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音+陈乐

骑兵是古代战场所向披靡的坚锐，然而，饲养战马却不是农耕民族之长技。“马政”牵系着国力兴盛的脉搏，绝非养马那么简单。

周天子的马厩：

马有多少，国有多大

马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自西周就开始显露。在《周礼》中，马政就已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所谓马政，即关于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和管理等的政策与制度。三千年的漫长冷兵器时代，马政的兴衰也是中原的兴衰。

《周礼》规定，凡拥有16井土地者，可有戎马一匹；戎马四千匹，可有战车一千乘。周天子被尊为“万乘之王”，“万乘”的背后，是沃野千里，也是战马数万。《周礼》可以说为中国的千年马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元前201年冬，汉高帝刘邦亲征匈奴，却被匈奴骑兵包围，于白登惨败。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国营”军马场——“苑马”即告建立。经过不懈的努力，汉武帝初年，马的数量增长极快，以至于能以马耕田。

除了发展养马业，汉朝还引进外国良马。大宛为中亚古国，向产好马。汉武帝曾不惜重金前往大宛国换取良马，换马不成，使臣被杀。汉武帝怒而发兵，另立新主，终于换来三千匹大宛良马，称之为“天马”，并下令在全国培育。

从此直至魏晋，“天马”就取代了本土马种。

马背上的大唐：宦官手中的骑兵

在唐代，不论是挑选良马的“相马术”、管理马匹的法律《厩库律》，还是国家设立的兽医机构，都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程度。在这样全面的呵护下，唐代马匹的数量之大，达到秦汉以来的最高峰。

唐太宗称帝后，生恐别人仿效玄武门政变，便特地挑选出忠心耿耿、经验丰富的亲军骑兵，专职守卫玄武门，这支劲旅史称“北军”。中唐以后，宦官之所以能专权，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宦官掌握了北军大权。而唐代宦官势力渗入北军始于盛唐，其中又以掌握马政为其开端。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历任皇帝的废立都与宦官有关，包括唐玄宗在内，共有4名皇帝死于宦官之手。晚唐宦官之所以长时间随心所欲地弑君干政，恰恰在于他们通过马政控制了最精锐的骑兵。

人文大宋：零落成泥马蹄下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画中的马远比人难找得多。对比唐宋两朝的养马数量，也能印证这一现象：唐朝极盛时期，仅国营牧场养马就达70万匹以上，可是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才有17万余匹，后来则更少。

这与唐朝的“安史之乱”大有关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侵占了陇右地区，导致陇右的军马场尽失。唐朝被迫在它处——中原两淮地区另辟牧场。然而，一方面，中原不适宜马匹生存和繁育；另一方面，中原素为重要的农耕区，人口集中，农田侵占官牧地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状况经五代十國，迄于北宋，一直没有改变。优良的军马仍要向北方少数民族购买。史书中称此为“市马”。市马价格昂贵，引起国家财政紧张。

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发起轰动一时的变法，核心内容就是推行“保马法”。保马法废掉牧监，把国营马场的马分给有条件的农民饲养，同时免除养马户的赋税和劳役，政府还给予补贴。

“保马法”本是谋国之举，想寓马于农，但不料百姓后来却不堪其重。因为一旦马匹病疫死亡，就要赔偿上万钱，一般小康之家会由此破产，故而“人人以有马为祸”。

牧监的存废一直是朝野之争，多数牧监伴随着政局的动荡和战事的起落而时兴时废，始终未能稳定下来。至北宋末年，牧监已所存无几，国家终于又走上了“市马”的老路。

孰不知，北宋在西北马场上的损失是改革无法弥补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文明的努力尚不足以弥补天然资源的匮乏。

胡汉的千年拉锯，就是这个结论的绝佳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