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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智慧到文化传统

2017-05-24林继富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文化传统民间游戏

林继富

摘 要:民间游戏是民众的生活智慧,是民众生活的基本类型,也包含了文化传统的基本类型。这些文化传统类型的发生、发展与民间游戏密切相关。理解民间游戏应该以“地方性知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民间游戏;生活智慧;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2-0085-07

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父母的音容笑貌成为自己快乐的营养源和催化剂,爷爷奶奶口口相传、爸爸妈妈手把手传递的游戏歌谣和游戏活动,成为儿时快乐成长的主要元素;儿时伙伴无拘无束地在游戏中的协助、竞争生动有趣,这些游戏中展现出来的亲切感总是与朗朗的笑声和浓浓的乡情融在一起。不论是斗百草、放风筝、骑竹马、荡秋千、捉迷藏、斗蟋蟀,还是跳房、老鹰捉小鸡、拔河、赛龙舟、摔跤、下土棋等,几乎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津津有味地说出许多许多。这些传统民间游戏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儿时快乐生活的源泉,伴随着他们成长,丰富他们的生活,并且沉淀成温暖生活的幸福记忆。

民间游戏是民众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生活中的智慧表达,这些生活智慧不断在行为实践中升华,由此构成了民众生活的基本类型,民间游戏中的一系列惯制逐渐成为文化传统,丰富着民众的生活。

一、作为传统的“民间游戏”

人类对游戏的痴迷吸引了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其深入研究,并就游戏的定义及其特点提出了许多看法。柏拉图认为游戏开始于一切动物的幼者“不能使身体静止或不出声”而“试图运动和发出声音”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認为游戏是劳动之后的休息和娱乐消遣,游戏本身并不是游戏者的目的。康德认为游戏是与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在康德眼中,游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游戏是指一切内在目的的心意活动;狭义的游戏是指以情感体验为内在目的的鉴赏活动。弗洛伊德的游戏“替代”论与康德的理论相反,他认为游戏的对立面不是谋求外物的劳动,而是人谋求并利用外物以满足自身愿望的现实活动。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席勒认为游戏是“剩余生命的刺激”[1]229。有的学者认为游戏是某种“模拟本能”的释放,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放松自己的需要。拉扎勒斯认为,游戏或者娱乐可以恢复人们在生活中损失的能量,起到恢复体力的作用。20世纪早期的哲学家帕特里克发展了拉扎勒斯的“松弛说”理论,认为游戏源于娱乐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和吉利克认为儿童游戏是在复演史前人类祖先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中提出:“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2]这个概念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对游戏下了个定义,它囊括了所有动物、人类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活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游戏的特点和游戏自身的价值。

在全球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民间游戏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各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国众学者对民间游戏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较国外学者的理论更贴近中国民间游戏的概况。但是,因为各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存在差别,所得出的民间游戏的结论也各有偏重。杨荫深、崔乐泉认为游艺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游戏或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性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3]。蔡丰明认为,从本质上说,游戏是人们出于为了满足生理上的运动欲的需要而产生的本能性活动,它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功利性的[4]。李屏提出游戏是自愿进行的、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活动[5]2。郭泮溪在《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中提出民间游戏是指流传于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俗称“玩耍”[6]。

当代汉语词典对游戏的解释代表了人们对游戏的认识,如《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游戏”词条的解释:1.游乐嬉戏、玩耍;2.犹戏谑,也指不郑重、不严肃;3.文娱活动的一种,分智力游戏(如拼七巧板、猜灯谜、玩魔方)、活动性游戏(如捉迷藏、抛手绢、跳橡皮筋)等几种[7]。这种解释较全面地列出了游戏的现象,并没有从本质上来界定游戏的属性。

游戏,在中国古代常常称为“游嬉”“戏”,也有称“嬉”或“游”。《礼记·学记》中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即学习时要努力修学,休息时就尽情游戏。崔学古在《幼训》中指出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即在游戏中进行的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

民间游戏作为游戏中以“人”为核心的活动,是指流传在民间社会,由广大民众创作、传承的生活文化和文化传统,是民众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或轻松或紧张的活动和相应的规则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游乐嬉戏活动。

民间游戏作为民俗事象,是由普通民众生活经历、经验和智慧创造的民间文化集体活动形式;民间游戏作为传统,由于朝代的更迭、政治经济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改变,民间游戏受到各个朝代民众生活方式和时代文化的影响,先前的传统民间游戏的细节不断完善,花样不断翻新,并且不断融入时代新的内容。同时,每个朝代均会产生新的游戏,尽管这些游戏流传在民间,有的游戏并不复杂,但是却体现了民众在生活中的大智慧、大情怀。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种类的民间游戏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不同阶段民众生存状况、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是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时代精神最直观、最鲜活的外在体现。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游戏是一种文化的文本或者符号,在他看来巴厘岛斗鸡游戏虽然表面上是金钱的输赢,但是斗鸡的深层意义却在于获取象征性的地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民间游戏仅仅看作为一种玩乐、玩耍的活动,而应该将民间游戏视作地方文化传统,并且立足于“地方性知识”理解民间游戏。

二、民间游戏起源与文化传统类型

我国绚丽多彩的民间游戏活动,其产生的历史时期有的很早,有的比较晚近;形成时期有的有清晰的记录,有的则比较模糊;形成的动因有的源于生产,有的源于生活,有的源于宗教,有的源于战争,有的源于娱乐等各有不同。

民间游戏起源较为复杂,它关涉到两个层面的意思:民间游戏作为民众生活和民间传统文化类型的起源相当古老;某一种或某一个民间游戏的起源,往往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众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无论哪一种民间游戏的起源都难以说清楚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综合中国民间游戏的诸多现象,生产活动、宗教祭祀、巫术活动、社会习俗、军事活动等既是中国民间游戏来源的主要渠道,也是构成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的基本主题。

(一)生产活动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冯特指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做原型的。不用说,这个工作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而人在劳动中逐渐把自己的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一种快乐。”[8]我们看到,冯特注意到了游戏与劳动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生产劳动,这种生产劳动的初衷是为了人类的延续,然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就有了剩余,此时,人类不需要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劳动当中,除可以拥有较多的时间休息,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的“娱乐”活动,于是他们将原有的生产劳动形式转化为娱乐游戏活动,最初的游戏便诞生了。

这种游戏起源论与德国诗人及哲学家席勒关于游戏起源于人类剩余精力的假说[1]229相似,他认为生物的精力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之外,如果还有剩余或过剩的精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消耗它,而游戏就是消耗剩余精力的形式之一,剩余精力越多,游戏的种类和游戏的时间也就越多。

民间游戏起源于生产活动具有合理性,从目前民间流行的游戏来看,有些民间游戏确实与生产劳动之间存在联系。如“竹马”游戏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中骑马狩猎、骑马迁徙的生活场景之间的联系,“荡秋千”游戏与山地民族采集野果、躲避野兽袭击等生活的联系。我国湖南、广西等地瑶族有一种“独木滑水”的竞技活动。比赛时,参加者每人脚下踩一根长约两三丈长的原木,手持一根竹竿,顺着急湍流水滑行。比赛结果以不搁浅、不触礁、人不落水,谁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这一游戏记录了远古先民渔猎生活时的情景。再如赛牦牛、赛骆驼、斗牛、斗羊、斗鸡等民间游戏与家畜家禽的驯化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有某种渊源关系。流行于我国江南地区的“摇快船”与蚕桑农事活动有联系。养蚕时,河道里行船,历来有让运桑叶船先通过的习俗。一旦缺少桑叶,人们往往外出行数十里买桑叶赶着往回运,这就要求摇船的速度越快越好。在这种行船劳动中逐渐演变成名为“摇快船”的娱乐活动。《嘉兴府志》记载:“清明……有摇快船之戏。”每年农历三月之初,在嘉兴河塘上,人们兴高采烈地进行划船比赛。赛船上分别插上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划船手们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协同摇橹划桨,使船身迅速前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摇船运送桑叶时的景象。

游戏起源于生产活动假说为我们提供解读游戏的视角。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是维系部落、族群的基本准则。从生产集体化的角度讲,生产活动之余的游戏便具有群体性的特色,虽然民间游戏中也有个人游戏,但所占比重很少。

民间游戏是群体性的行为,其活动倾向于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团体和参与人群,尤其在熟人社会里,由彼此之间熟悉规则、具有共同传统知识基础的人在一起“游戏”,这样才能够实现娱乐、快乐和协作、竞争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说,民间游戏是小范围内的生活艺术和交流艺术。当然,民众的生产劳动因为年龄、性别、职业的不同,相应地民间游戏也出现了差异,这些不同的人群玩着某些游戏,反过来,这些游戏又起到凝聚某类人群的力量。

(二)宗教祭祀

人类精神文化的最早状态,可能与原始宗教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联系。如歌、舞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的关系就是典型例子。有学者提出冀州民间的“蚩尤戏”属于角力竞技类活动的游戏,起源于牛图腾崇拜的变异形式[5]29。我国传统“踢毽子”游戏起源于古代傩舞的观点[9]。

游戏起源于宗教活动的观点与美国心理学家霍尔与吉利克提出的“游戏源于儿童复演祖先活动”的观点相似:“儿童是动物与成年人之间的进化锁链的环节,在儿童期中人类的历史得到了复演。即儿童游戏反映了从史前的人类祖先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游戏活动是祖先最早活动的再现,是复演祖先的动作和活动。”[5]22以“爆竹”为例,爆竹在最初被发明时,是为了驱疫、逐祟。《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里记录用燃竹发爆的办法以辟山臊恶鬼算得上燃放炮竹的原始意义。不知从何时起,喜庆之日模仿“庭前爆竹”的习俗,放起爆竹来,从而在“爆竹”驱疫逐祟的功能之上,添加了庆贺的意思。一般认为,宋代出现的烟花,是在爆竹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节令性玩具,现在中国民间流行的“甩炮”“摔炮”等游戏,成为新年期间儿童喜欢的娱乐游戏。宋代以后盛行的泥娃娃“磨喝乐”,就是佛教造像转化为民间玩具,“木棒娃”是由道教耳报神演变而来。此外, 由祭月活动派生出来的兔儿爷也是源自宗教的民间玩具。维吾尔人历史上信仰的宗教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游戏,“皮热”“萨玛”“火焰”等宗教信仰习俗仪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转换为民间游戏竞技活动流传至今。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道具、活动过程均成为民间游戏起源的重要途径。

民间游戏源于宗教祭祀,不仅体现在古老宗教的复演,也包含了道教和佛教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祭祀、传经布道活动中,这些源于宗教祭祀的民間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了宗教的特性,但是更多地将宗教中的娱乐成分、宗教中的人与人彼此交往关系的活动进行了发展、丰富和世俗性的生活化,从而体现出以宗教起源为中心的游戏的活态传承的特点。也就是说,民间游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变化、不断革新和不断创造,将宗教的传统祭祀及其宗教器具演化成民间游戏活动及其道具,使传统民间游戏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特色,从而确保了民间游戏的生命活力经久不衰。

(三)巫术活动

巫术是民众生活中古老的信仰行为,源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许多难以实现的愿望,难以克服的困难,借助神奇、神秘的行为,通过同类相生的彼此模拟和相互接触付诸现实。巫术中的念咒、占卜、唱颂、歌舞、祈求、祭祀、招魂、驱鬼、施蛊、避邪等活动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民间游戏的源头,有些民间游戏至今仍然保留了巫术因素。

山东民间斗百草中的“劈豆腐块”可以溯源到远古时草卜巫术的遗风。“劈豆腐块”方法是:取三棱草长茎一根,两人各持一端破为两半,同时向中心点劈开。至中心点,交换其中的一股再向两边拉开。最后以劈为正方形如豆腐块者为胜。山东民间称劈成正方形的为“小厮”(男孩);劈成“H”形者为“闺女”;劈不成形者为全败。这种游戏的源头是先民预测妇女生男孩还是生女孩的一种占卜巫术。可以想见,当时这类活动应该是虔诚的仪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劈豆腐块”草卜仪式越来越游戏娱乐化了,最后演化成斗百草游戏。如抓子儿(抓石头子儿)的游戏源于古代的“抓子儿”(抓儿子)仪式。据记载,新年之后的正月,对于妇女来讲是“求子月”,她们玩一种用橡木银砾做的小圆丸,向上抛掷再以手承接,即“抓子儿”。

巫术与民间游戏的关系是紧密的,不仅许多民间游戏来源于巫术,而且巫术还为民间游戏提供赖以传承发展的文化环境。从巫术到民间游戏,凸显了巫术的娱乐成分、教育成分,淡化了巫术的神秘色彩,那些不适应时代的文化被剔去了,由此而演化成被民众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

(四)社会习俗

游戏起源于社会习俗的观点,被许多游戏研究学人接受。何谓习俗?习俗就是在民众中普遍流行,且代代相传的具有一定模式性的社会行为。这些诞生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中的民间游戏即是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也就是说,许多民间游戏源于民众的生活习俗。

“昔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阙”。这是我国较早以民俗歌舞形式出现在民众生活中的娱乐性玩具,这里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与马家窑型彩陶图案中有带短尾的人形娱乐一脉相承,它证明了当时的人们游乐性舞蹈与社会生活民俗之间的关系。

原始时代,我国先民就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和发明了历法知识,并且懂得利用历法知识为人们的生活服务。这些历法知识的日积月累,使先民对时间的把握超越了“太阳东升西落”的简单感知,慢慢进入到较为严密的岁时记录时代。岁时的观察和记录最早出于对农事活动安排的需要。农作物的生长有鲜明的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规律呈现出鲜明的时间性、季节性特点,不同的时间从事不同的生产劳动,收获不同的季节性的劳动成果。为了实时、合理地安排农业生产劳动,人们从一年的时间中规定出一些特定的日期,以此作为划分时间变化规律的界限,这些特定的日期逐渐发展成为节日时间。与农耕生产有关的节日带有严肃的生产性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心智水平的提高,在以合理安排农事为初衷的节日里,出现了一些游乐性的活动表示纪念和庆祝。如在我国青海南部地区,当地从事农业的藏族民众会在藏历正月十五(或正月十五前后),自制形态各异的风筝,呼朋引伴相约到麦场或空旷地放风筝。据介绍,放风筝不仅是新年期间的游艺活动,也是民众观察气象、观测大地是否回暖、预测春耕时日的重要风向标。

民间游戏来源于社会习俗的观点与西方学者拉扎勒斯关于游戏产生人类松弛精神、舒缓疲劳的需要的观点相似。扎拉勒斯认为: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使人身心俱疲,这种疲劳需要一定的休息和睡眠才能消除,然而只有当人解除紧张状态时,才可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游戏和娱乐活动具有解除肌体紧张的作用。在人类肌体需要休息的情况下,游戏便产生了。扎拉勒斯注意到了游戏具有缓释疲劳和紧张的功能,其实质与节日中的游戏解除日常劳动中的疲劳和精神上的负担是相同的。

民间游戏来源于社会习俗,意味着民间游戏具有应时性、应境性特点。也就是说,民间游戏属于群体性游戏,具有松弛紧张精神和缓解疲劳的功能,具体到某一类游戏,参与人群和社会团体等方面有“约定俗成”的规定,玩耍游戏的时间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定。如跳绳、踢毽子等游戏比较适合在寒冷的冬季。有些游戏形式必须依靠一定季节中的自然条件才能活动,如放风筝没有风力不行,但风力太大也不行,因此,放风筝一般选择在微风轻拂的春秋之季。此外,如耍花灯、猜灯谜、赛龙舟等活动也只能在相应的节日时间里才能够进行。

(五)军事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远古时代,军事活动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战争胜负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为了达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目的,在非战争状态下,士兵战斗力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繁重的训练和紧张的精神需要得到缓解和释放,于是在军营中就出现了以两人对抗为主要内容的竞技类游戏。这类游戏以日常军事训练为目的,但却是以自由和轻松的形式展开,从而使训练摆脱了枯燥的重复和艰苦的比拼。

军营中的游戏传播到民间,成为民众模仿的对象。这种模仿不仅使参与游戏者的身体得到训练,从某种意义上,也间接地为军队培养了能征善战的士兵。如“角抵”就是从军事训练演化为民间游戏的典型事例。这种流行于军营中的游戏传播到民间,随即成为民众消遣娱乐、释放压力的途径,角抵游戏不仅锻炼了人的身体,也使游戏参与者成为某一类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角抵游戏的发展演变过程,证明了由军事活动演变为娱乐游戏的事实。

民间游戏产生于军事活动或军事训练的观点与西方学者格罗斯关于游戏起源于“生活预备”的观点相似。格罗斯指出,儿童游戏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首先是实验性游戏,它包括感觉训练游戏和运动训练游戏;第二是社会性游戏,它包括玩打仗和追逐(打闹性的游戏),以及模仿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游戏(戏剧性的游戏)[10]。格里斯强调游戏的训练作用,对于理解游戏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游戏与严格规范的军事训练之间的关系,似乎告诉我们民间游戏并非随性而为,毫无章法的活动。虽然民间游戏具有自由和自愿的特征,但这种自由和自愿是针对游戏参与者是否参与游戏的个人意愿而言。就民间游戏的本质来说,每一种民间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都有嚴格的规则和秩序,每个游戏者在游戏中有属于自己的角色,每个游戏者均因角色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游戏者上场有顺序,怎么样轮换游戏及其游戏的方式、游戏的方法,对参与游戏胜利者的奖励,失败者的惩罚都有明确规定。游戏中的游戏者、游戏过程、游戏奖罚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都是在严格的秩序规定下完成,因此,游戏培养了人们的规范性,培养了人们彼此的尊重,培养了人们严谨和谐的生活态度。民间游戏虽然具有自由的精神,但参与者一旦进入游戏,就必须绝对遵守民间游戏的全部规则,否则民间游戏就无法继续,即使继续也没有意义了。

除此之外,民间游戏还与地方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紧密关系。比如“拽石”是流行于福建宁海一带的季节性游戏活动,在每年中秋之夜举行。游戏者用绳索绑一块大石头,在街头巷尾往返不停地拖拽着游戏取乐。相传“拽石”游戏与戚继光有关。传说有一年,戚继光率军队到福建海宁,得知海上倭寇防守严密,便决定智取。这一年的中秋之夜,戚家军和当地民众手执火把,把大街小巷照得如同白昼,青壮年赤着膀子用渔船上的缆绳绑着一块块大石头在街上来回拖着,发出隆隆声响。盘踞在海寧城外海上各岛屿的倭寇得知城里的军民正在欢度中秋节,也跟着饮酒过起节来。当倭寇烂醉如泥时,戚家军便兵分几路奇袭岛上的倭寇,大获全胜。自此后,每年中秋节的晚上,城内外的民众便以拽石纪念戚继光,并演变成具有娱乐色彩的季节性民间游戏。

综上所述,中国民间游戏的起源是多样化的,尽管我们将民间游戏起源进行了归纳,但是笔者以为,中国民间游戏的起源绝非上面几种形式,也并非每一种民间游戏仅仅只有一个源头。那些将民间游戏起源归结为某一种生活、信仰或者文化,是不科学的。

民间游戏起源的基本类型,实质上是民间游戏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民间游戏起源时的生活、文化,成为民间游戏的基础和核心,由此形成为民间游戏的母题传承不绝,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产活动”“宗教祭祀”“巫术活动” “社会习俗”“军事活动”属于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基本传统了。

三、民间游戏与文化传统建构

伽达默尔说:“游戏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因而人类文化要是没有游戏因素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1]在伽达默尔眼中,游戏活动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除了民间游戏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之外,民间游戏还以特殊的方式建构传统文化、丰富传统文化。

比如,儿童在进行传统民间游戏的时候,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已有的知识,在游戏活动中,将传统游戏与周边生活的动物、植物和人们的活动结合起来,由此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民间游戏版本;有些儿童通过观察家人的活动,在自己头脑中形成已有的印象,他们就在游戏中虚构出种种假想的生活场景,从而实现对周围现实和成人世界的模仿,建构成人的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立足于儿童却指向成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过家家”游戏中,扮作“妈妈”的孩子要模拟买菜、做饭、哄小孩、洗衣服等家务活,扮作“爸爸”的孩子则会模拟上班、下班、喝茶、看报等行为。儿童在玩游戏的时候,并非被动式的照搬,而是将童真、童趣、童心充分展现在游戏之中,由此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游戏文化。之于成人游戏者来说,他们在游戏过程中,也是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心境、以及自己的文化程度相关联,将民间游戏赋予情感,并且具有个性化色彩。所有这些均意味着民间游戏过程就是文化建构的过程。

民间游戏活动不断构建民众生活的精神取向,不断构建村落文化特色,这些民间游戏成为村落文化传统,成为民众不断记忆的文化资源。活跃在中国传统乡村的民间游戏及其娱乐活动在乡民那里被赋予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乡民们从事的民间游戏及其娱乐活动构成了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取向、民众生活价值观念。民间游戏在民俗环境中进行,并且延续和构架着乡村社区民俗传统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民间游戏承担着文化建构功能。同时,民间游戏大量涉及到的规矩、秩序以及传统文化道德有助于传统礼俗的传承和建构,民间游戏的建构就是文化传统的建构,民间游戏建构有助于民众生活传统的建构。

四、结语

民间游戏作为中国民众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游戏的历史久远,并且伴随着民众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民间游戏表现出来的传统类型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变化,甚至先前游戏传统中的巫术传统逐渐消失。但是,总体上看,今天民间游戏仍然是民众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当然,传统民间游戏与民众其他生活方式、生活行为和生活文化一样,面临着来自现代化进程、城镇化建设和新媒体发展的巨大冲击,许多传统民间游戏难以适应当代人的生活而逐渐趋于销匿,有些传统民间游戏实现了与当代民众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转换,甚至有些民间传统游戏走向网络游戏而发生明显的改变,诸如此类的情况意味着民间传统游戏在与时俱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问题。因此,在当下现代社会语境下,应该加大力度汇聚中国传统民间游戏,摸清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家底,对于保护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留住中国人的过往的生活记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化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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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慧珠,蒋 晓.课外校外活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73.

[11]伽达默尔(Gadamer,H.G.).美的现实性[M].张志扬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34.

From Life Wisdom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Folk Games

LIN Jif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olk games are life wisdom and basic types of peoples lives, which contain the basic typ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raditional typ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olk games. Understanding of folk games should be based on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 folk games; wisdom of life; cultur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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