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乌托邦空间的文本及其阐释
2017-05-22王熙恩
中国图书评论 2017年5期
王熙恩
乌托邦、空间、文本、阐释这些概念充斥在詹姆逊著述的各个角落,其内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此刻我们将之并置一处,目的不是为了详细解析它们的含义,而是讨论它们在詹姆逊总体性理论中的关系。这幅结构关系图景将会揭示出,詹姆逊为何将文化和艺术批评的重心放在阐释上,以及这种阐释话语在西方审美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位置。这个讨论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关键概念的关系结构,我们能够发现詹姆逊多维性文本阐释原则的核心向度,即以面向历史敞开的自在性文本为依据,挖掘席勒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功能:实现普遍的“政治自由”。正是在这种“席勒向度”中,詹姆逊不仅选择性地调整了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理论,而且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角度重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识。
一、住居在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曾因其空想性、弱革命性而招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斥责,但詹姆逊提醒我们“恩格斯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意味着恩格斯并非反对乌托邦,而是那些匮乏实现理想手段的自由改革思想。[1]乌托邦思想在当代的复活表明,尽管它是一种非现实的和非历史的存在,却总是与特殊历史景观相联系。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乌托邦式的叙事与沉思会召唤全新生活景观,它的意图不仅在于表达未来理想栖居形式,而且在于否定现实秩序的绝对化,建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可能世界———“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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