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平 呼伦贝尔人，作家。已出版散文集《呼伦贝尔之殇》《草原生灵笔记》《风景的深度》《雪夜如期》等。曾获冰心散文奖、华语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新经验”散文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人民文学》“美丽中国”全国游记文学征文一等奖等奖项。

一

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谁是那个草原之子？我寻找他，看的是步伐。但凡年幼时长期骑马的人，不论走到哪里，身体都保留着一种倾斜起伏的节奏，仿佛脚下依然是那柔软而广袤的草原。

呼伦贝尔需要他为故乡的发展做点宣传，他说我离开呼伦贝尔快五十年了，感谢草原还记得我。他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呼伦贝尔长者们的话：“是马让你跑起来的，是地让你站起来的。”呼伦贝尔人认为自己是一株牧草，因此时刻都在感恩，感恩草原，感恩长生天。就这样，我对他的距离感瞬间消散了。在他一无所求地帮助我为故乡做事的过程中，他曾为官员的经历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办成我所托的事，全靠锲而不舍和锱铢巨细。在早晨拥挤的地铁上，他离我很近，使我看见了刻在他神情中的那些嶙峋的皱纹，感觉到了他略显沉重的呼吸。一个草原人竟然五十多年没有回故乡，简直不可思议，而他隐匿在疲惫中的执着和热情，却分明告诉我，他的心每天都在回归的途中。

从此我叫他扎木苏哥哥。

我通过扎木苏哥哥五十年秘而不宣的人生经历走近了一位老师，并通过聆听这位老师的故事，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终于发现了自己心中也和他一样，还珍藏着没有翻阅过的挚爱，并且深感岁月无情，时不我待。

离开上海的那天，扎木苏哥哥突然问我：“你听说过布尔古德老师吗？”我说我不认识，草原太大了，找一个人就像找大雪里的一朵雪花那么难。但是既然扎木苏哥哥委托了，我就一定能找到。

五十余年前，布尔古德是扎木苏哥哥家乡的学校校长。那所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起初只有一个老师，就是布尔古德。他骑着马行走在几十个游牧人家之间，选择几个方便牧民孩子汇集的蒙古包，开办马背课堂，给牧民的孩子们上课。后来牧区教育条件渐渐改善，有了固定的校舍，中学和小学分开，布尔古德老师当了中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退休。由于时间太久远，我去那所学校打听他的时候，学校里已经没有一个人知道布尔古德老校长是谁了。后来，我去老干部局询问，才知道布尔古德老校长还健在。我跑到他居住的小区打听，一个邻居告诉我，布尔古德校长搬到草原去住很多年了。因为自从草场承包到户之后，牧民忙于生产，有老人可以进城陪读的家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那些没有老人可以进城陪读的人家，只有把孩子留在放牧场，因此有不少到了学龄的孩子，不能受教育。于是布尔古德老校长又像当年一样，回到了马背上，到一个个蒙古包尽义务，教那些孩子读书。每个寒暑假结束之前，他会回城取工资、报刊和新教材，所以他的房子一直留着。那个邻居还说，也许是草原上的空气新鲜，老校长这几年气色越发好了，身子骨很硬朗，骑马走几十里路，不在话下。言语之间不无敬意，也是这位邻居帮我找到了布尔古德老校长的地址和电话。

我连忙给扎木苏哥哥打电话，汇报了我寻找布尔古德校长的过程。电话那端传来低低掩抑的叹息，我连忙说哥哥你就放心吧，到了开春雪一化，我就去看他。半天，扎木苏哥哥才说：“还骑马呢？他要是愿意教学，就给他买台车吧！”没想到他不久就汇来一笔钱，让我帮布尔古德校长买一辆车，雇一个司机，他说这样布老师会减少点劳累。

记得扎木苏哥哥说，他从小是个孤儿，草原上已经没有什么亲属了。唯一的亲人就是布尔古德老师。扎木苏哥哥如此情深义重，让我深深感动。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哥哥为什么五十多年没有回来看望他的老师？而当我热情洋溢地邀请扎木苏老哥哥回来，亲自向老师表达他的心意，或者打个电话给他的老师时，他却突然语气一转说：“拜托妹妹受累，把这件事扛在自己身上吧！千万不要在老师面前提起扎木苏的名字。”

这事有点大，我不能妄担别人的美名，更无法理解扎木苏哥哥的心思。

四月初，草原的大雪刚一开始融化，我便去探望布尔古德老师。那里是草原腹地，没有路。我们的车是在他家门那条小河的冰面上开过去的。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两座蒙古包像两片荷叶一样漂在雪与水的汪洋里。天蔚蓝，地倒映着天，也是蔚蓝。没有院子，门前的拴马桩上有几匹马，马的鬃尾随风飘着，造成苍穹间唯一的动感。我注意到，那些马不高大，但是硕壮，应该是耐力很强的老蒙古马的后代。我想布尔古德老夫妻俩选择这里驻扎蒙古包，为了方便学生来，也是为了打水方便。看来布尔古德老师不肯在草原上打井，舍不得毁坏一寸草地。

布尔古德老师接了我的电话，便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出来接我们。从河边到他家有一百多米的距离，冰雪水之下掩盖着坑洼，即使是越野车也无法通过。布尔古德把另一匹马交给陪我来的当地宣传部副部长，示意我上马，然后一跃上马，坐在我的身后，感觉他的动作轻盈得像一片云。

进了布尔古德老师的蒙古包，我犹如回到了少年时第一次进入蒙古包的那般场景里。布尔古德老师的蒙古包里，左右两侧是他和老伴的两个单人床，上面铺着光板的羊毛毡和羊皮大氅；地中央的炉子，圆形，上面的炉盖是由一层层的炉圈组成的，像个古董；炉子后面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奶食和一本打开的书，蒙文的，我不知是什么书。小桌子的后面，便是主人的座位。布尔古德老师坐定，然后展开双手，伸向高处。这是草原上的习俗，这里的人们给客人让座的手势，永远都不会向下，这里面蕴含着对长生天的敬意，是長生天让你成为草原的客人，长生天在欢迎你。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主人座位后面置放的两个简易书柜。说句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在蒙古包里看到如此规模的藏书。汉文书很多，而且很多都是新出版的。有《呼伦贝尔民歌》《诺门罕战役》《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的人类史》《中国古代散文精华》，我还发现了一本自己作序的《长调唱响的草原》，那是一部当地草原民歌的典籍，收录了很多当地民歌，也详细地记录了当地民歌的形成和沿革传承的过程。

那位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对草原文化充满自豪的当地干部，他说话很是热情洋溢，也常常一惊一乍。这时他又指着书柜里一摞手工装订的复印书惊呼起来：“布老师，你要出诗集了？”

八十岁的布尔古德老师像个第一次参加赛马的小骑手那样笑了，腼腆却难掩心里的自豪。他说：“哎呀，给学生们写的。”

我说：“您的学生中还保留草原的古风，喜欢诗。真好！”

布尔古德老师半晌才说：“草原上的人，要是找不到诗歌，让他们把自己的心放到哪里去呢？”

门外是无边的雪水，包里的地面布满泥泞，一炉旺旺的牛粪火，虽然暖着胸前，却无法驱赶背后的严寒。布尔古德老师守望的并不是这份生活，而是生活里蕴含的品质。这让我肃然起敬。

布尔古德老师邀请我去看看他家的另外一个蒙古包，那是他的教室。那个包的装备比布尔古德老师的居室好许多，周围垫了红砖，红砖在冰雪中红得耀眼，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甩蹭自己满是泥水的双脚。布尔古德老师发给我们一人一双塑料鞋套，原来包内铺着地毯，一尘不染。寒假还没有结束，学生们的小马扎整齐地摆在墙边，讲台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蒙古包安装着电暖器，关上门就是一个温暖如春的小世界。布尔古德老师轻轻点击鼠标，一个个草原孩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在布尔古德老师给孩子们搭建的网络平台上，孩子可以拥有一个比草原还要博大的世界。

快人快语的宣传部副部长告诉我，布尔古德老师的学生，到了可以住宿的年龄，就可直接到旗里的学校插班就读，功课完全可以无缝对接，而且个个都是优秀生。他还随口列举了一长串名字。

布尔古德老师的老伴告诉我，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布老师常常在百度上点击他的学生的名字，那些远在四面八方的学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把草原寂静的夜空照亮。

我趁机说：“布老师，你的学生也会想念你的。尤其是那些远方的，年龄大的，已经退休的，更会懂得师恩。”

听到我的话，布老师从电脑上抬起头，看着我，似乎有话要说。

我接着说：“您骑马在草原上奔走，太辛苦了。要是您的学生愿意赞助一台车，就方便多了。”

布老师半晌无语。后来他笑笑说：“车？我要是坐上车，就再也上不去马背了。我可不想老得太快。”

当我们离开布老师家的时候，他说开春了，冰上或许有裂口，不安全，执意要骑马给我们引路。我从车窗里见布老师骑在马上，沿着河岸细心地查看着河道，想起了扎木苏哥哥在地铁电梯上的样子，两个身影在我的思绪中渐渐融为一体。

回到海拉尔，我赶紧给扎木苏哥哥打了电话，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在布尔古德老师家看到的一切。扎木苏哥哥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在问我：“也不知道布老师在百度上有没有看到我？”

草原上有一句老话，说生活的变故总是和春天的暴风雪一起走来。我离开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接到那位副部长的电话，他告诉了我布尔古德老师遇难的噩耗。当时布老师正在去接学生的路上。大地像被厚厚的白被盖死了一样，看不到一条路，也找不到河道。人们看到了布老师的红马，它还活着，从雪坑里挣出脑袋，使劲地甩着。布老师的遗体就在他的马旁边，已经变成一座雪雕。当人们拂去他身上的冰雪后，我看见他正在仰天大笑，嘴巴大张着，一只手像他迎接客人時那样向头顶的前方伸去。人们说他肯定是梦到自己在铁炉子前烤火，或者梦到一杯酒下肚浑身热乎乎的，凡是冻死的人最后都会感到温暖，都会满脸笑容。

由于布尔古德老师德高望重，出殡时采用了传统的“走棺”仪式，也就是将棺椁从跪在地上的晚辈头顶抬过，以示敬重。当布尔古德老师的棺椁上了灵车以后，我看见扎木苏哥哥跪在晚辈中，正揉着膝盖，要站起来。他是接到我的电话，立即上了飞机，然后打车直奔草原的。呼伦贝尔的春寒，很伤心里有火的人，连天忙碌，扎木苏哥哥感冒了。在宾馆，他用浓重的鼻音，给我讲了他和布尔古德老师之间的故事。

“我从小是孤儿，由我的舅舅舅妈抚养，后来我舅妈因病去世了，我舅舅整天喝酒，我又过上了跟孤儿差不多的日子。当时舅舅家还有个同岁的表姐，和我一起在布老师的马背学校里上学。学校只有布老师一个老师，他隔两天就来牧场接我们去大队上课。每逢这天，我和姐姐都欢天喜地等着他从远处的山岗飞驰而来，他总是骑着一匹红马，马背上披着霞光。他对我和姐姐特别好，他知道我们常常没有饭吃，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炒米和馒头。我第一次吃的糖也是他带来的，还记得糖是黑色的蜡纸包装的那种。过年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做新袍子，他说男孩子要穿蓝色的，和天空一样，女孩子要穿绿色的，和草原一样。他接我们上学，要是遇上下雨下雪，就让我们趴在马背上，用一块黄油布盖着我们，自己宁可在雨雪中挨浇。有一次发山洪，他自己留在山根底下，让马把我和姐姐送过河上了高坡，要不是他的马通人性，知道回去接他，他肯定让洪水冲走了。

“他当中学校长的时候，我已经初三了。他兼着我们班的语文课，同时用蒙汉语讲课。我爱听他的课，成绩很好。他经常和我说的话是，咱们蒙古族要出人才，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当思想好学习也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文革说来就来了，布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内人党分子，传说我们学校的不少老师都是他的黑帮。我一个十二岁的牧区孩子，完全懵了。批斗布老师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外吓得够呛，一开始还想，布老师从来也没有和我说过啥反动话，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不一会儿，突然听到有人在一遍遍喊我的名字，接着不知道是哪里伸来的手，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圈子中，面对着挂着黑牌子的布老师。那些人说是布老师交代了，我是他发展的小内人党。

“许多年之后，我在北京遇到了当年的一个同学，他告诉我，当时学生批斗布老师，是几个造反派教师在背后策划的。他们问布老师，谁是你最喜欢的学生，是不是扎木苏？布老师说每个学生我都喜欢，他们接着说那你为啥总是表扬扎木苏？那些人引导着学生一起哄，事情就变成布老师交代了我是他发展的小内人党。

“不知情的我心里也挺恼火，心想布老师你怎么信口胡说呢？我才不是你发展的小内人党呢！我大喊我不是小内人党，那些人便逼着我和布老师划清界限，我就……我就用他们塞在我手里的羊鞭子，在布老师身上抽了一下，布老师没有睁眼睛看我，但是我看到他的脸在抽搐……我想我给布老师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也给自己的心里留下了一辈子治不好的痛！

“不久我就作为回乡知识青年，重新开始了游牧生活，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离开了草原。生活完全变了，但是那一份伤痛，经常在半夜的时候醒来折磨我——你是一个狼崽子吗，吸吮干了母亲的奶，还要在母亲的乳房上咬一口？我真的恨自己，也非常想念布老师。可是我不敢回草原，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在故乡的土地上，向着长生天扬起脸。我想布老师是希望我有点出息的，便十分努力地学习工作，希望以自己的成绩告慰他。当我戴上博士帽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上领导干部的时候，我都想过，他能知道该多好！我一遍遍在心里对他说，布老师，你还要我这个学生吗？你原谅我吗？可是出现在我眼前的总是当年布老师抽搐的脸，我真的没有勇气……时间就这样一年年在我的懦弱中过去了。”

二

扎木苏哥哥吐出心中塊垒，开始了久久的沉默。然而，他的故事开始在我心中回响，他的那句话——也想过他能知道该多好，就像一个弹簧，猛然弹开了我记忆的箱子。那些遥远却清晰的细节从尘封中接踵而来，把我唤回心灵的深处。我也有幸运的少年时代，也有平凡而伟大的老师！许多年来，那些敬爱的老师似乎远在天边，却从未离我而去。如果说水是血液的源头，那么老师就是浇灌我成长的第一滴水，这洁净温暖的水，那么寻常，那么容易被忘记，却永不衰竭，年年岁岁在我的生命里流动，给予我生机和力量。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让自己在某一天也重复扎木苏哥哥的话——也想过他能知道该多好。埋在心里的爱，要抓紧说出来。

我的初中时的政治老师叫高雪娟，是一位美丽而坚毅的女性。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懵懂少女的我，彻底惊呆了。她白皙，修长，明眸，皓齿，一头乌黑的短发略带弯曲，身穿一件中式北京蓝平纹棉袄罩，肩上搭着一条白围巾，没有拿讲义，手里只有一根粉笔。她开口说话，竟是那样的字正腔圆，不疾不徐，清晰准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后面的停顿都有意味。她开讲的第一句话，我至今难忘——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问，决定了你认识世界的方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天哪，多么新颖，多么高贵，多么优雅！要知道那是1971年啊！我犹如一只在雪地里看到彩虹的小羊羔，从此开始期待星期二和星期五，因为那是高老师来给我们上课的日子。由于深深地迷恋着高老师，在没有光芒的时代，我拥有了女神。那时张铁生还没有出现，正值“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学习成绩开始被注重，我门门功课成绩提高很快，也是源于高老师非同凡响的授课。我对政治课有了兴趣，开始阅读一些文史书，只是那时图书馆还封闭着，可以满足我这个井底之蛙的书很难弄到。可惜后来由于父亲病重，我不得不终止学业，到邮电局当学徒，成了工人阶级。当时我只有十六岁，从此情绪一落千丈，觉得此生永无出头之日，在大街上遇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同学，便羞愧万分，夺路而逃，而后兀自流泪，心里更加怀念学校和老师。记不清是哪年的春节，我召集了几个同学，把满天的大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走了五里路，到海拉尔西山脚下的五中教师家属宿舍高雪娟老师家拜年。

没想到高老师的生活是那样简朴，也可以说是有点窘迫。房子是很小，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左右，把着一栋房子的冷山墙，烧着火墙，可是室内温度并不高。高雪娟老师正在忙着家务，屋地上跑着两个年幼的男孩子，那个小一点穿着开裆裤的就是白岩松，另一个是白岩松的哥哥，现在的呼伦贝尔博物馆馆长白劲松。

高老师停下手里的活，听完我直白地述说烦恼——我想回学校读书。她耐心地劝我，要听父母的话，毕竟找个工作不容易，家里又有困难。她说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以后的路还很长，总是有机会的。高老师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尽管满世界都是“批林批孔”“讲儒法斗争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学习文化课，还通读了《红楼梦》《人间喜剧》，背过了大半《唐诗三百首》，在单位被毁誉参半地称作“大学迷”。

为了考学，我约上同学常林英，拿着一个笔记本，到高老师家，请她给我们补课。高老师出来给我开门，令我们一惊。她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进了屋，我们才看见桌子上摆着高老师的爱人宝音老师的遗像。宝音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端正严谨的人。

我呆了。现在想来，自己实质上是被宝音老师遗像造成的那种气氛吓傻了，并没有也不可能理解当时高老师有多么痛苦悲伤。高老师见到我们，露出强撑的笑容，脸上还是很悲凉。她没有说有关宝音老师去世的事情，只是问我们准备高考的情况。高老师的儿子们长高了一些，家里还有一位老人在陪伴她。她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但还是耐心地给我们辅导。这个时期政治已成为高考的一个科目，内容也大有增加。高老师说：“你们不要死记硬背，要把道理弄明白，也就不会忘记了。”

我以呼伦贝尔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虽然是专科，但是专业好，属于我心仪已久的文学。通知来得急，我兴高采烈地整装待发，没想到，也是不懂，竟然没有去感谢一下高老师，使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许多年之后，我采访画家徐耀祖先生，他是高雪娟老师的老同学，我问他高老师的情况。徐老师告诉我，宝音老师去世时，高老师只有三十多岁，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吃了很多苦。但是她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劲，特能坚持。海拉尔冬天大雪如山，她一个人担着两个大水桶去挑水，路滑道远，她的一个男同学看见了，就帮她把水挑到了家，高老师谢过同学，却把同学挡在室外。由此可以想象，高老师是以怎样的信念和坚毅，坚守着爱，把两个儿子带大，并塑造了他们卓越的头脑和情怀。

央视创办《东方之子》栏目，白岩松到我们单位采访作曲家那日松。我从他嘴里得知，高老师已经调到一所大学任教，也快退休了。当时我想到应该去看望一下高老师，但是又觉得赤手空拳的，没有什么成绩可以让高老师高兴。等到我在职场一番挣扎之后，高老师已经退休到北京常住，见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没有人知道我对高老师的想念，更没有人知道在漫漫的人生之旅中，我常常会用高老师这面镜子照一下自己。

一年夏天，我在机场遇到了高雪娟老师，她坐在安检大厅的椅子上，似乎也留意到了我，只是不知道她是不是能把眼前这个有几分臃肿的中年妇女和当年的我对接起来。只见高老师满头的青丝已经变成了银发，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留痕，但气质这个东西果真是历久弥坚，反而在阅历之后，更加熠熠生辉。高老师安静地坐着，一身简素，却是让你在人群中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个人。我立刻站起来向她走去，这时有几个人走来，瞬间把高老师包围，疑似本地官员。我随即本能地退回来，因为那些人要寒暄的是一个名人的母亲，而我要看望的是日夜牵挂的老师。我不能混同于他们，端的轻薄了我心里的庄重。但愿高老师当时并没有认出我来，也不至于因为我这个没良心的学生心头掠过一丝苍凉。

三

我还要写一写的是栾延琴老师。她是和高雪娟老师同时在海拉尔五中教过我的音乐老师。

在她来给我们上课之前，她已经是同学们传说的神话了。栾老师是呼伦贝尔民族歌舞团的台柱子，能独舞，能独唱，还会演奏大提琴，到朝鲜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演出过，是由贾作光先生亲自推荐参加的中国舞蹈家协会，等等，只是我们不知道她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统，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历尽劫波。

栾老师的音乐课生动活泼。尽管她知道，让她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当初中教师哄孩子唱歌，本就是一种荒诞，但是她的态度却是十分认真的。她唱歌好听，又非常投入，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简谱，她也唱得明亮优美。她满脸的生动表情，感染了我们这些童心未泯的少年。记得她教我们简谱的方法很特别，让我们一组一组排成队列，然后每个人唱一个音符，从低到高，从高到低。她教我们唱歌，都要带上舞蹈动作，这样的课程很适合我们的年龄，也让我们喜欢上了栾老师。时间不长，栾老师的课由别的老师代替了，让我们失落了好久。

大约过了十年，我又成了栾老师的学生，这已经是在当时的呼伦贝尔盟群众艺术馆了。她被落实政策，调回了工作多年的文化系统，当了副馆长，分管美术和舞蹈创作。我毕业后辗转到这里当了文学刊物《绿野》的编辑。为什么说自己又当了她的学生呢？并不是她还像从前那样，领我动口动手，教我一招一式，具体去学习一个什么专业，而是她身上有一种东西，时时在吸引着我向她靠近，跟在她身后往前走。

栾老师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几乎时代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在她的身上打几鞭子。她若心冷，也是正常。的确，我没少看过她的面如冰霜，那是在别人是是非非，为蝇头小利剑拔弩张之时她的沉默。事不关己，不参与，不评价，不臧否，是她的经验，也是她的习惯。身边的一些事情她是视而不见的，哪怕是貌似弱者的眼泪，似乎她也无动于衷。只有我知道她既是寒冰也是火焰。她兀自燃烧，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身上衣裳口中食，只因骨子里的自强不息，其结果证明了“工作着是美丽的”，栾老师身上那些谁也夺不走的本事，不仅使她的生活一直充实向上，也在灾难中庇护了她。

在栾老师应我约稿撰写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的是1967年大抓牛鬼蛇神的时候，冰天雪地的某个早晨，她一走进校园，就看到满地是浇水冻在雪上的大字块，什么“打倒周扬黑线人物栾延琴”“打倒苏修、蒙修、朝鲜特务栾延琴”“揪出文艺界黑干将栾延琴”等，全是冲她来的。她走进教师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敢和她说话。她正想着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工宣队的师傅推门走了进来。原来那时候全国都在跳“忠字舞”，学校急需栾老师这样的人才。栾老师赶紧抓住机会，一口气编了四个“忠字舞”，有藏族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蒙古族的《敬爱的毛主席》、朝鲜族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维吾尔族的《毛主席呀我们热爱你》。很快，这些广场舞由学校风靡到全呼伦贝尔，再也没有人要抓她这个牛鬼蛇神了。

栾老师十四岁就参加了歌舞团，文字功底不厚。我开始编辑她的文稿时，常常发现她“的、得、地”混用，还习惯一个逗号用到底，她那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经验和艺术见解，因而不能得到准确、充分的表达。记得当时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摞美术资料。过了不久，我突然发现，她的文章变得观点明晰、语言精练了，难能可贵的是，她一个舞蹈家，因为工作的需要，竟写了一系列有关美术展览的短文，而且还上了很专业的期刊。她说，我就是认学。

记得有一次，栾老师带着我们去布里亚特蒙古族聚居区西公社搜集民间舞蹈资料。当地文化馆的同志引荐之后，那家的老太太连头都没有抬，继续用小闸刀切肉馅，一时气氛特别尴尬。栾老师脱下羽绒服就帮着老太太擦铁炉子上的油垢，直至把那个雪花铁的炉子擦得铮亮，又忙不迭地去打扫地上被羊羔尿湿了的羊草。我们在旁边一看，眼睛里有了活儿，急忙出去提牛粪、扫雪。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笑逐颜开，正和栾老师背对着背，牵着手，转着圈跳舞。栾老师说，宝库打开，金子银子噼里啪啦自己跑出来。那时没有照相机，栾老师也不知道啥时候学会了画图记录，她就这样走遍了呼伦贝尔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聚居区，把即将失传的民间舞蹈一个一个地收入囊中，给呼伦贝尔的未来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现在，我经常下乡深入生活，和牧民猎民交朋友，每每都能想起跟着栾老师下乡的情景。

有一年，栾老师公出到北京，顺便将脖颈处的一个小凸起异物做了活检，没想到竟然是一种可怕的皮肤癌。单位得知后，大家无不悬心挂念。几天后，栾老师回来了，依旧满面春风，照常工作，让大家宽慰了不少。只有我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悄悄地观察她。她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就跟着她。那天，呼伦贝尔盟医院的候诊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静得要命。我突然听到了栾老师的叹息，看见了她眼睛里强抑制住的泪水。我吓得连忙安慰她。半晌，栾老师给我讲了两件她经历的事情。

栾老师的姐姐去世了，栾老师和她的弟弟妹妹心中的思念无法克制，聚到一起的时候，就打开姐姐的骨灰盒，抚摸着姐姐留下的遗骨哭诉一场。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后来大家就没有眼泪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了。从此大家平静地把姐姐放在心的最深处。

在20世纪50年代，栾老师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抗美援朝战场演出。火车进入朝鲜不久，突然遇到停车通知。她们一群女文工团员，结伴下车方便。天蒙蒙亮，地下坑坑洼洼的，栾老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铁路旁边的荒野上，下蹲的时候，感觉有什么捶了自己一下，也没在意。等到站起来时一看，哎呀妈呀，那是一只张开的男人的大手，淤黑色的，还连着半条被炸断的胳膊。栾老师说，当时她吓得连滚带爬地上了火车，坐下来就放声大哭。后来进了前线，那里才是血流如河，尸骨遍野，走路时常常要跨过尸体，因为演出任务重，加上不断听说我们志愿军牺牲的消息，满腔革命豪情不断高涨，一心想着早日把美国佬打出朝鲜去，所以全身心投入每一场演出，慢慢地就不知道害怕了。

栾老师没有提她的病，但是她的话意味深长。

八十年风吹雨打，栾老师以淡泊而绵恒，守住了她最想留下的东西。她呕心沥血写出的《呼伦贝尔民族民间舞蹈》一书，从劳动与艺术的关系、宗教对艺术的影响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民族舞蹈，从原始到当代，记录了这些舞蹈的发展演变，还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文化特质，是当地文化的经典读本，也是呼伦贝尔舞蹈创作的基本教材。说句题外话，当今的旅游为什么制造了大量的伪文化垃圾，就是没有抓住文化之根，压根不知道文化典籍的重要性，甚至都不知道文化典籍的存在。栾老师当年几经争取，这本书也未能出版。当我看到栾老师的手稿，看到那泛黄的稿纸，看到上面栾老师那秀丽的字体和一次次修改的痕迹，不由唏嘘长叹。直到栾老师退休二十多年后，她的一个学生做了政府官员，帮助栾老师出版了这本书。举办首发式的时候，我也跟着四处宣传呼吁，然而来参加者皆是文化朋友圈中人士，就连栾老师原单位的领导都没露面。就在同时，有一个官员的摄影展览开幕，尽管毫无审美意义可言，却是门庭若市，头面人物云集。当时我非常气愤，栾老师说：“我写这本书只是想给这片土地一个交代，十年二十年不晚，会有需要它的人。”

栾老师比我母亲小两岁，今年八十二岁了。你看她虽然个子变矮了，也没有当年春风杨柳一般的姿态了。但是她两腿依然笔直，走起路来一阵风，说话和当年教我上音乐课时一样清脆作响，而且诙谐幽默，妙语连珠。我请她写一篇回忆录，也有让她吐一吐人生不尽之言的意思。结果她给我拿来的全是一篇篇生动诙谐的短文。就说前面提到的写忠字舞那一篇吧，结尾是这样写的：我很幸运，是“忠字舞”救了我，使我逃过了一大劫。从最低谷成为学校的红人，你不觉得有点红得发紫吗？

每次和栾老师见面，我都事先安排车去接她，每次都被她拒绝。她一走上我们单位的楼梯，我就能听出来她那轻盈有力的脚步声。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在眼前，我怎么敢萎靡不振、不思進取呢？

四

我小时候痴迷于听故事、看小人书，整天迷迷糊糊的，对大人的教导如风过耳。我妈让我自己动手洗袜子，我就把袜子弄丢一只；困难时期，家里吃了一次细粮，我妈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往外说，结果到了幼儿园老师一问，我就脱口而出，馒头，牛奶。看我乖巧的妹妹人家说的——大碴子粥，窝窝头。因此我挨妈妈一撇子是常事儿。家里人一致认为我又笨又傻，就连最呵护我的太姥姥也叫我“傻小大儿”。后来我便有了心理障碍，变得很自卑。老师叫我参加接力赛，我就想自己那棒肯定会被别的班级超过去，结果不但被超过去，还被落下挺大的距离；老师叫我把花盆拿进教室，我就想自己肯定得给摔了，结果就真的给摔碎了。1970年珍宝岛事件发生，海拉尔居民全线疏散，我转到大兴安岭东麓的扎兰屯第三中学读书。我的班主任是孟昭峰老师。如果说，我这辈子有幸见到过君子，那就是孟昭峰老师，是他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孟昭峰老师的言谈举止，无不一丝不苟，可谓完美无瑕。他在讲台上，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领口的粗布衬衫干干净净，脚上一双旧皮鞋是修补过的，但是打理得整整齐齐。他从不动怒，也从不说粗话，从未在黑板上写错过字，对每一个同学都是敦厚包容，和蔼可亲。他教语文课，很看重阅读和作文。当时社会风气不好，学校里仅有我们班没有出现过与社会上小混混有牵连的人和事，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我们班里营造了一种温文尔雅的气氛。那所学校曾经是一所农业试验中学，刚刚改为普通初中，还保留着校办农场，每年要种几万亩的农田。所以我们经常下乡劳动，住在食宿条件很差的农场。孟老师从来没有像有的老师那样以各种理由推诿，总是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当老师，又当生活管理员。每当雨休，还组织我们搞各种娱乐活动。

我从远近闻名的海拉尔肉联厂职工子弟学校转到扎兰屯三中，在别人眼里是个穿得好吃得好细皮嫩肉的娇女孩，自己却很自卑，觉得样样不如人，例如劳动不行，一元二次方程不行，不知道角瓜和香瓜的区别，见到柞蚕蛹会哭，等等。我因此不大合群，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有一天，班级女生之间发生了矛盾，全班女生孤立一名女生。这个女生个子很小，学习不错，外号小辣椒，属于又厉害又咬尖的那类人。当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在操场上徘徊，感觉到她那么孤单，那么可怜，就走过去和她说话，并和她一起进入教室，因此遭到全班女生的一阵大哄。没想到，孟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并让大家向我学习。后来大家都学着我，主动找那个同学说话，矛盾终于平息，我引以为荣，也和同学们渐渐成为朋友。

第一次到校办农场劳动，是铲锄大豆地里的野草。每人把着一条长至天边的大垄，从早上铲到天黑。美其名曰，磨出两手老茧，练就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那年我才十三岁，从来没干过农活，两手连锄头杆都抓不牢，动不动就把苗给铲掉了。我急得要哭，索性就丢开锄头，蹲在地上一把一把地用手拔起草来。天黑了下来，同学们都铲完自己的垄，聚在地头嬉闹，孟老师返回来接应着我。我觉得非常难堪，可是孟老师看过我用手拔过草的田垄，把同学们召集了过来，他说，我们劳动不仅是为了收获，也是磨炼自己的意志，刘艾平同学用手拔草虽然慢，但是体现了一种认真的精神，并不比大家差。第二天同学们都来帮助我，我也慢慢地学会了使用锄头。

我明白了自己的笨和傻，原来是一种好。

我至今保留着当年孟昭峰老师给我的第一首长诗所做的批语。当时我们的一篇课文是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节选，激情澎湃的我虽然并不知道诗为何物，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课后就写了长长的一首诗当读后感，其实就是一些阶梯式的句子和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空洞辞藻而已。正自以为得意，作文本发了下来。孟老师的批语写满了一页十六开的稿纸。没有过多的肯定，重点是直言不讳的那部分——你过于追求华丽的辞藻，反而掩盖了真实的情感。世界上的好诗，都是靠真实的情感征服读者的。你应该多读书，多练笔，将来是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孟老师就是那个把我点亮的人。

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一部满意的作品，可以双手捧到满腹诗书的孟昭峰老师面前，对他说，这是献给您的。

五

现在，扎木苏哥哥和他老师的故事还在草原上延续。

布尔古德老师去世后，扎木苏哥哥组织了一批布尔古德老师的学生和当年在草原插队的知青，成立了志愿者团队，到草原支教，继续帮助牧民的孩子读书，他们还参与了草原治沙活动。人们看到扎木苏哥哥就想起了当年的布尔古德老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说：“写写这个故事也好，就别点我的真名了，这也不是多么好意思的事情。”

我也常常告诫自己，别让老师哺育你心灵的那一滴水在岁月里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