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任远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声中，中国国民党提出以“精诚团结”“强化党国领导”等为基本内容的“共赴国难”主张，希望以此整合各种力量，共同集结到抗日大旗之下。然而，由于其主张中夹杂着浓厚的党派意识，在实践中犯下了有违国情民意的错误，故而“本属于顺天应人”的“共赴国难”主张，以致出现党内“团”而不“结”、党外“赴”而不“共”等情形，并最终自然陷入有“难”不易“共”的困局中。

关键词：抗战时期；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4-0133-05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在国人“共赴国难”的呼声中也打出了“精诚团结”的旗号，希望借此来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以抵抗强敌的入侵。然而，无论从内涵上看还是从实现方式来看，国民黨所提出的“共赴国难”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些民主党派的“共赴国难”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近年来，虽然不少研究成果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对国民党的“共赴国难”主张尚缺乏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①本文拟从倡言“精诚团结”、强化“党国领导”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共赴国难”主张及其局限性作些分析探讨。

一、倡言“精诚团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党内各自为政与党外纷争不断的社会现实，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实现全党和全国上下的精诚团结，才能消除内战，共御外侮。为此，他们不仅就如何实现精诚团结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

1.突出强调“精诚团结”的必要性

国民党内不少人都认识到，精诚团结是救亡图存的重要前提条件。1931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在海外党代表招待会演说中说道：“现在只有国难，没有家难，只有国仇，没有私仇。要复国仇救国难，必须要全国一致，准备做最后最大之牺牲，本党同志尤应以牺牲奋斗的精神，为举国先，方能抵抗暴日，收复东北失地。”②而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基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更加突出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同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照现在革命的环境，我们要救国，唯有团结内部，要救党也唯有团结内部，要对外格外的要团结内部。”③

抵抗外敌入侵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党的事，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在强调党内团结的同时，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十分重视党外团结。如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陈铭枢在1931年11月所做的报告中说：“在本党团结，固属必要之举，而全国之团结，政府与人民之结合，亦为刻不容缓之需要。”④随后，取代陈铭枢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也在文章中发表类似的观点。他说：“今日之救亡之道，

团结一致而已，同志与同志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均应视此为天经地义，而一致以赴之。至于地方与地方之间，因地盘冲突，而发生内战，则尤不容于中国，彼躬冒大不韪而甘为戎首者，适足自灭也。”⑤1931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指出：“所谓对内团结，并不是专指国民党党内而言，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才能担负这个挽救危亡的责任，应付目前这种严重的局面。同时个人以为我们打算团结，应先从党内作起，然后才能领导全国国民。全国国民能够都团结起来，才能够充实国家的力量，求国家的生存。”⑥

2.提出实现“精诚团结”的办法

国民党内不少人认为，要实现党内团结，就必须发扬牺牲精神，提倡诚信道德，遵守党的纪律。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亨颐认为，要实现精诚团结，“非有多少牺牲之德不可，而且有两种方式：一是彼此相互牺牲而团结；一是我绝对不牺牲要他人完全牺牲而与我团结；我们所高唱的精诚团结，当然是属于前者，因为是要精诚的。我绝对不牺牲，要他人完全牺牲而与我团结，这是不得已而屈服，决不出于精诚的。反过来讲，如果能彼此相互牺牲，决没有不可以团结，而且一定是精诚的”⑦。孙科在1934年12月指出：“党的团结，在乎诚与信两字，我们同志能以诚相见，决不会有隔膜与误会，亦决不会有猜疑，或发生纠纷。”⑧在他看来，国民党内部之所以长期以来“同”而不“志”、“团”而不“结”，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缺少一种诚信，故而，要想真正团结起来，就必须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突出强调诚信对加强团结的作用。蒋介石则更加强调“纪律之于团结”的重要性。正如他在1942年的一份函电中所指出的：“纪律为吾人生命之一部分，所以团结意志，其一步骤，克成其任务者也。”⑨在蒋介石看来，只有严格执行纪律，才能确保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才能使“共赴国难”由自发状态上升为自觉状态。

就党外团结而言，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的陈访先认为，组织民众是实现团结的重要途径，对此，他在1934年1月撰文提出：“如欲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吾中国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行动一致，欲四万万人行动一致，团结一致，尤必须有坚强之组织。彼英帝国之殖民地，遍于五洲，是盖因其人民组织力之坚强耳；彼犹太人之聪明，不后于世界任何民族，何以至今不能复国？亦以其人民无组织之能力耳。”⑩而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则在1931年12月向全国知识分子呼吁：“现在国难益深的时候，要领导全国的民众和青年，做出一番有益有效的工作，则非全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从事于负责的思想、言论、行动不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比起外国的知识分子来，已经减少得多，我们必须合群策，方能有群力。我们即能合群策群力，已经比较他国的薄弱，况我们不能全合呢？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有私见、偏见、门户之见，而且更不能有党内党外之见。国家是大家的，在国家这种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埋怨谁，谁也不能妒忌谁，谁也不能冷笑谁，只有大家想法子，大家负责任，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在他看来，要实现党外团结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模范作用。这种通过国民党的模范作用来团结民众的方法，确实是很有见地。因为在国共相争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间知识分子，对于团结青年学生、城乡有产阶级以及那些对国共两党主张都持反对或怀疑立场的民众，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3.以实际行动促进“精诚团结”

为消除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长期纷争与历史恩怨，加强党内团结，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授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查现值国势危机，本党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所有从前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者，应予恢复，以期共同奋斗，同纾国难。”国民党所实施的这样一种宽大政策，对于消除党内隔阂、促进各派系间的和解，具有不言自明的积极作用。同时，针对龙云、刘湘、陈济棠、韩复榘、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也采取一种恩威并用的对策，即在其表示认同中央政府、服从国民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央并不过多地干涉其在当地的用人行政，哪怕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有碍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容忍。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化解党内宿怨，而且有助于实现党内团结。

此外，为吸纳和团结党外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在日本侵占东北后专门组织召开了有国民党各派系代表以及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精英参加的国难会议。即便是长期被国民党打压的青年党领袖人物也应邀出席会议。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在原国防参议会的基础上组建国民参政会，其组成人员中既有国共两党代表，也有各中间党派与社会贤达代表。国民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有限的包容政策，把各种政治力量集结在其“精诚团结”的旗帜下，以推动“共赴国难”局面的形成。

二、强化“党国领导”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兴起，国民党从整合全国抗日力量和主导抗日运动的目的出发，在倡言“精诚团结”的同时强调必须服从“党国领导”，并表现出一副“唯我才能救国”的傲慢姿态。

1.主张服从领袖

对国民党人来说，服从领袖无疑是服从“党国领导”的重中之重。对此，戴季陶在1936年10月谈及救国问题时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现在如果不是全国的国民团结一致，一心一德，努力在同一个三民主义、同一个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尤其是在一个领袖领导之下，来努力救国，我们国家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言状的。”显然，他不仅要求国人必须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领导下抗日，但更强调必须在“一个领袖”领导下抗日。

1939年3月，一个名叫余卓坚的国民党文人提出：“要想集团的运用精神、发展精神的无限能力，就要把自己运用精神的权利（力）交给最高领袖，也就是尽着自己的能力去接受最高领袖的精神支配。”其言外之意，服从领袖，就是人民在精神上完全听从领袖的安排，做领袖思想的信奉者。而另一个叫刘炳黎的国民党文人则说得更直接：既然要服从领袖，那么就要把体现领袖精神的思想当作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而不能在言行与主张上违背或逾越它。可见，服从领袖不是一句空话，既要体现在精神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中。

同时，为唤起国人服从领袖的自觉性，早在1934年1月，陈访先用西方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服从领袖的必要性：“世界各国，无论其为多党政治，或一党政治，必须有一中心领袖以为领导。凡无中心领袖之党，必不适于政治斗争。彼苏俄革命何以能一蹴成功，以全党共戴列宁为领袖，彼土耳其革命何以能转败为胜，以全国共推凯末尔为总统，以及意大利之法西斯，德意志之国社党，以有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他看来，“如党的领袖问题，得有（以）解决，不独党内纠纷，可以永息，党的团结，可以永固，而且复兴中华民族之机，亦在是矣”。无独有偶，复兴社骨干分子曾扩情在1936年11月也发表类似见解：“立国于现代，非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来领导民众，共同奋斗，便不能够生存。”

2.强调信任政府

国民党在倡言国人服从领袖的同时，也力主国人信任政府。如其在《为九一八告国人书》中宣称：“国未有政府与人民不相亲相爱、相助相守而可以济大难者。国人今日政治见解之不同，政治集团之庞杂，无可讳言，是犹指臂之有长短也，嗜好之异酸卤也。然既有短长，临危难则无不互助以求自卫者，即异卤酸，遇饥渴则无不后口味以先求生者。今日之国势，如大海孤舟，狂飙迭袭，舟人于此，协力共济之不暇，更何忍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义气，故本党今日，愿忍受一切，以求国家之生存，并望吾同胞予以充分之同情与协力。”国民党以此来显示国人信任政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如是，怎样信任政府呢？对此，有人在时事演讲中进行建言：“吾人对于政府抗日之决心既已知道，则吾人应极力设法为政府助。吾人所应援助政府者，即在全国同志同胞一心一德，整齐步骤，人人贡献其力量，人人做政府之后盾，人人以身许国家，各就其本位而为牺牲之准备是已。”并且，为确保民众在行动上跟政府能真正保持一致，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赖琏在1936年7月提出，如果国人信任政府，就要“恪遵主义”“拥护中枢”“精诚团结”，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信任政府。叶楚怆则强调指出：“在此严重的期间，一切机关，一切人员，都是一个个抵抗暴日中间的动员，而这一个总动员，唯一的规律，就是服从。”“惟有服从，才可以应付严重的局势。”

3.鼓吹尊奉“主义”

为引导国人信奉三民主义，国民党对其刻意神化并将其吹嘘成一剂救国、救民、救世的灵丹妙药。国民党元老张继在1932年提出，只有忠实地遵行三民主义，才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振作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如日后沦为大汉奸的褚民谊在1933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说：“究竟什么是救国之道呢？救国之道就是三民主义。”而复兴社成员刘健群在1934年1月也提出：“要救中国，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可见，在国民党人的潜意识中，尊奉与力行三民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明智选择。

1940年6月，吴铁城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唯有三民主义的教育，才能统一思想，才能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才能使国家统一，才能使民族团结，才能使国内和平。唯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内和平，伟大的力量才能产生。的确，唯有三民主义教育，才能发动抗战，才能使抗战胜利；同时，唯有三民主义教育，才能推动建国，才能使建国成功。所以，无论从抗战的观点看，无论从建国的观点看，都需要教育，都需要有主义的教育，都需要三民主义的教育。”为进一步彰显三民主义在救亡中的无可替代性，一个叫简贯三的国民党文人在其文章中还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党奉行的國家主义、中间派奉行的自由主义等进行攻击。他认为，民生主义比资本主义完善，比社会主义切实，比共产主义经济，因为它以计划经济代替了无政府主义经济，以生产分配的平行主义代替生产的单轨主义，以共存共荣的全体主义代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和平方式代替强暴方式。

4.宣扬“党人救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证明国民党在抗日救亡中的重要作用，于右任在1931年11月提出：“我们中国国民党是在谋中国国家的自由平等，谋国之忠，人具同心，为什么会妨碍到日本人呢？事实很明显，就是日本因为有我们中国国民党存在，不能尽逞他们侵略的野心，所以非常忌恨本党，自彼政府以至国民，都欲消灭我们国民党而后快！此非我故作危言，就过去显现的事实来看，很可证明日人包藏祸心非虚了！”

为进一步说明“只有国民党人能够救国”的理由，陈立夫在1932年宣称，之所以国民党优越于其他政党，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民党有三民主义作他的目标，有政策政纲作他的方策，有建国大纲作他的步骤，有建国方略作他的基础，有民权初步作他办交代的准备工作，有‘义字作他组织的精神，有纪律以维系他的整个行动，有一百余万有组织的党员作他的工作者，这个力量的消长，实在可以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早在1931年3月，吴铁城就曾发表过类似的主张：“中国国民党既负起了救国建国的使命，其性质已显然与普通的政党不同。”“中国国民党不是代表某一阶级的党，而是为四万万人谋福利的党。我们环顾中国的现象与乎世界的潮流，只有中国国民党能担负这个救国建国的责任，同时全国人民积极拥护本党，完成救国建国，以谋中华民族全体福利之义务。”三、有“难”不易“共”及其主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打出了“共赴国难”的旗帜，提倡党内外精诚团结。这虽然有助于团结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共御外侮，但由于其主张的固有缺陷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结果出现有“难”不易“共”的局面。

1.党内“团”而不“结”

由于历史宿怨与现实利益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摩擦不断。不仅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其他地方派系与蒋介石存在矛盾冲突，而且蒋系内部也有元老派与少壮派、政学系与黄埔系、中统与军统等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所以，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各派系尽管都倡言抗日，但仍有人打着团结抗日的幌子搞内讧。以至于党、政、军、学各界的官员，各有各的来头，各有各的靠山，形成一种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治生态。在此情形下，国民党虽然自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提出上下要“精诚团结”，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仍处于一种“团”而不“结”的状态，其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叛逃，就是其中的例证。

2.党外“赴”而不能“共”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间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些非政府性的抗日行动虽然在东北、华北地区广泛展开，但这些抗日行动并没有集结在政府的大旗下成为一种整体行为。全国抗战爆发后，虽然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使得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与行动受到了严重打压，甚至制造出像“皖南事变”这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虽然以中共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本应在国民党领导下共赴国难，但事实上却是一种“赴”而不能“共”的格局。

3.有“难”不易“共”的主要原因

一是不少国民党党员不能很好地做到以身作则。本来作为共赴国难的倡导者与领导者，既要在行为上要率先垂范，更要在目的上大公无私，但事实上，国民党不仅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驱遣下忙于内斗、疏于外战，而且在党见私利的束缚中固执己见、妄自尊大。在抗日救亡过程中，尽管其高喊“精诚团结”“服从领导”“笃行主义”“共御外侮”等口号，但其对外妥协退让的行为对内独裁专制的政策以及打压异己的活动，消解了其共赴国难主张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弱化了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二是国民党不能切实维护民众利益。尽管国民党高喊“爱护民众”的口号，但事关民众生存的土地问题、事关民众健康的鸦片问题以及事关民众素质的教育问题等，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也就在其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中与其渐行渐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国民党执政后，并没有切实改善民生，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现实的利益。因此，国民党所标榜的主义和推行的政策，在民众中普遍缺乏吸引力。”三是不少国民党党员狂妄自大。这不仅助长了一些国民党人的虚骄心理，而且招致了国人对国民党的不满甚至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注释

①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峰：《国难与思想界——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1931—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燕奇：《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在北平的活动》，《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陆建洪：《肝胆相照共赴国难——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一次坦诚会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尹伟琴：《还政于民方能共赴国难——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宪政追求》，《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段智峰：《共赴国难下的政治潜流：1932年孙科政治活动探讨》，《民国档案》2014年第2期。②吴铁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央周报》第180期（1931年11月16日）。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0页。④陈铭枢：《团结统一在求国家人民之利益》，《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1月）。⑤汪精卫：《告别书》，《中央周报》第229期（1932年10月24日）。⑥孙科：《担任院长经过与今后的希望》，《中央周报》第242期（1933年1月23日）。⑦经亨颐：《在相互牺牲之下才是靠得住的团结》，《中央周报》第276期（1933年9月18日）。⑧孙科：《五中全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努力的是什么》，《中央党务月刊》第77期（1934年12月）。⑨《总裁代电各级党部各级团部及全体党员团员》，《中央党务公报》第4卷7期（1942年4月1日）。⑩陈访先：《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中央周报》第291、292期合刊（1934年1月8日）。罗家伦：《国难期间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央周报》第185期（1931年12月21日）。《函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39期（1931年10月）。戴传贤：《蒋先生成就勋业之根本》，《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0月）。余卓坚：《国民应以至诚接受国民总动员纲领》，《中央周刊》第1卷31期（1939年3月9日）。劉炳黎：《三民主义理论之任务》，《中央周刊》第2卷32期（1940年2月28日）。曾扩情：《庆祝蒋公寿诞应厉行两大运动》，《中央周报》第439期（1936年11月2日）。《通令通告·关于国难者》，《中央党务月刊》第50期（1932年9月）。《时事演讲·暴日节节进逼不已》，《中央周报》第240、241期合刊（1933年1月16日）。赖琏：《敬告湖南同志书》，《中央周报》第425期（1936年7月27日）。叶楚怆：《局势严重期间应服从法令》，《中央党务月刊》第55期（1933年2月）。张继：《民族主义之真精神》，《中央党务月刊》第45、46期合刊（1932年5月）。褚民谊：《救国之道》，《中央党务月刊》第54期（1933年1月）。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中央周报》第293期（1934年1月15日）。吴铁城：《三民主义与教育》，《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22期（1940年6月1日）。简贯三：《民生主义的法制与原理》，《中央周刊》第1卷20期（1938年12月22日）。于右任：《本党的生死关头》《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1月）。陈立夫：《三民主义的伟大性》，《中央党务月刊》第53期（1932年12月）。吴铁城：《中国国民党之使命》，《中央周报》第146期（1931年3月23日）。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9—210页。崔之清主编：《国民党结构史论》（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651页。

责任编辑：南武

Abstract：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occurring， Kuomintang proposed the three fundamental demands which were solidarity， leadership about common responsing the national crisis because the national peril became more serious and the whole nation claimed anti-Japanese. In fact， due to its inherent to party interests， it not only made the inclusion of a strong partisan in ideas， but also made the wrong practice against the public opinion. So the viewpoint of common 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 in view of the party not uniting the people， eventually fall into a difficult dilemma.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common 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 Kuomin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