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

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广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学士，最终造就了“百家争鸣”的耀眼奇观。齐国君主待这些稷下学者以师友之礼，这些稷下学者议政不参政，可以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尽管有少数学者或办办外交或参与政策讨论，但都是临时客串性质，谈不上负担更无须担责。

另外，他们待遇优厚。大体是通过齐王面试的办法，按学术水平和声望高低，确定不同的待遇。首先是政治上给地位，授“上大夫”“列大夫”爵位，然后名正言顺地配备经济报酬。迎来送往之时，没准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禮金。

有地位，受尊重，不差钱，不担责，齐国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条件十分诱人，怪不得千百年来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那么，稷下学宫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国？

第一个不以为然的就是当事人孟子。稷下学宫最为繁盛时期，孟子两次来到齐国。他虽然会过此间的学者，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列于稷下之门。孟子说：“一无官职，二无进言之责，我的行动难道不很自由吗？”

然而孟子不是一个呼唤绝对自由的隐士，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向住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所以对稷下先生的身份产生怀疑。有“议论”之名，无臣下之“义”，又怎么能靠食禄关系，来实现师友之“德”呢？士人固然需要名与利，然而更重要的是，士人的理想是用自己的思想理念治国。孟子不会因为优厚的待遇而失去对名分与职责的固守，他不愿做“稷下先生”，也不愿“合身”为所谓的文化盛景装饰门面。

在士阶层初兴时期，在帝国霸业未竞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和文化风气相对开放的齐国，也许曾经出现过士人“伊甸园”，但它注定不会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试想，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时代，一个弑君篡位的王室，一个靠武力和食禄维系文化盛况的国家，礼遇“知识分子”的目的何在？其制度靠谁传递？“知识分子”又在其中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问，最终只能落到一个脆弱的话题上：天下士人的理想必须倚靠国君的开明大度才能得以实现。果然，到了“好大喜功”的齐滑王时期，稷下学宫一度大到千人规模，却终因齐王的骄纵而败落。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由于燕国军队长驱直入、大破临淄所致。等到齐襄王重整山河，再兴学宫之际，齐国的大国地位早已江河日下。纵观学林，老的老，去的去，学宫虽“二度梅开”，但全无暗香浮动，即使荀子再有号召力，也无法重新复原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来。

荀子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但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原则。少年时学宫游学的经历，三为祭酒的尊崇待遇，并没有让他获取参与政治活动的快感，甚至在其著作《荀子》中都看不到他对稷下学宫的记录。

从孟子到荀子，从他们背离稷下而去的身影里，我们或可对稷下现象多一份务实的认知，对中国早期士人第一次“议政”，规模化、组织化参与政治活动的狂欢神话，多一分理智和冷静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