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旦的诗歌虽然具有“非中国”特质，但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道家理想的渗透、古典文学的浸染这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穆旦诗学思想的嬗变，对于当代诗歌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穆旦；中西融合；诗学思想；独特性

在20世纪的诗歌创作中，穆旦以其独特的诗歌经验、审美方式和书写艺术为现代汉诗的创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样态。“穆旦”是一个“完成”，即完成了现代诗的本土化问题，他把李金发、戴望舒的现代命题继续探讨下去，改变了现代诗的肌质——中国肌质。[1]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一直站在“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袁可嘉语），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2]，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为新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经验；而作为翻译家，穆旦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的大量诗歌译作使得后人在谈及中国译诗的杰出译者时，“名单上少不了他”（王佐良语）。

穆旦成为“穆旦”，归结于他的“非中国的”气质和个性及“非中国的”诗歌和美学，但这并不是说穆旦身上没有或缺乏中国诗人和中国文化的品质，而是说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诗歌美学中，还没有穆旦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情绪、经验和美学的，穆旦以一种最个性化且最“无知”的方式扭曲、拉长、变形、激活现代人的感觉。这样来理解“非中国的”“穆旦”可能更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成长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中西融合的跨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穆旦诗学思想的嬗变。

一、忧国忧民传统的羁绊

从根本上说，实用理性指的是一种执著于现实生活经验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思辨理性，它是以探求彼岸的抽象真理为己任，以此岸的具体经验为准则，随时调整自己的理性趋向。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把它界定为“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实用理性精神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在《论语》中孔子的一系列言行有着鲜明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按照孔子的仁德理想，“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显然，管仲这样一个不知礼数、不懂节俭的臣子本应是大加鞭挞的对象，但是当管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时，孔子却又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种双重评价标准正是基于现世人生的具体经验而产生的。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主要表现为：将所信奉的理想和主义转换为利国利民。而忧国忧民这一传统在穆旦身上同样有着深刻的体现。

穆旦早年是以诗人的身份著稱，他读诗，写诗，发表诗歌，出版诗集。然而1953年回国之后，他却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而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教学和翻译。从穆旦的诗歌选择来看，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早期受浪漫主义影响较为明显，创作了《 春》《诗八章》等。20世纪50年代初，穆旦自美国回到天津，经历一系列现实遭遇后，创作风格完成向现实主义转型，敢于直面现实苦难，书写社会良知。晚年时期的穆旦，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和向浪漫主义的回归，创作了《理想》《冥想》等诗作，“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对“理想”“信念”的歌颂，成为他这段时期的歌颂主题。终其一生，穆旦虽然作为充满个性钟情于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却又无法摆脱对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离不开儒家精神影响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穆旦的塑造还表现在深刻的感时忧国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他的创作选择，并明显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其在南开时期的《哀国难》，目睹日寇入侵，发出“喂，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你良善的子孙们哟，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的疾呼。联大初期的《合唱二章》《不幸的人们》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旦作为一个抒情主体的背后总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为背景，尽管穆旦诗歌的西化色彩较为浓厚，但他的身躯里却包裹一颗滚烫的炎黄赤子之心。所以，他的艺术热情是以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民族的苦难力透纸背地呈现在他的诗歌中的。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感化

穆旦对现实一直在不停的追问和探寻，但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找到安宁，只能转而从自然中寻求慰藉。他陶醉在自然的梦中，希望自己成为蓝天之漫游者，海的恋人，这种理想到了晚年更为明显。显然，穆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希望实现与自然的合一，回归自然。穆旦与西方诗人不同，因为中国的独特土壤，使得他在对现实绝望时，无法把宗教中的上帝视作归宿。他只能渴望回到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把“自然”视作西方现代派诗人眼中的上帝，视作摆脱现代都市文明和物质压迫的精神港湾。用作品讴歌自然，表达对自然的向往，由此成为穆旦孜孜不倦的追求。比如其在1939年2月创作的《合唱二章》中，作者尽情的歌唱“帕米尔的荒原”、“野性的海洋”等，表达对自然的纯粹爱慕。在其根据1938年联大时期经历创作的《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作者用“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来表达对城市文明的厌恶。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作于1941年12月的《黄昏》，其从紧闭的物质文明中回归“突立的树和高山，淡蓝的空气和炊烟，是上帝的建筑在刹那中显现”，去享受“当太阳，月亮，星星，伏在燃烧的窗外，在无边的夜空等我们一块儿旋转”时的安宁。

“天人合一”思想对穆旦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自然”是一种摆脱现实困境的精神安慰，也体现在他对世界超越态度的塑造上。在其1945年9月创作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他直面战争，思考生命和死亡。“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死亡、战争、贪欲，在原始森林中被淡化，生命来源于自然，最终又在自然中终结；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化作另一种形式在自然中得到永生，“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不幸的人们》《甘地之死》《诗八首》等作品中的“海”、“东风”、“根”等意象，都可看作自然的化身。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以不同方式、时刻影响着穆旦的创作。

三、古典文学艺术的浸染

穆旦的诗歌受西方诗歌传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其诗歌的欧化色彩非常鲜明，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反对和摒弃是也是自觉的。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不同形式，都应与当时的生活保持密切关联。而旧诗，由于其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恰当表达当代人的情感。另外，旧诗的形象陈旧。穆旦所说的旧诗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既然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符合穆旦的诗歌，那么“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所以，在他的诗歌里没有“牧歌的情绪”和“自然的风景”，也看不到古典的和谐与统一，有的只是现代生存的矛盾与痛楚。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割裂穆旦诗歌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中国文学传统有其独特的感染力和丰富的生命力，其自身具备相对完整的系统，构成了引力巨大的磁场。熟知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诗人穆旦，在心理深层仍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积淀已深入骨髓，使得他试图完成对其超越时面临着无法逾越的苦难，也必然在其新诗创造中有所体现。

除了前文已经叙述过的“忧国忧民”，抒发传统文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种古典文学传统抒情方式之外，古典意象在穆旦的作品中也获得了新生，比如其1940年创作的《玫瑰之歌·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中，“落絮飞扬”作为古典意象，意喻生命短促，营造出传统诗美意境，不似古典诗歌抽象地抒写诗意，而是具体清晰的写出繁复的诗境。穆旦笔下的诸如黑夜、流水等古典意象，也都被寄予了现代情感生命。此外，古典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诗歌的“形式感”上，即长期浸染古诗词造成的对形式和语感的注重。比如其1945年创作的《流吧，长江的水》中对反复和叠音词的运用，构建了如同古典诗歌般一唱三叹之美，再如《玫瑰之歌》的形式整齐、《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的押韵语调等[3]。可见，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始终像一位守护神注视着穆旦现代诗的发展，使其能融合中西，更显稳健和成熟。

参考文獻：

[1]高秀芹，徐立钱著.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9.

[2]陈林.穆旦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2）：257.

[3]罗振亚.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作者简介：殷宝为（1980–），男，安徽肥西人，铜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