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

“吴义成，（有）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过去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的意见，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中去。”以上内容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文中所称的“周麻子”，叫周保中，近一米八的个头，长脸。平时话语不多，不开玩笑，有威严，批评人很严厉。他说一件事行或不行，别人很难让他改变主意。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有一次开晚会，大家喊“周指挥唱个歌”，他就唱了《国际歌》。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把大家唱得热血沸腾。唱完了，他讲这支歌是怎么诞生的，说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战歌。他讲完了，就教大家唱。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出生于云南大理的一个白族农家，十五岁辍学，曾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北伐战争中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改名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被党组织派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后被罗登贤派到吉东做兵运工作。从此，他就在吉东地区开始了九死一生且万难不屈的抗战生涯。

1932年5月，在宁安县花脸沟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周保中被李杜驻当地的自卫军逮捕，原因就是他的浓重南方口音自卫军听不懂，以为他是朝鲜（族）人。那时，在一些人看来，朝鲜（族）人就是日本子的走狗、密探，或者是同样该杀的共产党。

周保中就说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会派遣的“援马团”（援助马占山代表团）的人，没想到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子，就到吉东这边来看看谁是真正反日的。

那时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个姓白的营长见这个“南蛮子”谈吐不凡，就派人把周保中押送到牡丹江铁岭河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

因为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押解他的人就让他等着。周保中不干，大叫“有要紧事”。里边的人被惊动，把他传了进去。左路军总指挥马宪章看了押送人员送上的呈文后，望着这个被反绑双手、三十来岁的大个子青年，问道：“你既是上海反日会派来的，对俺们这地方的反日救国，可有什么见解呀？”

周保中不假思索，谈了三点救国方略和五条治军良策。

三点救国方略：一是大敌当前，反日军应加强团结，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不能各踞一方、各打各的，这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使日本子处处受敌，不得安宁；三是整顿军纪，严令各部不得骚扰百姓，使民众拥护我军，乐于效命。

五点治军良策：一是不宜长期与敌正面对峙，应该主动出击敌人的后方，断其交通、粮道，与正面我军成夹击之势；二是巩固内部，防止敌特的离间计；三是在城乡广泛建立救国会，动员民众出钱出力，使我军有源源不断之兵源粮饷；四是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建立根据地，设立兵工厂、被服厂、野战医院等后勤部门；五是建立反日财政，既要取之于民，更要夺取敌人军需物资。

那时，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东地区两个多月，肩负救国责任，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每天多少问号在脑海中翻腾，思考既久，良策在胸，加之他激情澎湃，说话滔滔不绝，把马宪章一众听得目瞪口呆。马宪章赶紧下令松绑，请他上座，认作“南方来的高客”，安排到左路军指挥部宣传部任职。但不久宣传部被撤销，周保中“下岗”。

这时，吉东党组织指示李延禄、孟泾清，将周保中介绍到王德林的救国军。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后，先在总部任总参议，再到前方指挥部当参谋长。

周保中能够受到重用并一展身手，与救国军的小环境有关。前面说过，王德林曾言：“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让周保中名声大噪的，是攻打东京城和宁安城。

东京城今称渤海镇，属宁安县，为唐代渤海国都城，曾盛极一时。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清朝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钦犯流放地，清初是统辖盛京（沈阳）以北地区的一个重镇。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远，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所以，日寇占领吉东后，将宁安作为其中心据点之一。

而在周保中的战略棋盘上，包括宁安、东宁和绥芬河在内的绥宁地区，北接中东路，南连东满，向西可进出吉林、长春，实在不行，可以东退苏联，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之地。他主张，先拿下宁安南部重镇东京城，再集中主力夺取宁安县城。他还提出，由自己亲率一支部队直取东京城。

王德林非常欣赏周保中经营绥宁地区的战略眼光，虽担心这位总参议带兵打仗出意外，自己失去这个难得的军师人才，但或许是被周保中坚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许是不好意思驳军师的面子，也就点头应允了。

6月中旬的一天，東京城的敌人进山“讨伐”去了。这个当年北伐军的副师长率领不到500人的救国军，赶到城外树丛中隐蔽起来。一个当地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门。光天化日的，守城伪军也没当回事儿，就把城门打开了。随着城门一开，守城伪军就被一支手枪逼住了。周保中一挥手，队伍潮水般涌进城里。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军司令部，个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进山“讨伐”的敌人闻讯，赶紧回师东京城。周保中早选好有利地形等上了，一场伏击战，把跑得呼哧带喘的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宁安城打得不顺利。

7月底，吴义成、周保中指挥救国军主力，趁夜色向宁安城运动。敌人得到情报后，中东路和牡丹江的日军火速来援。周保中立即率军打援，阻住了海林车站出援的日军。但宁安城没打下来。战至下午，觉得牡丹江的援敌快到了，救国军只好撤出战斗。

10月中旬，二打宁安城，王德林让周保中任总指挥。

由于周保中精心组织，又有地下党做内应，救国军攻进了宁安城。谁知，一些由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见到商铺后，只顾着抢财劫物，而不去追击敌人。溃退的日伪军乘机反扑。周保中立即组织部队将缺口顶住，同时下令将收缴的日伪军物资向城外转移。估摸援敌快到了，他才带领掩护部队撤出宁安城。

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枪，子弹嵌在两块腿骨之间。医生是个“二百五”，急得满头大汗，一双血手硬是取不出来弹头。周保中递给医生一把刺刀。周围的人连看都不敢看，转身侧头，听见刀尖把骨头和弹头剜得咯咯响。这事在部队里传开后，都说赶上关公“刮骨疗毒”了。这个“南蛮子”可真了不得呀！

三打宁安城成功。周保中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组织起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仍是深夜攻击，仍由地下党在城内策应。他先令部队用炮轰塌城墙，再令骑兵策马突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并在地下党的引领下分头攻击目标，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此役后，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那么，满洲省委是怎么评价周保中的呢？“周保中队内的同志向来不做下层工作，不接近士兵，骂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个人包办一切党的和军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救国军代理总司令——笔者）的尾巴。”“周××（周保中——筆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摘自1934年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此类评价赵尚志也不能幸免。此前3月9日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虽然“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但“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了他们头上。

“文革”开始后，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最大“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到东北，利用乡土关系组织抗战。

到了穆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总算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军法处处长周延声、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对他们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

虎林县义勇军有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展工作，两人就奔虎林去了。

一天晚上，突然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他俩也跟着跑。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李范五和孙绍堂不禁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

两个俄文法政学院的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可苏军的回应就是把他们押到了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两个人问什么答什么。答完问题了，李范五就跟苏联人较起真儿来：“我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我们学军事，我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苏军把两个人放了。他俩回到家后又开始找党组织。党组织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至于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没说。

在北平读书时，李范五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他就在第二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以及伪警署，发展了十多名盟员。不久，他又将其中几名表现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任命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李范五调任宁安县反日会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无可奈何的是“上层勾结”这顶帽子。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段时间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于是，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抢粮分谷吃大户的情况。有钱大户纷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好不容易形成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1933年12月，伪满政府正式颁布保甲法。所谓保甲法，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各保还成立了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器装备。保甲法的实施，对反日活动的威胁很大。

李范五到宁安后，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的自己人。东京城共有22个甲长，19个被他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后，“小赵”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的党员太少，而地方党员中的地主、富农太多。“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他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他俩的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其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他本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但他说：“我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

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李范五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的游击队买粮买药，还时常赶着马车、爬犁送去。邓吉生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的大粮户，还开油坊，其弟当伪甲长不假，可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恐怕就连邓吉生也早让日本人给抓走了。把邓吉生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情理上也讲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就是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临走时交代，要把类似邓吉生这样的党员统统开除党籍。

因为“小赵”是代表省委巡视工作，他的话就是指示，必须执行。但在没有正式见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还想等等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小赵”走后不久，交通员就送来省委《关于吉东党在反日战争新形势下的错误及今后的任务》。反复阅读之后，李范五一点儿辙没有了，执行吧。

看到邓吉生等人的下场，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内红”的甲长也躲着李范五了。一向活跃的县反日会，连个会议都召集不起来了。许多会员回家种地去了，接替李范五任反日会会长的孟仁甫当了私塾先生。

李范五找孟仁甫談话。孟仁甫说：“不是俺不愿干，是没法干了。俺抛家舍业的，拎着脑袋反日，不但反出一身不是，还把你也连累了，你说还能干了吗？”

“北方会议”把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都当作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这条路线认为，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而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这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

在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的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坚持的是一条纯粹的阶级路线。而且强调，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按照这个逻辑，关东军士兵是不是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