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冰

〔摘要〕理查德·霍加特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历史上“前理论时刻”、文学经验主义、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反理论/无关理论者。然而，文章认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并非是反/无关理论的，而是关于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探讨；他的文学写作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用途。文章第一部分审视了当代理论，认为理论实则复制了阿诺德模式；第二部分探讨了霍加特的“理论”语言，认为他看似普通的语言满足了民主批评的政治需求；最后一部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霍加特的语言及文学写作如何促使他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

〔关键词〕理查德·霍加特；英国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民主批评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114-06

理论即其效果[1]（4）。姑且不论卡勒的定义是否完全准确，“理论”确实产生效果。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理论”导致理查德·霍加特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按照戴维·洛奇的解释，上世纪60年代末，文化研究的理论时刻已然到来，“以无法效仿的会话式、务实的自传式风格”写作的霍加特倘若留在中心赓续自己的事业，恐怕是逆流而游，未战已败，甚至沦为中心发展的桎梏[2]（37）。因此，他的离开是明智且值得庆幸的：他得以在接下来的40年里继续自己的文学（而非理论）写作，以飨读者。

洛奇对霍加特的“激流勇退”赞誉有加，然更有批评家斥责他和威廉斯天真的“经验主义”、“表现主义”、“人文主义”和“本质主义”，主张将他们的早期作品一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毁”抑或“誉”，众说纷纭，但在一点上批评家们并非莫衷一是：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原因有二：其一，理论与文学是秘密敌人。深受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影响，霍加特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大写或小写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的都嗤之以鼻。其二，对读者而言，文学“可读”可“飨”而理论不然，其语言艰难晦涩，属难以参与其意义建构的“可写性”文本。这些可谓关于理论的“常识”了，然，卡勒又说，理论乃对常识的质疑，乃自我反思。因此，不妨对这些常识进行细究，以回答以下问题：在霍加特的案例中，这些“理论常识”究竟是诉说了古老的经验智慧，抑或洛奇先生先入为主了？换言之，理论与文学之间是真实的对立，还是粗暴的二分法——无所不在的结构主义思维之后果？文化研究必须借助艰难晦涩的理论语言吗？霍加特是反/无关理论的，当真？

一、 理论：复制阿诺德模式

以文化理论著称的斯图亚特·霍尔自己承认，英国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反对抽象性[3]（39）。这无疑是在向文化研究的文学传统致敬。就霍加特本人而言，他接过了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衣钵，注重文学及其对经验特性的专注，其作品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的地域特色。然而，这恐怕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阿诺德模式，因此，基于霍加特对文学的遗传性热爱而声称他是反/无关理论的观点便失之偏颇。

文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生活，传导人文价值；生活密集且具体，集中于亲密的、感官的、细节的和个人的事物，文学追求经验、感官和整体性，由是，对抽象理论的厌恶之感。在这种语境下，理论成为了与文学相对的天枰的另一端。套用索绪尔语言学的说法，差异产生意义，理论必须在与非理论的对立中才能够安身立命。在众多捍卫文学的话语中，理论被表征为文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对立面和导致危机的诱因，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打破了文学的边界，使得文学不再“纯粹”。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时常抱怨，自己的阅读书单上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语言学、人类学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却唯独没有“文学作品”。其次，理论的专业化特点与人文学科的“通才”“普适”理想背道而驰，理论的有用性和文学宣称的“无利害性”也是针尖对麦芒。

然而，理论是双面的雅努斯：如果说理论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它同时亦是治愈的良药。通常认为，阿诺德为文学的辩护建立了英语专业，他的意识形态对于无法像实用领域一样宣称自己有用性的英语系而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人文学者总可以以“亲切的多面手”[4]（184）標榜自己。然而，按照维奇和格拉夫的观点，文学领域的专业化是文学学科建立之可能性条件。为了与自然科学相竞争，文学系必须规范自己的课程，要求并提供专业认证。因此，理论作为文学专业化的代理，至少与文学系同时诞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而当代理论不但加强了文学分工，而且在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中扩大了文学的市场，巩固了文学系的地位。举例而言，在美国，后现代理论“丑闻”恰巧在文学的研究生教育前景最为黑暗、资金上捉襟见肘时“挺身而出”，将人文学科变成了攻击、同时捍卫所有重要原则的战斗场。同样，如约翰·吉约里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种族批评对经典的质疑实则重申了经典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强调不可言说、未被言说之事物，强调差异、“他者”、边缘和异质性，对被忽视的经验进行了重新概念化。因此，当伊格尔顿说：“尽管仍激起担心被驱逐的人文主义的敌意，理论却部分由于它的高性能性、奥秘性、与时俱进性、稀有性和新鲜感，在学术市场获得了崇高威望”[5]（206）时，他未必是在完全否定的意义上评价理论呀！

理论在寻求合法的意识形态时，往往把自己构造成反阿诺德主义。它揭穿人文学科的虚伪性：学术实践何以在带有价值偏向（批判）的同时不涉及价值观（“无利害”）？它攻击普适、无关历史的人文主义的自我神秘化。然而，在制定新的方向时，当代的理论家实则跟随了阿诺德的步伐。何以？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复制了这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到阿诺德的《文学与科学》，一探究竟。

《文学与科学》出版于1885年，在这篇向剑桥学生发表的演讲稿中，阿诺德回击了赫胥黎的观点：（自然）科学应取代文学成为教育的重点。首先，他在继柏拉图、康德之后对人类心灵进行了三分：知识能力（“the power of intellect and knowledge”）、审美判断能力（“sense for beauty”）和实践能力（“sense for conduct”）。然而，对整体性的希冀乃人之本性；文学而非遵守加法逻辑的科学为弥合三者之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阿诺德写道：

跟随追求知识的本能，我们获得了块块的知识；现在，从人的一般性中（in the generality of men）生发了将这些知识与我们的实践感官、审美感官相联系的欲望；如果欲望受阻，便会产生厌烦和不满。我认为，文学对我们的掌握之力就在于这种欲望[6]（405）。

尽管阿诺德将牛顿和达尔文都归于文人的范畴，他的“试金石”却无一不是来自《圣经》和荷马，文学非但没有扩展，反而变成了专业化的领域；正是专业化的文学才能够克服专业分工，产生新的认知统一。为了证明这一点，阿诺德诉诸经验，即文学有益于读者道德意识的提升。然而，“经验”指向过去，知识能力、审美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三位一体”要待未来实现，阿诺德的论证于是从经验证据转移到了对假想未来的呼吁：“我们会发现……”。

未来所允诺的认知调和为阿诺德的政治方案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因为心灵能力的弥合预示了社会的统一。阿诺德相信，每个接受古希腊人文教育的人都能够看穿当下的党派之争，克服自私和狭隘的阶级利益；文学批评将诞生新的秩序，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个体都将参与其中，追求长期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以此，阿诺德不仅捍卫了文学在学院内部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学院之于社会的巨大意义；不仅表明了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功能，而且展示了其整合作用。他在承认智力分工的基础上克服了分工，在利用专业化的同时攻击了专业化。他的批评克服了教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鸿沟，当然，将来时的使用暗示，批评要想在学院之外发生作用，尚需假以时日。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复制了阿诺德。如果说理论并非关于什么（theory is not theory of.），尤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大部分的理论都萌芽于其他领域——那么这种学科不确定性同时标志着传统智力分工的崩溃。威廉斯的“大文学”概念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文学之终结，然而，“文学性”和关于文本性的理论重新定义了知识领域，作为文学批评传统功能核心的文本研究已经在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反过来，后现代对父权制、逻辑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神秘化的解构，阐释学、符号学等无一不是直接来自对文学的凝神观照。此外，如果说理论取代了政治行动，那么它同时将解放事业引入了教室。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声称当代理论家实为阿诺德似的“通才”或许并不为过。

我们无意将霍加特等同于阿诺德，但当他在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英语学院与当代社会》（‘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中主张打破学科边界，对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时，难道不是在提倡“通才”（尽管并非无所不“通”）教育理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复兴？当他引导工人阶级学生用“批评性的文化知识”（critical literacy）分析大众文化产品，以抵制商业文化的文化剥削时，当他在任职艺术委员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过程中，通过对政策和行政机构的“实践批评”促进文化的发展时，难道不是在开展教育解放事业？他并非反/无关理论，倒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学与理论的关系。

二、 “理论”的语言

洛奇断定霍加特是位反理论家的第二个论据与语言风格有关。尽管“霍加特的‘经验维度将他的思想从阿多诺‘对概念的恶意着迷（baleful enchantments of the concept）中救出”，但他的语言有时难免给人虚张声势之感，亦夹杂着实用主义的常识[7]（27），而“常识”告诉我们，理论可是常识“高攀不上”的！霍加特本人关于理论语言的阐述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反/无关理论印象。他在《生活与时代》中写道：

我不信任一些人使用抽象概念的方式：他們将此用作道具或拐杖，思想之替代物或向他人展示并使自己确信他们属于一个内部团体的手段。我对任何不断地向自己的论文投掷（pepper his papers with）“探索式的”、“霸权”、“等级”、“范式”、“问题群”、“物化”、“同构性”及其类似物的人都表示怀疑。有时一个人可能在好不容易读完几乎无法理解、的确令人生厌的论文后愕然发现，尽管他们所说的合乎情理（sensible）且某种程度上富有洞察力（perceptive），那套内部团体的理论语言（ingroup theoretical language）却大可不必[8]（95）。

霍加特对理论语言之不满溢于“言”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特、福柯、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等后结构或后现代理论家——身为理论家的伊格尔顿称他们为“宁可从事哲学而非雕塑或小说的晚期现代主义作家”[9]（65）。他们将所生产的文本有意识地困难化，要求读者对形式（而不仅是内容）进行本雅明式的凝神观照。相比之下，霍加特很少使用专家语言，他的词汇不同寻常地普通，多为英格鲁撒克逊、单音节的派生词，充斥着令某些理论狂热者鄙夷的经验主义。以上述引文为例，“sensible”， “perceptive”直接诉诸感官和直觉，pepper原意为“胡椒粉”“辣椒”，此处引申为“赢得战争的武器”，火药“味儿”十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霍加特没有使用复杂词汇的能力或缺乏语言技巧，实际上，他的语言于朴实简易中“暗藏玄机”。一种更准确的理解是，霍加特的简易与巴特的晦涩一样，乃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有意为之”。为了探讨知识的生产、组织和散播及它们如何反映并加强了社会结构，巴特诉诸于复杂的风格。他的策略是，要质疑甚至颠覆意识形态的“不言而喻”，必须打破常规的语言——意识形态之载体，转向语言的嬉戏性、模糊性和多义性，无论是语义上还是句法结构方面的。同样，霍加特简单的语言并不意味着他对语言——意识形态问题无所意识，恰恰相反，他对该问题的敏感远远超出一般预期：“我们每个人所继承的特定语言控制着我们的意识；它们激起必需的态度并阻止不为文化接受的另一些态度；然后这看起来像极了“常识”和“坦白谈话”；一如既往且无所不在”[10]（157）。因此，他提倡，要认清貌似中立、显而易见的陈述中所藏匿的意识形态编码：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而言，打破常识的保证，拒绝陷入它的泥潭是令人钦佩且绝对必要的。约请“常识”可能不是为了替意识——通常推测普通人会表现这样的意识——辩护，而是为了证明，在受到智力挑战、被接受的看法（而非思想或意识）被动摇时，寻求庇护是正当的。它最亲睐的箴言是：‘理所当然的是……，意即‘它在这些方面是普适的、未受质疑、不加思考的假设，因此必定是正确的[11]（122）。

如同巴特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去神秘化”，霍加特对“常识”的解码亦是个政治问题。他强调，资本主义利用“常识”“接近工人阶级，尤其是……沿着他们被暴露的方向”[12]（89）。为了将自己的主张表征为工人阶级的惯常生活方式，广告商、播音员和流行报刊模仿他们的成语、语气等，因此，读者不能只寻求对作者本人的理解，而必须审视看似自明之物，“努力思考词语的重量，或苦心探索细微的差别，或跟踪……适度复杂的句子结构[12]（166）。”

这样看来，霍加特对理论语言的批判并非对巴特式复杂散文风格的拒绝，反而在一定限度内为该风格提供了支撑。实际上，霍加特所反对的是“为理论而理论”。他指出，理论已沦为封闭的话语，一个备受局限的研究对象而非探讨智力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他曾援引卢西恩·古德曼说明此观点：“尽管一个人不希望低估理论的重要性和理论语言的必要性……古德曼指出，有些理论忘形了，变成了形式主义体系，倾向于以极端的形式消除对历史和意义问题的任何兴趣[13]（177）。”理论语言本乃说明、理解外在于它之事物和问题的手段，现在却成为了这项工作的替代品。更甚者，如霍尔对“理论流利”的批判所认为的，尽管权力和政治问题总是深存于表征中，总是话语问题，但某些学术话语已经取代了政治实践[14]（280）。岂不令人扼腕！

霍尔将此现象归结为体制化的结果，即问题并非内在于理论思想，而是职业结构之恶果，这种结构迫使“理论”成为萨义德所说的“学术自身之追求”[15]（73）。而理论一旦成为学院体系的一部分，势必削弱它对“墙外”问题的参与，这不但抹煞了文化研究的成人教育渊源，而且削弱了它的实践品性。对于文化研究而言，理论化应当成为“必要的迂回，努力影响并改变物质条件和力量、社会关系结构、实践组织和社会生活本身。然而，理论常常取代了危机分析，取代了理论与历史具体性的接合”[16]（42）。理论以自身为目的，成为了高级的文字游戏。在这种语境下，理论语言的自我复杂化沦为了专业知识分子借以巩固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战略，即霍加特所说的“向他人展示并使自己確信他们属于一个内部团体的手段”。专业化的术语成功地将理论家的追随者与“墙外”人士、邻近专业（比如文学）的学者区分开来，而有区分便有高低、优劣，理论家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更重要的是，对“内部团体语言”的强调意味着“少数派”仍保管着问题讨论的特权，他们将自己标榜为“进步的”代表，然而，不与大众对话何谈代表大众利益？这是文化研究左派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伊格尔顿缘何说：“激进的文化理论蓄意晦涩是丑闻。这不是因为它只要运用简短的单词，就可以获得劳苦大众，而是由于文化理论的整个观念从根本上说是民主的”[17]（77）。

总结看来，在批判语言——意识形态问题方面，霍加特与巴特“同归”却“殊途”。在“阅读”脱衣舞女郎、红酒、摔跤手等符号时，巴特将自己塑造为具有高尚品味的鉴赏家，漫不经心地玩弄着盛满“先锋理论”的高脚杯，而霍加特更加关注理论的民主性质、沟通方式及与谁沟通：批评必须有助于“聪明的外行读者”（霍加特的理想读者）参与民主讨论。他的批评并非反对理论而是关于理论的探讨——理论不能僵化为体制形式，而应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政治旨趣。

三、 语言、文学与民主批评

那么，与谁沟通？对此，霍加特这样回答：

对我而言，意识到可能的受众就在那里总是有意义的。“你认为自己为谁写作？”我有时会被这样问到，问话人偶尔带着挑衅。“谁构成了你经常自信地召唤的‘我们？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所假设的惯常观众——“保存的残余”——已然消失，或者已被专业培训驱散开来，鞭长莫及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今天大部分人只忠于关乎自己职业的专门化阅读”[18]（181）？

霍加特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聪明的外行人”。“我为与普通读者共鸣而欣悦”，他在一次采访中对约翰逊博士的这句名言表达了敬意。在面对这个读者群时，霍加特力求拿下顶在利维斯夫人鼻子上的“撑碟杆”，这不仅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智识能力的尊敬和肯定（他从成人教育中获得的认识），而且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有效的批评取决于辩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主张的合法性取决于将自己确立为“更好的辩论”能力”[19]（160）。批评家必须像古罗马时期的辩论家一样，向公众展示丝丝入扣的论证逻辑，甚至将整个推理交由他们“细察”，而太多的专业词汇不但提前预设了观众类型，而且阻碍民主交流的过程。

因此，霍加特在写作（尤其是后来的散文）中通常采用第一人称“我”“我们”以唤起观众的认同；他的语言不同寻常地普通、口语化，却在必要时“一招制敌”。在上述引文中，“truculence”（凶猛、粗暴、好斗）被用于几乎全部由英格鲁撒克逊、单音节的派生词组成的段落中，将作者的贬低者与略微不合礼节的词语联系起来，机智诙谐。霍加特仿佛在说：“我能够使用类似“truculence”的词语，但我选择不用，因为它们是你们的词，而不是我的。”他通过一个词语巧妙地回击了质疑者。

在霍加特的文本中，工人阶级语言被表征为一种独特文化的组成元素，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我们“听到”（阅读）工人阶级和平地发表与知识分子迥异、甚至抵触的观点和意见，形成了所谓的“巴赫金式的多声部”。 “公平交易”、“对事物抱乐观态度”、“伸出援手”等尽管都使用了引号，但却形成了文章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它们构成了工人阶级思想和阐释传统，必须放在该传统中加以理解。其效果是，批评的能力被再现为内在于工人阶级，而非由学者或评论家从外部引入或自上而下“教化”之结果。各种声音的交织暗示了一个相互交流、有来有往的过程，为普通人“自得的想象性智慧”和“对生活自足的、未经表达的沉思”[20]（126）预留了空间。

霍加特的文本即构成了辩论场域，被代表的工人阶级不仅于其中发言，而且以他们自己的声音发言。他们操着方言，“Ah tek a man as e is.（Take a man as he is.）”“i dont like nobody.”（双重否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觀点。在这里，语言根据社会阶层分层为巴赫金所说的的“话语”，它“并非一个命名形式的抽象系统，而是关于世界的具体的、它谓的（heterological）观点。每个词语都散发出一份职业、一种风格……的气味。每一个词语都有一种语境和所有语境的味道，它们于其中度过了自己紧张的社会生活；所有的词语和形式都是意图的居住地”[21]（35）。

除了使用非专业的口语化语言之外，霍加特的文学性学术写作促使他能够更好地与“聪明的外行人”交流。这就涉及到了知识形式的问题。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极少对理论感兴趣，却有着小说家般的想象力；他们不依靠概念进行判断，却拥有惊人的直觉判断能力。而文学强调“诗性、形而上、直觉判断”之价值，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择亲和势”。文学通过对“生活的经验完整性——情感的生活、思维的生活、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承载着物的世界的探索”[22]（126），体现了直觉判断这一通常被学术作品排斥的知识形式。然而，文学并非对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通过修辞和美学形式积极探索社会的外在形式和含蓄假设：最优秀的小说家不仅对个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结构和心理结构极其敏感，而且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相互作用——尤其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形式即内容，“有意味的形式”——获得对社会的洞见。在对材料证据的选择使用和组织形式方面，文学有别于社会学，总能发现“有意义的细节”，而非预设了先验的逻辑结论后有目的地寻找支持该观点的数据，舍弃其他。

在评论《识字的用途》时，威廉斯写道：

显而易见，现实主义小说日益衰亡，声名狼藉，我们正因此蒙受损害。既然我么都是且深知自己乃生活在社会里的个体，这一传统理应复兴。有效的批判工作、社会观察和思想分析能够进行，然而，最终，除了凭借更加传统的想象方式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充分地调和事实和感觉的世界[23]（428）。

威廉斯认为，必须提倡一种更加“文学”的学问形式，该形式不仅将文学的对象用作文化分析的素材，并且强调文学的方法，即对想象和主观事物的敏感，对形式的高度意识。在他看来，霍加特在这方面并非至善至美，因为他在小说和社会学之间徘徊不定。然而，他到底意识到了霍加特的“形式极端主义”。实际上，与其说霍加特的作品因为不同风格的混杂而支离破碎，不如说它对多重视角保持开放的姿态，通过并置各种迥然的分析形式（个人记忆、社会学数据、名言等）打破了既成的学科分界。而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智力活动，学术研究并非学者的职业活动，而是社会之普遍关注。霍加特对文学的热爱和他的文学方法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使他能够“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24]（26），这正是文化研究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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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