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很多年前读到过李庆西先生的一篇文章，名叫《寻找手稿》，里面写到的是海明威、格雷厄姆·格林、索尔·贝娄这些大作家的手稿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作家已经很难留下手稿了。一部杰作的来历也好像因此而变得暧昧不明。

我自己也一样，写作这么多年，却找不出几页手写稿——我那些粗陋文字，不配以手稿相称，还是叫手写稿吧。早年的手写稿不是投给了刊物，就是屡次搬家时去向不明，好像那些书写的时光都如在水上行走，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所幸，当年师从刘梦溪先生读博士时，读了一些国学基本经典，留下了一叠阅读笔记，就有了《国学笔记》这部手稿集。我们这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国学基因，我们的语文课本充满了鸡精味儿，所以，那些年好歹补了点营养，而且，作为副产品，还留下了这叠作业，更是难得，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敝帚自珍。它们犹如一本老相册，构筑着我对往昔的追忆——追忆那些曾经用笔写字的日子。我想说，即使在电脑时代，手写仍然是一件欢畅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欢畅是持久的，可以陪伴一生。

我有幸经历过用笔写字的日子。话说上个世纪，我大学毕业，四壁皆空，在夜里伴着一盏孤灯，在方木桌上写作，有点像僧房里的苦修。还有在南方寒冷的冬日里，手冻得无法伸展，我戴着厚手套写，写出的钢笔字比毛笔字还大。但那些时光，见证了写作的庄重，也让我体验了书写的快乐。

偷懒是人类的天性，我得承认，有了飞机，我也不愿意坐驴车；有了手机，我也不愿意再传鸡毛信。但我庆幸，我还经历过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时代，用笔在纸上写字，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20多年前，我开始摸索着写作的时候，还没有一张用信息命名的高速公路网把我们所有人都罩住，每一位文學青年都需要老老实实地“爬格子”。我发现时间越是深远，书写者的字迹越是漂亮。那是一种天长日久、不动声色的训练，一种深入骨髓的素养，带给我以笔写字的庄重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手稿本，一见就让我望而生畏，因为陈老爷子把长达7年的时光都密密麻麻滴水不漏地塞进了《延河》编辑部出品的淡绿格子的稿纸里，他的日子是用字数来计算的。除了这些写满字的稿纸，充填那7年的物质还有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在乡下写作的陈忠实每隔几天就要进城取一趟，从而不会在写作时饿死。那时乡下电费贵，当陈忠实写完最后一页纸时，站起来将屋里院里的灯全部打开，以表达他内心的畅快。邻居以为他出啥事了，纷纷过来询问，陈忠实说：“没啥，我想亮一亮。”

如今，对于发表，我早就不那么激动了，无论发表在纸媒，还是在网络上。或许因为我们在电脑上敲下的字就是标准的宋体字，所谓的发表，就是从宋体字走向宋体字的过程，没有经历过任何转换。而在过去，宋体字只有在印刷物上才能找到，代表着筛选之后的认可，代表着书写这事从私人领域走向了公共视域。当然，事情永远不能一概而论，宋体字里也有垃圾，手抄本里也暗含着不少经典。但是我得承认，从手稿到铅字的转换，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和力量感都更强烈，好像铅的重量都被灌注到了文字里。我甚至怀疑，这个时代里文字的轻飘，与电子书写的简易轻便有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关联。

我当然明白，我自己也很难回到以笔写字的日子了，除了填表登记、签字画押，我几乎不再摸笔了，但我仍然怀念以笔写字的日子，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哪怕是最低限度）保持手写的习惯，比如在笔记本上做笔录，或者在便笺上写字备忘。假如在外地写东西，我一般都会带上一支笔，还有纸质笔记本，这样就可以省去带电脑的麻烦，还多了写字的快感。我没有以笔为旗的姿态感，但我不掩饰写字的快乐，也对笔的力量深信不疑——笔虽微小，但它可以承受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可以成为一个杠杆，让小小的文字有可能去撬动这个庞大而坚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