地聊着。

张仃1917年出生在辽宁黑山，自幼爱好美术，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张仃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激发全民抗日斗志，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赴延安，经毛泽东特批，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后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创作，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

徐永利当时并不知道，那个曾多次坐在新中国缔造者们身边侃侃而谈国家形象设计的专家，此时就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他们穿过树林，跨过沟渠，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十几里路，这种体验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仃和黄永玉是好朋友，两人虽然下放到同一个县，在部队管理严格时也是很难见面的。多少的问候、多少的惦念、多少的知心话都想向彼此倾吐，可惜没有机会，也没有说话的空间。今日两个老友终于要见面了，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等候已久的黄永玉听见自行车铃响，急不可耐地跑到门口迎候，二人几乎同时扑上前去，紧紧拥抱，千言万语都在泪光之中……

在生活中挖掘富矿

黄永玉和张仃坐在土炕上喝茶、叙旧聊天，徐永利和妻子忙着张罗酒菜和午饭。小两口用尽心思，摆上桌的酒菜仍有点寒酸。两位艺术家并不在意吃喝，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空间。

黄永玉不善饮酒，张仃喝酒却是海量，老友重逢，黄永玉破例喝了几杯酒，两人谈话兴致越发高涨。几年不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谈生活，谈艺术，谈中外美术界的友人，海阔天空，无遮无拦。在这农家小屋的土炕上，他们像到了“安全岛”，彼此可以敞开心扉，把囤积在心中太多的话释放出来。

张仃谈到他对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访问时的所见所闻，让在一边旁听的徐永利感到特别新鲜，也从中悟出很多深刻道理。

1956年，张仃奉命赴法国主持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期间，正逢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法国访问，文化部电报通知，让他“随团访问法国各地”。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他向代表团建议去拜会毕加索。

毕加索的家在法国南部，是海边一所别墅。张仃他们到达时，毕加索刚睡午觉起来，穿着背心、短裤走下楼，热情地欢迎中国代表团。当时毕加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一幅作品价值几十万美元，大家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进去一看都很震惊，屋里到处是他的画作，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露出弹簧。毕加索对这些毫不在意，他全部的心思都在艺术上。

张仃特意给毕加索准备了一本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作为回敬，毕加索送给张仃一本他刚出版的小画册。《齐白石画集》对毕加索后来的影响很大，毕加索的小画册张仃也一直非常珍爱。

毕加索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心中，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张仃邀请他到中国看看，毕加索说：“中国太好了，只是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自己会受不了。”

张仃随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拜访毕加索不久，张大千也前去拜访。毕加索一边向张大千展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画集》中的兰花，一边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在东方。”

“真正的艺术在东方。”张仃对毕加索这句话非常赞同，他认为，东方艺术在人民生活之中，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张仃生长在北方，由衷地喜爱北方的山川風物，山水画是他一生的挚爱。在西小壁劳动锻炼期间，他每天都要眺望太行山，在心里酝酿他的焦墨山水画。他不仅自己勤奋画画，还指导学生们作画。看他们有急躁心态，语重心长地教育：“不要急于求成，追求艺术的人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不怕坐冷板凳。只有老老实实把基础夯实，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功底扎实了，自然而然会放得开。不要急于出货，到了你仓库货满的时候，自会有人来取货的。”这诚恳的教诲，让学生们受益终生。

黄永玉和张仃在徐永利家的土炕上聊了一个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二人仍然言犹未尽，分别时相约有机会再见面。黄永玉吩咐徐永利骑自行车把张仃安全送回西小壁，他独自步行返回前东毗驻地。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张仃和郑可一路写生来到邓村，快中午时找到了徐永利家。郑可那年六十六岁，身上背着一个很大的画夹，满头汗水，风尘仆仆。徐永利忙打来水，让二人洗脸，又招呼妻子准备午饭。

张仃虽和徐永利见过几次面，对这个小青年印象很好，但没有黄永玉和他那样熟识，只能以商量的口气问：“永利啊，你看能不能把黄永玉接来？”

徐永利爽快地说：“没问题，你俩先上炕喝茶，我这就去接。”他把泡好的茶放到炕桌上，骑上自行车去接黄永玉。

黄永玉得知张仃和郑可一起到了邓村，非常兴奋，坐上徐永利的自行车催他快走。来回十几里路程，十二点刚过，徐永利就把黄永玉接到了家，三位老友见面，自是激动万分。徐永利爱人已准备好几个下酒菜，三个人围桌而坐，几杯劣质酒下肚，心热话稠，在他们的交谈中，徐永利才知道他们的友情源远流长。

三位艺术家中，郑可最年长，比张仃大十一岁，比黄永玉大十八岁。郑可是广东人，自幼酷爱美术，二十一岁那年，卖掉家里养的猪和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凑够了到法国求学的路费。凭着对艺术的挚爱，到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和巴黎工艺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在国外求学的七年中，他所有费用全部靠勤工俭学，吃的苦头可想而知。

法国著名雕塑家布德尔不仅创作出的作品震撼人心，也是一位思想家，郑可对他很敬仰。有一次布德尔问郑可：“你来法国做什么？中国有那么伟大的雕塑艺术你不学，这么远跑来这里！”这句话，在郑可心中引起巨大波澜。

郑可学成归国后，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建筑系室内装饰教授，同时在广州美专兼雕塑课，随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创办实业。他为人诚恳，工作勤奋，生活简朴，即便创办实业有了钱，也从不讲究吃穿，能凑合就凑合，只有对艺术的追求狂热而执着，从来没有丝毫懈怠。

新中国成立后，郑可毅然卖掉在香港的工厂，全家回到北京，并写信鼓动在香港的黄永玉赶紧回来，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的兴奋和激情感染着黄永玉，在他的鼓动下，黄永玉于1952年偕夫人由香港回到北京，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

郑可学识渊博，身怀绝技，1956年到中央美术学院陶艺系任教授之后，工作满腔热情，总想把自己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他常说：“母鸡下蛋，蛋再孵鸡，一代代传下去，事业会日见繁荣。”他刻苦勤奋，不仅给学生讲理论，还亲自动手做雕塑和工艺品，一双手又快又巧。他对学生们讲：“工艺美术工作者是干出来的，必须是动手能做的实干家。”

我在西小壁村采访时，乡亲们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细节：“郑可吃饭从不讲究，不管吃啥都很香，狼吞虎咽吃完，一手拿画夹，一手提着马扎，就催促学生们快去画画。那急切的样子，像是要把每分钟都利用起来。”

徐永利没见过郑可作画，对他背来的那个写生画夹很感兴趣，提出想看看他的画。郑可很乐意，马上打开画夹，让大家欣赏他写生的新收获。他画的厚厚一沓子头像，全是邓村周围村庄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他是搞雕塑出身，画出的头像全是古铜色，具有雕塑的质感。黄永玉和张仃赞不绝口，徐永利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且不说艺术上的精美，就他这个年龄、这种不辞辛苦的精神，已让徐永利惊叹不已。

郑可用流利的广东普通话介绍着每一张头像，不断打着手势，表情也很生动。看来他对自己画的这组人物十分满意，有种让朋友分享喜悦的得意，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可惜徐永利一句也没听懂。张仃看徐永利一脸茫然，呵呵笑着做解释，大意是：河北农村的创作素材太丰富啦，这里的人物形象太有特点啦，个性突出，很有棱角啦，雕塑系的人应该多到这里写生，多积累些素材，对搞雕塑是大有好处的嘛。张仃的“翻译”，逗得几个人哈哈大笑。

黄永玉当即表示，介绍中央美院雕塑系的人来这里写生，吩咐徐永利要当好向导，也借机跟他们好好学习。徐永利爽快答应。

没过多久，经黄永玉介绍，徐永利认识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老师钱绍武。这是个特别敬业的人，经常带着雕塑系一帮学生到村里写生，爱好绘画的徐永利真正成了向导和助手，带着他们到周围各个村庄去寻找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各种人物，黄壁庄、闫村、西柏坡等村庄都去过。

徐永利亲眼看到钱绍武从选择人物原型到素描成稿的全过程，这才明白画素描不同于照相，不是摆个姿势就行，而要把人物的脾气、性格、职业都画出来，这就需要了解清楚人物的经历和家庭背景。钱绍武每次选中对象后并不急于动笔，总是像朋友一样聊天，引导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等完全吃透这个人物，形象在脑子里鲜活起来才动笔，他画起来很快，几笔就能画出人物特征。

我看到钱绍武给徐永利大伯画的一幅人头素描，旁边注着这样几句话：“永利的大伯，邓村人，六十八岁，干活比小伙子还冲，热爱集体，性格特别耿直，谁不好好干活，大伯就骂。大伯自己说，我这人性急。”这寥寥数语，是他画人像素描时的前期准备。有了这些特征，画出的素描不只是平面化的人物面貌，还有精神内涵。他利用具有特征的面部表情，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独特的个性。

钱绍武在山区找到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民兵，老人当年被日寇抓去吊起来，威逼他说出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哪儿，他咬紧牙关死不开口，遭到日寇毒打折磨。老人说到这情景时，眼冒怒火，浑身颤抖，就像日寇的皮鞭正抽在他身上。钱绍武抓住这个人物特征，重點把老人咬牙切齿的表情显现出来，咬肌和鬓边的紧张、血管的突出都加强了愤怒的气氛，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刻画了出来。

钱绍武是江苏无锡人，自幼痴迷绘画，国学功底很深厚。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期间，徐悲鸿对这个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常教导他，学艺不要被艺术的技巧所迷惑，不要学那些小趣味，必须看清本质是什么。这理念给了钱绍武很大启发，让他懂得了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是真实诚恳，技巧是由“诚”而产生的。

钱绍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曾赴苏联列宾美院学习雕塑并获“艺术家”称号。他过去从没到过河北农村，不知道这里蕴藏着如此丰富的艺术矿藏，革命老区那些棱角分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让他欣喜若狂。他如痴如醉地画着，一画就是一整天。一幅幅具有燕赵风骨的人物头像，显示着独有的神韵和精神内涵，这批作品也成了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篇章。

我在徐永利家见到钱绍武一本《素描与随想》画册，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里边好多幅作品都是七十年代在河北农村画出来的。钱绍武认为：“塑像是不断咀嚼别人的灵魂，然后通过对别人人生的感悟、体会和同情，来把这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瞬间给表现出来。”从这组河北人物素描可以看出，他把“诚”运用得相当娴熟。

这批个性鲜明的河北人物素描，也成了钱绍武教学中的范例。

赠画寄友情

张仃第三次到邓村，是1973年初春的一个上午，他独自一人背着画夹，一路写生，中午时进了徐永利的家门。看他满头汗水，鞋子和裤脚上沾满土，徐永利忙打来洗脸水，张仃洗了脸，用毛巾拍打干净裤腿上的土，这才进屋。他脱掉毛背心，盘腿坐到炕上，打开画夹，让徐永利看他的写生画。那满足的神情，就像一个老农坐在金灿灿的稻谷旁，让人分享丰收的喜悦。

徐永利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焦墨画《断崖枯榆》，他把屹立于土崖之上的老榆树勾画得苍劲有力，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老榆树经过暴风雨的袭击，面临土崖随时坍塌的危险，但它依然挺立起不屈的身躯，昂首仰望蓝天。徐永利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他想，如此传神的画作，是否就是张仃先生自身的写照呢？

1972年秋后，中央所属艺术院校的老师不断接到调令，陆续回北京接受新任务，这让留在村里的人也看到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画画，想尽可能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张仃先生也不例外，他在周围村庄找到很多可入画的素材，画了不少作品，想找人分享收获的快乐，也想找人聊聊天儿，这才来到徐永利家。

徐永利问他还想叫谁来，张仃说：“谁也不叫了，就咱俩聊会儿天。”也许是那天画了满意的作品，张仃显得格外兴奋，几杯高粱酒下肚，满面红光，慷慨激昂，讲美术界的形势，讲未来美术的发展方向，讲名家大家的作品。徐永利似懂非懂，张仃也不需要这个农村小青年发表什么意见，只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让他把心中所思所想全说出来，理清思路。

张仃说到李可染时，突然问徐永利：“你喜欢不喜欢李可染的画？”“喜欢。”徐永利真诚地回答，他爱好美术，读过一些书，对美术界一些名家略知一二，知道李可染出身平民百姓之家，童年酷爱戏曲、绘画，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戏曲人物，引来路人围观，十三岁学画山水，后拜齐白石为师，还知道他的代表作《万山红遍》等作品。

“你知道我和李可染先生的友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我们是在战争的硝烟中结下的战斗友情。”张仃自问自答，而后侃侃而谈。在他的讲述中，徐永利知道了他和李可染交往的故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十来岁的张仃成了以画笔作刀枪的文艺战士，画出一幅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漫画。李可染是画油画的，在报纸上看到張仃的作品，以为是个年长者所画，竟冒着战火，长途跋涉来找张仃。见了面才知道那些漫画出自一位小他十岁的青年人之手，大为感动。二人点上蜡烛，用在战场上捡的钢盔作烛台，在烛光下恳谈艺术创作的心得体会，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变革山水画，他于1954年开始长途写生，首次历时三个多月，同行者有张仃、罗铭两位画家。这年九月，在北京北海悦心殿举行三位画家水墨写生画联。这次写生的收获，让李可染对变革山水画充满信心。1956年，李可染再次长途写生，历时八个月，行程数万里，作画近二百幅。丰富的生活积累，让他的画从“对景写生发展到对景创作”，这也是他山水画变革的真正转型期。回京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

张仃说：“李可染的画风曾在美术界引发过争论，有些持保守观点的人，指责他的画风违背传统，大逆不道。我们曾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中国画应该走创新发展的道路，不应该停留在古人的水平上裹足不前。在学术问题上，我们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革新派的立场和观点，打了许多大仗硬仗。”

徐永利对于美术界这么高端的争论弄不明白，但从和这些艺术家们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们虽在创作上各有千秋，但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却出奇地一致。他早就听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们说，张仃亲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毛主席讲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一直铭记于心，始终以战士的姿态坚守着文艺阵地，并把这种理念贯穿到创作和教学之中。徐永利通过和张仃几次近距离接触，对他更是敬佩有加。

1973年4月，天气逐渐转暖，田野里的风景越来越美，这一天，徐永利到西小壁去看望张仃，想陪他出去写生，也想借此机会亲眼看他作画。张仃正忙着收拾东西，见徐永利进来，热情招呼他喝茶，并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我们马上要回北京了，也没有什么可赠送你的礼物，我给你画一幅画留做纪念吧！”

徐永利对张仃的山水画喜爱已久，从不敢有索画的奢望，今日张仃先生主动提出赠画，自然让他喜出望外，又感动不已。

屋里光线太暗了，张仃让徐永利把一张小地桌搬到院里，铺开宣纸，挥毫泼墨，转眼之间，一幅烟云缭绕、青松展枝、怪石林立的画作跃然纸上，看来这美景在他心中储藏很久，信手拈来，竟然如此精致。他画完，在右侧题下《黄山天都峰》，用红笔画了一枚图章，里边是一个篆刻的“心”字。这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他还没有摘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画画是不允许签名盖章的。他用一个“心”字作为图章，也许是代表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吧。

这是一位艺术大师留在河北的墨宝，记载了张仃先生与一位农村青年文艺爱好者的真诚友谊。

徐永利的藏品中还有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阿老的画作。

阿老是中央工艺美院如今健在的艺术家中最年长的一位，2015年已是九十五岁高龄。我去北京采访时，刘巨德教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可惜没能联系上，后来在采访其他艺术家时，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了阿老。在人们只言片语的描述中，这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心胸开阔的老艺术家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中鲜活起来。

阿老是广东顺德人，自幼酷爱绘画，虽不是科班出身，却悟性极高。小时候每看一场戏剧、电影或舞蹈，回到家就能把剧中主要人物默画下来。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对象的生动神态，造型逼真，优美生动，尤其擅长于舞台速写，曾画过大批这方面的作品，为国内艺术团体和各国来华艺术团体的演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阿老十八岁高中毕业后赴香港任岭英中学美术教员，十九岁考入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广东、上海大城市的优越条件，大学没毕业即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画作，用青春热血谱写出一曲壮美之歌。

中央工艺美院师生刚到河北农村时，像走进了漫无边际的芦苇荡，看不到路在何方，也不知这种强体力劳动要持续多久。思想上的迷茫，肉体上的重负，让不少青年学生精神支柱几乎坍塌。阿老却整天乐乐呵呵，无忧无虑，想尽办法逗学生们开心。那时他已年过半百，满头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每天昂首挺胸走在上工路上，比青年人还要精神，村里人都以为他才二十多岁。

阿老的乐观豁达、昂扬向上，给了学生们很大精神动力。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嘻嘻哈哈亲王”，觉得他好像从来没有烦心事似的。

部队允许探亲后，阿老在广东农村插队的女儿来李村看望父亲，闲聊中大家才知道，阿老的爱人和儿子患精神病已多年。他的老伴是因阿老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随部队南下，去云贵剿匪杳无音讯，日夜为他担忧得了精神病，一直无法治愈。可想而知，阿老内心经受的是怎样的煎熬。可他从来不诉苦，不抱怨，不把心中的烦恼表现出来，不让个人的痛苦影响别人的情绪，一直用阳光心态激励着大家。这让师生们发自内心地感动，对他更加充满敬意，都想尽自己所能给他以帮助。

黃国强是个细心人，也是个热心肠。有一次，徐永利拿着自己的速写来找他指教，闲聊中谈起阿老的家事，黄国强问徐永利能不能帮着买些薏米仁，说阿老的爱人长期有病，医生说多吃些薏米仁有好处，他自己到处找，没买到。

徐永利问：“需要多少？”

黄国强说：“能买多少算多少吧，阿老是个本分人，从来不想给人找麻烦，这事先别让他知道。”

徐永利说：“这事我去办。”

七十年代初正是各种物资匮乏的时代，这种既可食用又有药用价值的薏米仁更是紧缺。徐永利骑自行车跑了好几个地方，总算凑了二十多斤。阿老特别感激，除照价付款外，还精心画了一幅他最拿手的《延边鼓舞》，送给徐永利做留念，鼓励他一定要好好学画，希望将来能做出一些成绩。

夜送黄永玉

黄永玉是著名艺术家，徐永利是普通农民，他们的友情延续了四十多年。徐永利说，黄老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们夫妻对他一直心存感激，源于1972年冬天的一次偶然事件。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徐永利正在睡梦之中，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一骨碌爬起，问了一声：“谁呀？”

“永利，是我，老黄。”黄永玉急促的声音有些变调。

徐永利急忙穿衣开门：“黄老师，怎么啦？快进屋来。”

“不进去了，我得马上赶回北京，麻烦你送我到石家庄火车站吧。”

“出什么事了？”

“刚接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我爱人心脏病复发，正在医院抢救。”黄永玉浑身发抖，急得想哭。

“你别着急，我们这就走。”徐永利进屋穿上棉大衣，推出了自行车。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天上没有月亮，两边没有路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因路面损坏严重变得坎坷不平。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雪，路面上有的地方还结着冰。徐永利用自行车驮着黄永玉，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着往石家庄行驶。他从未见过黄永玉这种紧张无助的样子，黄永玉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身子紧贴着徐永利的后背，双手紧紧抓着他的棉衣，好像他就是那根救命的稻草。徐永利心里着急，又不敢骑得太快，怕万一有个坑洼把黄永玉摔下去，就更耽误事了。可他理解黄老师此时的急切心情，因为他早就听人讲过他们夫妻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1942年，黄永玉在福建加入泉州“战地服务团”，他在团里任美工，负责布景、海报，这样他就有大量时间可以画画、刻木刻了。剧团团长姓王，很爱惜人才，在他的支持下，十八岁的黄永玉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木刻集《闽江烽火》，收入25幅作品。第二年春天，“战地服务团”奉命迁往闽中仙游，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太太姓吴，毕业于厦门美专，是位画家，丈夫姓陈，毕业于上海大学，是瞿秋白的学生，戏剧家。夫妻俩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关心黄永玉的生活和学习，家里的藏书任他去看。在他们的书房里，黄永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从文学到哲学，从历史到音乐、美术、戏剧……知识的补充，让黄永玉开阔了眼界。他正想施展本领的时候，“战地服务团”奉命解散，为了谋生，他跟随老团长四处奔跑，同时，也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木刻作品和诗作。

1944年，黄永玉在江西赣州市信丰县民众教育馆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张梅溪。张家祖籍广东，是个大家庭，梅溪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正在前线打仗，为躲避战乱，祖孙三代再加上表亲和护送随从近二十口人自广东来到信丰避难。张梅溪和黄永玉一见钟情。有一次，黄永玉该理发了，又想买木刻板创作作品，可他兜里只剩八毛钱了。张梅溪让他先去理发，自己借来两块钱为他买下一块最好的梨花木板。黄永玉很感动，在这块木板上创作出《春天，大地的母亲》，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作品，说是送给梅溪的礼物。张梅溪为他的才华倾倒，二人进入热恋之中。然而，因两家地位悬殊，遭到张家姐姐们的阻挠，她们不想让妹妹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四处流浪的人。

日寇疯狂扫荡消息不断传来，张家为找到更安全的地方避难，又要迁移，黄永玉不能跟随前往，只好和梅溪暂时别离，两人暗自约定，保持书信联系。但在战乱年代，黄永玉没有固定工作，两人联系一度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回到赣州，在上犹县一家报纸谋到一个美术编辑的职位，作品也随之在报纸上不断刊发。张梅溪从报纸上得知他的行踪，变卖了自己珍贵的金项链，在好友的资助下，瞒着家人从广东韶关前往江西寻找心上人。她到赣州市定好旅馆后，给黄永玉打电话，让他赶过去相见。黄永玉欣喜若狂。上犹县到赣州市交通不便，黄永玉借了辆自行车上了路。因春节刚过，路上行人不多，一百二十多华里的路程，他一路狂奔，恨不得马上与女友相见。可路途太遥远了，离赣州还有十多里的时候，天黑得已看不清路，自行车没法骑，他也累得像散了架，只好找个最便宜的“鸡毛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起来拍掉身上头上的鸡毛，继续赶路。

找到张梅溪住的旅馆，一对恋人重逢，激动心情难以言表。为表示庆祝，黄永玉邀请赣州文艺界一些朋友前来小聚。大家都为二人真挚的爱情所感动，纷纷鼓励他们：“结婚吧，反正梅溪也不能回去了。”在朋友们的撺掇下，二人在赣州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并在《赣州日报》刊登了一则结婚启示，算是向张家人宣布了他们的合法婚姻。

婚后，黄永玉携妻子辗转到香港谋事。在香港，经朋友介绍，他很幸运地结识了在《华商报》供职的木刻家黄新波。黄新波像兄长一样热情，带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送他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还有许多学习这本小册子的辅导资料。黄新波帮他们夫妻安排了暂住的地方，还经常来看看他们。张梅溪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一份在德明中学教书的工作。遗憾的是，黄永玉跑了好多地方，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差事。只好留下妻子，一人搭便船到厦门等地求职，后辗转到上海，在郊区一所县立中学谋到一份教美术和音乐课的工作。学校没有住处，他只好暂时寄住在一座庙里，边工作，边创作，发表了大量木刻作品。

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他从西南联大重返北平后，从朋友所寄的诗集中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感慨万端，马上写信和黄永玉取得联系。

黄永玉少年离家，在战乱中独自闯荡多年，突然接到表叔的来信，如同见到亲人一般。他写信把自己在上海生活的困顿和艰辛告诉表叔，并寄去四十件木刻作品，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和推介。一个月后，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专栏发表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该文为推介黄永玉的木刻而写，却没有直接评论作品，主要记述了黄永玉父母的状况以及湘西多灾多难的历史际遇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傍晚，黄永玉在马路边买到了这份报纸，就着路灯，一遍一遍地读，眼泪打湿了报纸，热闹的街市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来打扰，谁也不知道这个哭成泪人的孩子是在读他自己的故事。

沈从文对这个小表侄很是关心，每次写信除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之外，还附有一些推荐信，让他带着推荐信去找上海的一些名人、作家、朋友和学生。在沈从文的推荐下，经李桦等人介绍，黄永玉于1947年加入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积极参与到上海大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他的木刻作品《打杀特务》被拓印成三万份传单由游行队伍广为散发。之后，他又积极投入到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的工作之中。这次展览影响很大，展览闭幕后，周恩来接见了木刻协会部分负责人。

这年冬天，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阿庚传》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

廖冰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漫画为武器，创作出大量针砭时弊、讴歌光明、揭露黑暗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他放弃“为艺术而艺术”搞“为人民而艺术”是一种牺牲。黄永玉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谈冰兄的画》，旗帜鲜明地指出：“说冰兄表现‘阿庚成为一种‘牺牲是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冰兄‘牺牲的论调是产生在那群伪装进步的旗帜之下的‘艺术家口中，以为艺术家作品与思想乃属于两个世界中的事，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搞‘为人民而艺术就是一种牺牲，忽略了艺术家的良知。我认为冰兄是没有牺牲的，他是战士和旗手。冰兄的漫画跟着时事跑是正确的举动……”

黄永玉在“为人民而艺术”上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受到众多人的高度赞扬，他的表叔沈从文也很佩服他在文艺界大是大非面前的勇气和骨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给黄永玉写信，敦促他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北京，参加这一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

黄永玉说他能下决心回来，除了自身对共产党、对新中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外，关键有两个人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一个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另一个就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两人曾分别给他写信，赞美共产党和新中国，希望他能为新中国贡献自己一技之长。这两个他最尊敬最信任的前辈的爱国情怀，让年轻的黄永玉热血沸腾。他征求张梅溪的意见，贤惠的妻子一口答应跟他回京。1953年，黄永玉携妻子张梅溪从香港回到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

到北京后他们经历了甜酸苦辣，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夫妻俩始终相依相伴，共同撑起这个幸福家庭的蓝天，他俩是朋友圈里出了名的一对恩爱夫妻。

从邓村到石家庄四十多里路程，因天黑路滑，徐永利骑了近三个小时的自行车，终于在天蒙蒙亮时赶到了石家庄火车站。黄永玉买了最早一班到北京的火车票，和徐永利握手道别，急匆匆去赶火车。

晨曦中，徐永利目送黄永玉过了检票口，心里默默为张梅溪阿姨祈祷，愿她能脱离危险，健康平安。

一生的情谊

黄永玉走后没有再回来，他给徐永利来过一封信，说妻子因抢救及时，病情已有好转，让他别惦记。同时对他全家两年多来的热情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嘱咐他要努力学习绘画，争取做出成绩。

1972年腊月，黄永玉再次来信，诚恳邀请徐永利有空去北京玩几天，还详细写下家里的地址和画了到他家的路线图。

徐永利从小生长在农村，二十多岁了还没坐过火车，更别说去北京了。中央直属艺术院校师生来这里劳动锻炼，像在平静的湖水投下一块石子，他心中激起一片涟漪。他愿意为这些艺术家当“交通员”，做“向导”，也是为了找机会和他们密切接触。这种频繁的交往，打开了他心灵的天窗，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黄永玉邀请他到北京去玩，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有啥犹豫的呢？可他没有钱，去北京是要花钱的。家里太穷了，哪有闲钱让他去旅游？不去吧，实在不甘心。再说，他也确实想念黄老师了，过去几乎每周见面，突然分开，他还不能适应。

徐永利拿着黄永玉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做着激烈斗争。善解人意的妻子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对他说：“想去就去一趟吧，没钱先借点，咱以后慢慢还。”

妻子的话鼓起了徐永利进京的勇气，他和父母商量，老两口也很痛快，都说应该去一趟，就当是给黄老师拜个年，也看看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得到亲人的支持，徐永利总算安心了，春节期间便忙着做进京的准备。

农村也没啥可拿的礼物，徐永利想尽办法买了三十多斤大米。那时大米还是紧缺物资，不得私自流通，城市的口粮是凭粮本定量供应，家家户户吃粮都很紧张，他不想给黄老师一家增添负担。

1973年正月初六，徐永利背着大米和一些土特产，坐上了从石家庄到北京的火车。这是一趟逢站必停的慢车，车厢里人很拥挤，过道站满了人，车的座位底下也是行李，火车像不堪重负的老人，喘息着缓慢向前行进。徐永利不嫌火车慢，倒觉得很惬意。他的座位正好靠着车窗，这样就能看清楚路边经过的每一个站台。火车每停一次，他就觉得离北京近了一些，想象着到北京后的情景，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小伙子心情非常激动。

下午五点多，火车终于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徐永利背着不太轻的行囊跟随人们出了站，按黄永玉画的路线图，乘上20路公共汽车直接到北京站。黄永玉的家在北京站不远一条小胡同，要是熟悉地形很好找，问题是徐永利第一次进京，又是晚上，下车后不知该往哪儿走。跟人问路，也没人知道这个叫“京新巷”的小胡同。他只好茫然地往前走，心想，实在找不到就打听中央美院，那个单位大，知道的人多，等找到熟悉的人，再打听去黄老师家怎么走。在一条小路拐角处，他正辨别方向，猛然看见墙上有个金属小牌子，正是黄永玉家的胡同。这个过去叫“罐胡同”的狭窄小巷，因破旧立新而更名，好多人都不熟悉。

徐永利终于找到了黄永玉的家，推门进去，是个不太大的四合院。这里原本住着黄永玉一家，是他从香港回来后上级给安排的，“文革”中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好多藏品被没收，房子也划分给了别人，他们一家四口搬进了两间小南屋。

徐永利敲开房门的时候，看到客厅里满满当当坐着十多个人，原来这天是黄永玉夫妻结婚纪念日，朋友们都前来祝贺。徐永利突然登门造访，显然有些唐突，但黄永玉并不介意，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在座的朋友，并让他入座一起喝酒。

徐永利开始有些拘谨，觉得自己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和这些文人雅士、社会名流坐在一起不搭调，黄永玉对他格外关照，斟酒夹菜，唯恐他受了冷落。

客人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温馨而热烈。徐永利插不上话，趁机打量室内摆设，发现东南角放着一张不大的书桌，桌上堆着书籍和笔墨，西南角放着一个古香古色的书柜，里边塞满各种书刊，南面墙上钉着一块墨迹斑斑的画毡。他们坐着的这两条大板凳，各自摆放在东西两面的墙根下，木凳的面是一剖两开的圆木，腿是带皮的树干，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茶几，客人们就坐在大木凳上围着茶几喝酒。屋里太狭窄了，坐在里面的人要是想出来，外边的人就得全体起立让路。尽管客厅很拥挤，但并不影响大家的兴致，客人们天南地北聊天，个个兴趣盎然。

黄永玉说话幽默是出了名的，不知是谁提议让他讲个笑话。他说：“还是讲一个我文表叔的故事吧。”

他的表叔是沈从文，在撰写《中国服饰研究》专著期间，为了排除外界干扰，集中精力完成书稿，单独住在离家两华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每天晚上步行回家吃过晚饭，带上第二天的早餐和中餐，步行回小屋里熬夜写稿，天天如此。有一次，黄永玉夫妻俩去看望他，一进屋，看到床上地上到处是书和资料，躺椅上也是书和稿子，地上摆放着各种图片，还有零零碎碎的纸条，小小的房间被他弄得凌乱不堪，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张梅溪是个爱干净的人，想帮着整理一下，沈从文马上说：“别动，这些都是随时要查阅的资料，一动地方我就找不到了。”梅溪看着满床的书籍问：“那你睡觉怎么办？”沈从文说：“躺在书堆上，挺舒服的。”

他天天如此，屋子狭小，又不通风，冬天还好说，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张梅溪担心地说：“表叔，屋里這么热，你每天带回的两顿饭菜要是变馊，吃了会闹肠炎的。”沈从文说：“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黄永玉听到这话很高兴，当时家里都没有冰箱，他们正为夏天存放食物发愁，听表叔说有办法，想跟他取取经，遂问道：“表叔有什么办法？快给我们说说吧。”

沈从文慢条斯理地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

黄永玉话音刚落，大家哄然大笑，笑过之后，出现短暂静默。大家都被沈从文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感动了，直到黄永玉端起酒杯招呼“来，喝酒，喝酒”，场面才又热闹起来。

这故事让徐永利很震撼，他过去始终认为，那些成名成家的人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没想到，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生都在拼搏之中，从来不肯懈怠，永无休止地攀登着艺术高峰。

这次晚宴到深夜十二点才散场，黄永玉夫妻送走客人，忙着收拾客厅。茶几擦干净搬到一边，大家刚才坐的两条粗腿宽面大板凳并在一起，上面铺上毛毯和褥子，拿出一条登山运动员用的口袋形鸭绒被，一个临时床铺就搭好了。看来他们家的客厅经常是当客房用的，一切都是那么顺手。

安排妥当，张梅溪和孩子们回里屋休息，黄永玉坐在客厅的临时床铺和徐永利聊了一会儿，问问家里的近况，了解他走后连队的信息，还问他是否又见到张仃、郑可、李桦等老朋友。徐永利逐一回答。夜深了，黄永玉才回屋休息。

徐永利躺在这临时搭起的床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回想着从下火车到进这个家门的所见所闻，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他迷迷糊糊刚进入梦乡，突然被开门声惊醒，睁眼一看，屋里还漆黑。他正纳闷这么早起来干啥，黄永玉拉亮了电灯，招呼他起床准备吃早餐。

徐永利一看桌上的闹钟，都快八点了，在农村，这时间屋里早洒满阳光了。他家屋里怎没有一点亮光呢？昨晚没注意，现在一观察才发现，这两间小南屋没有窗口，白天要是不开灯，和晚上差不多。后来才了解到，原先南墙上有个很小的窗户，采光本来就不好，邻居家的墙壁又把这个小窗户给堵死了，狭小的空间更为憋闷。为从视觉上舒服些，黄永玉画了一张大画，画面是个很大的窗户，窗外鲜花怒放、生机盎然，他把这张画挂在被堵死的窗户上，让客厅有些纵深感，开着灯屋里也显得敞亮些。

黄永玉工作忙，社会活动多，再加上热情好客，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慕名来访是常有的事。白天只要他在家，总是这拨客人还没走，后边一拨已在门外等候，这就更让他觉得时间不够用。只有到夜深人静，别人都休息的时候，他才能抓紧时间画画。在这种状态下，他仍没有忽略徐永利这个农村学生，除推荐些必读书目让他学习，还抽空做具体辅导。为了不被来客打扰，他每次给徐永利上课时总是让妻子在外边锁上门。

有一天下午，黄永玉正给徐永利讲绘画知识和木刻技法，突然听到敲门声，不知来者是谁，他摆手示意不要吭声。过了一会儿，门外没了动静，他悄悄走到门口，见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抽出来一看，上面有几句留言：“闻听有病，特来探望，僧敲月下，人在床上。”下面署名是黄苗子、郁风。原来，黄永玉为给徐永利做辅导，佯装有病在家，是想拒绝来访。没想到，黄苗子夫妇听说他身体不适，登门探望，却吃了闭门羹。徐永利心里很不安，为了他一个农村小青年，竟然让黄永玉冷落了同乡好友。黄永玉安慰他：“我们经常见面的，你来一趟不容易。”

黄永玉除给徐永利做美术方面的辅导，还挤出时间陪他去北京展览馆、颐和园、动物园等地游览，无论到哪儿，他都能做详细的讲解，而且对每件事物都有独到的见识。他思想的深邃，知识的渊博，语言的丰富，让徐永利明白了，画家不是画匠，不能只会画画，只有提高综合素质，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徐永利初次到北京，想看的地方太多了，天安门、故宫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些地方都想去看看，可他实在不忍心再耽误黄老师的宝贵时间。他提出自己出去转，黄永玉不放心，每天早上他出门之前，都要把乘车路线给画出来，把注意事项写在纸上，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

张梅溪更是热情周到，她大病初愈，身体不是太好，每天仍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恐怕徐永利吃不饱饭。那时粽子还是稀罕物，为让徐永利尝个新鲜，她亲自去商场选购苇叶、江米、红枣、熏猪肉。在一切凭票供应的年代，采购齐全这些东西不是件容易事，看她冒着寒风一趟趟去外边跑，徐永利很不落忍，劝她不要忙乎，有啥就吃啥。她总是说：“你难得来家一趟，尝尝阿姨的手艺。”她把精心包的粽子端上桌，有广州风味的肉粽，有北方风味的红枣粽子。徐永利平生第一次吃到肉粽子，那别具一格的风味让他至今难忘。

徐永利在黄永玉家住了将近半个月，几乎没有吃过重样的饭。转眼快到正月二十了，尽管他们夫妻热情挽留，徐永利再也不好意思住下去了。

黄永玉为他收拾返程的行囊，除选了不少美术、文学之类的图书和画册外，还为他画了一幅梅花，上题两句话：“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这不仅是对学生的勉励，也是黄先生的自身写照。此外，还送给他一套高级木刻雕刀，外带一块梨花板，听说这是黄先生用来奖励版画系最好学生的礼物，那份真情和希望尽在不言之中。

从北京到石家庄的火车是夜里十二点多，黄永玉夫妻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叮咛，要他努力学习，只要勤学苦练，将来一定能做出成绩。

徐永利虽然生长在农村，学历不高，但从小喜欢读书，脑子比较灵透，又喜欢写写画画，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村里也是个比较活跃的文化人。北京之行让他开阔了眼界，尤其是在黄永玉老师家见到那么多艺术界的名人大家，他们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他触动很大。坐在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他开始思索什么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活着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

1973年8月，在河北农村劳动锻炼的师生陆陆续续都走了，学生们毕业分配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老师们回北京复校，连负责后勤的司务长白振欧也和乡亲们告别了。热闹了三年多的村庄顿时显得很是冷清，房东们不习惯了，聚到一起总爱回忆师生们在村里的日子。

最失落的还是徐永利，过去他三天两头和师生们在一起，大家突然都离开了，这让他心里空荡荡没了着落。他时常拿着自己画的速写，下意识地走进师生们住过的房东家，直到房东问他有啥事，他才突然明白想见的人早走了。当时他已到李村公社放映队当电影放映员，晚上到各村放电影忙忙碌碌，白天一闲下来就发呆。实在烦闷时，就把黄永玉、张仃、阿老送的画拿出来欣赏，一遍又一遍，总也看不够。

第二年，聽说中央美院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那么喜欢画画，又认识中央美院不少大画家，想办法去北京上大学吧，那样你就能每天跟老师们学画画了。这话让徐永利动了心，他冒昧地给中央美院领导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想上大学的愿望。那位领导热情地给他回了信，真诚地告诉他：“今年我院招生人数很少，总共三十四人，虽然面向工农兵，可是年龄又规定在二十二周岁以下，并且还要没有结婚的，这样你就不行了。我认为不能来美术学院不要紧，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多画，多搞些创作，也是能提高的。你到了放映队，我想画画的时间就会比在村里多些，我相信你一定能画出好作品来。虽然你不能来校学习，但我们可以保持经常联系，以后有机会到石家庄，一定到李村去看你。寄去一份招生简章，有合适的人可推荐……”

徐永利未能到中央美院学习，始终觉得是个遗憾。1991年，鹿泉北白沙有个高中生，绘画基础好，想考中央美院，徐永利热心帮忙，亲自带他去北京找了当年给他们讲过音乐课的许继庄老师。许老师已是中央美院花鸟系主任，还没有忘记徐永利这个农村学员，在他的真诚帮助下，这个农村高中生顺利考进了中央美院，毕业后分配到福州一所大学教美术。说起这件事，徐永利感到有几分欣慰。

因多种原因，徐永利没有走上美术创作之路，但艺术家们的教诲和殷切希望，让他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在艺术熏陶中过日子，觉得那才是最充实、最幸福的生活。为了弥补一生的缺憾，他于2008年在石家庄开了一家画廊，专门经营名人字画。当时已八十四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亲笔倒题“荣艺斋”作为店名，还为他画了一幅《湘江魂梦图》相赠，浓浓情谊尽在其中。徐永利说，他不在乎画廊盈利多少，只要看到这些名人的作品，能闻到墨香味，就感到人生很充实。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