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万里其人

万里出生于千年古城——山东泰安东平县的老县城州城镇，喝着梁山泊的水长大。

万里出生于1916年12月1日。据万里的大妹万云说，那时候农村不大重视生日，家里人只记得万里生于1916年12月，后来参加革命，出生日期要写年月日，好吧，那就写1916年12月1日吧。万里夫人边涛也是这样，她只知道自己生于6月，就写成6月1日。

在东平，万家不是大姓。万里出生的时候，东平似乎只有他们一家姓万。这是因为万家并不是东平本地人。万家祖籍曹州，即今日山东菏泽。

万家是从万里祖父那一代迁往东平安家的。

万里的父亲叫万金山，母亲万牛氏。万牛氏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后来随万里到了北京，要报户口，不能再用万牛氏，才取了个名字叫牛惠芳。

万牛氏十九岁时生长子。那一年是龙年，万金山喜得“龙子”，给孩子取名万明礼。万明礼后来参加革命时，自己改名，去掉“明”字，取“礼”的谐音“里”，改为万里，从此以“万里”之名传世。

万金山、万牛氏在万里之后，又生过一子，此子在出生十个月后因患白喉夭折。就这样，万里成了独子。

1931年，万牛氏生长女万秀云。1932年，次女万秀玲出生。二女参加革命之后，都去掉“秀”字，万秀云改名万云，万秀玲改名万玲。

万里两岁时，万金山只身离家去闯天下。他到山西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打仗勇敢，没几年工夫，万金山就当上了营长。

这天，万金山一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回到东平州城老家探亲，给久别的妻子和儿子带来了喜悦。最使万里高兴的是，父亲送给他一个“音乐匣子”——手摇留声机。摇了一阵子手摇柄，上足了发条，放上黑色的圆盘——唱片，那留声机就会唱歌。从那方匣子里传出的美妙歌声，使童年的万里如痴如醉。

在小万里的印象里，父亲是“行星”，因为只有在休假时父亲才会从阎锡山的部队回到家中，那是家中最欢乐的日子；母亲和奶奶则是“恒星”，一直在他身边细心地照料着他。尤其是母亲，在家中最困难的时候，艰难地迈着那双小脚，给地主家洗衣、打短工，到田里拾麦穗。

万里的母亲，是一个性格刚毅的女性。别看她文化程度不高，喜欢看戏的她却从戏文里悟出人生哲理，将它们作为自己一生的做人准则。万里的长子万伯翱至今仍记得奶奶常说的两句掷地有声的戏文：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有麝自来香，何必大风扬。

万里在东平县上私塾、小学、初中，然后考上曲阜师范（中专）。在曲阜师范读书的三年，对万里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2012年11月10日，我冒着潇潇秋雨，来到曲阜。

孔子是曲阜的灵魂，孔庙是曲阜的核心。就在游人如过江之鲫的孔庙之侧，与孔庙仅一墙之隔的一所学校，校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那字体一望即知出自郭沫若之笔——“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

一进校门，一块高三米、长十米的硕大石碑便映入眼帘，上面镌刻着红色硬笔草书：

培养优秀的文化与道德的播种师

万里

1985年12月

万里极少题词。他破例为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题词，是因为他对这所学校充满深厚、诚挚的感情——这是他的母校，1933年至1936年，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三个春秋。

照理，在孔子的故里学习，万里应当被“熏陶”成儒家弟子。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与孔庙仅一墙之隔的曲阜师范，当时却盛行进步文化，而且有中共地下组织，万里走上红色之路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很大关系。

万里非常喜欢读书。学校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万里不断地向图书馆借书，把大量课余时间花费在阅读文学名著上。他当时爱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法国作家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的作品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作家之中，万里最爱读鲁迅的杂文。鲁迅那匕首般锋利的笔，使万里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有了一定的认识。

万里在学校组织了读书会，跟喜爱读书的同学交换书刊，谈论读书心得，谈论抗日局势。这个读书会后来从万里所在的八级扩大到九级。参加读书会的大都是进步青年。万里通过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思想活跃的朋友。

1935年冬，万里已经進入曲阜师范三年级。这年12月9日，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向来喜欢读报、关注时局的万里，马上组织曲阜师范学生响应。万里就这样成了曲阜师范学生中的核心人物，引起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注意。

万里在1936年春与毕业班的同学一起乘坐汽车前往离曲阜约一百公里的济宁，参加为期五个月的乡村教育军训。同学们就住在南贾村西南那座寺庙里。

4月中旬的一天，正待在寺庙宿舍里的万里，忽然听同学说，有人来找他。万里应声出去，看见门外站着他的东平老乡董临仪。

董临仪突然出现在万里面前，万里不知何事。董临仪只说是路过济宁，听说万里在这里参加乡村教育军训，前来看望。

董临仪同万里一起外出散步，两人在聊天之中发觉彼此很谈得来。

董临仪竟然就在南贾村住了下来。那几天，董临仪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万里，万里有时也去拜访董临仪。他们是同乡，又同为师范生，所以从教育和农村渐渐谈到抗日和政局。

其实董临仪是一名中共党员，此时正以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东平及鲁西南一带活动，发展党员。他得知万里的情况后，专程到济宁南贾村这么偏僻的地方找万里谈话。

董临仪在与万里的彻夜长谈中，确认万里思想进步，是一个值得发展的对象，便渐渐向万里透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董临仪终于直截了当地问万里，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万里似乎在与董临仪的交谈中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愿意，就是不知道是否合格。董临仪告诉万里，经过组织上的考察，他符合入党条件。

就這样，在董临仪的住处，万里举起右手，进行入党宣誓。

宣誓毕，董临仪告诉万里，他已经是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为半年。

这个不平常的夜晚，成为万里一生红色历程的起点。

对万里来说，曲阜师范三年是难忘的：他不仅完成了师范学业，而且在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万里的一生，他成功地指挥了“三大战役”，名震华夏：

第一大“战役”是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作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在1958年主持建设了北京十大建筑。其中巍峨壮丽、气势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是北京十大建筑之首，从1958年10月动工，到1959年9月建成，仅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此人姓万名里，不只一日千里，而是一日万里！”人民大会堂至今仍是中国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活动最重要的场所。

第二大“战役”是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中，万里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1975年1月被邓小平“点将”出任铁道部部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乱糟糟的铁路交通，排除派性，使铁路正点、通畅，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老百姓称赞说“安全正点万里行”。然而在1976年2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随着邓小平的倒台而下台，人称“万里一倒，火车乱跑”，铁路交通重回混乱瘫痪状态。

第三大“战役”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冲破重重“左”的阻力，锐意改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安徽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向邓小平汇报，得到邓小平的赞同。陈云说，举双手赞成。安徽农民从此走上康庄之路，走上历史必由之路。“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民谣，迅速传遍全国。安徽成为带动全国农村改革的火车头，成为中国改革大幕开启之地。

万里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最高学历是中专。然而，他这个“师范生”在城市建设、铁路交通和农村改革这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非同凡响的贡献。“三大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万里是一名具有超高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高级干部。

万里排除万难，坚决推行改革，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成为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历史的浪潮在1980年4月把万里推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1988年，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离休。

万里作为中共高官，其政治品格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是改革，他是邓小平手下的改革闯将；

二是实干，他一直是埋头实干；

三是正直，他敢于坚持正义；

四是自律，他清廉而且从无绯闻；

五是不恋权，离休之后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最可贵的是，他主张民主，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在海外，万里几乎没有负面评价。

他的五个子女（四子一女），社会评价也都不错。

万里给孩子们取名，严格遵循《春秋命历序》中的“伯、仲、叔、季”命名：

长子生于1942年，取名万伯翱；

次子生于1943年，取名万仲翔；

女儿生于1945年，取名万叔鹏；

三子生于1948年，取名万季飞。

这四个孩子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是“翱翔鹏飞”。如果与万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意思就是“鹏程万里，一飞冲天”。

1952年出生于重庆、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虽然可以按照“伯、仲、叔、季、孟”继续以“孟”字命名，但是万里为他取名“幼远”。这“远”也是万里之意。不过由于万里总是喊他“小五”，后来又为他改名万晓武。

不过，万里在家里从不喊孩子的“大名”，而是依照“序列号”喊老大、老二、老四、小五。老三是女孩，就喊姑娘。

万叔鹏这名字虽然符合万里的取名“规则”，但是显得有点男性化。万叔鹏长大之后，给自己改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叫作万紫，取“万紫千红”之意。

前往中南海拜访万里

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我在万伯翱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含和堂，拜访年已九十有六的万里。

我曾多次到过中南海。这一回去中南海，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那天我们从西大门进入中南海，站岗的警卫军装笔挺，戴着白手套。由于事先办过报备手续，所以他们一看车牌号就放行了，一路通行无阻。

进西大门之后二三百米，我便看到著名的怀仁堂。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是在这里。

我在丰泽园的后院——含和堂下了车。含和堂是万里的居所。1980年4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任命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就在那个时候，万里迁入中南海含和堂居住，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今日。

跟万里一起住在含和堂的，是他的三子万季飞和三儿媳王小岷。其他的子女，都住在中南海之外。万里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每逢星期六，子女以及第三代（万里有四个孙女、一个外孙女）、第四代（老二万仲翔的孙子）都要到含和堂团聚。正因为这样，万伯翱选择了星期六带我去含和堂。

我们来到含和堂的时候，万伯翱的弟弟万仲翔已经到那里了。在万伯翱、万仲翔兄弟以及万里的秘书王燕兆的陪同下，我们沿着长廊走向南海。这里的长廊雕梁画栋，跟颐和园的长廊差不多。长廊一侧是一座屋顶铺满绿色琉璃瓦的宫殿，黑底横匾上有三个金色大字“春耦斋”。这里曾经是会场，也是中南海举行周末舞会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在这里跳舞、休息。长廊的另一侧是静谷，是当年的皇家园林，精致幽雅。毛泽东、朱德都喜欢在静谷散步。我在静谷看到奇特的“人”字柏，两棵柏树相交形成“人”字，象征人要相互扶持。这样的树非常罕见。

走过长廊，前面便是中南海的南海。那天飘着潇潇细雨，南海泛着淡淡的波光，南海之中的小岛瀛台处于朦胧之中，而那座连接瀛台的长桥则静卧清波之上。南海看上去如同一幅典雅的水墨画。

丰泽园坐北朝南，朱红大门正对着南海。丰泽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康熙以及后来的皇帝讲礼的地方。丰泽园总共三进，第二进是主体建筑颐年堂，曾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作出过许多重要决策。

来到丰泽园的第三进，即含和堂。含和堂是一个四合院，朱德曾在此住过。四合院的北屋，是毛泽东看电影的地方。1951年，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看了电影《武训传》，决定进行“批判”的。我还参观了毛泽东的厨房——含和堂里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这厨房至今仍在使用。含和堂后来住过杨尚昆、叶子龙。毛远新也曾在西面尽头的一间平房里居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毛远新就是在这里被捕的。

含和堂旁边的房子，上方掛着红底黑字的“云多寿”牌子，王燕兆说，这是慈禧太后所题，秘书室就在侧屋里。侧屋的另一间房子则是医务室，柜子里放着万里需要用的药品，地上放着急救器材。

走进含和堂，正屋是一个大客厅，大约有八十平方米，是含和堂最大的一间房子。客厅旁边，是万里的卧室。我看见万里的床旁，安放着两张单人床。那是值班警卫的床，万里夜里起床上洗手间，警卫战士都会扶他一把。

据称，在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每逢夏日，卧室里一张竹床的四周会用四根竹竿架起一顶蚊帐。万里睡竹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空调，竹床凉快；至于蚊帐，则是因为中南海草木多，水多，所以蚊子也多。

含和堂的侧屋，是万里三子万季飞的卧室。含和堂的南屋，是万里夫人边涛的卧室及小客厅。边涛去世之后，屋里仍保持着当年的陈设。旁边是万里的藏书室。万里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的藏书颇丰。

走进大客厅，鹤发霜眉的万里，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脸色红润，膝上盖着一条红色薄毯，双脚穿着白色大头棉鞋。他的视力很好，沙发旁边的茶几上放着报纸、文件，他阅读时不戴老花镜。

老大万伯翱带着女儿扬扬和女婿来了；

老二万仲翔带着女儿真真和女婿以及小孙子来了；

老三万叔鹏和丈夫谭志民来了；

老四万季飞因出席中共十八大预备会议，没有来；

小五万晓武因在美国出差没有来。

万伯翱拿着我的名片给“老爷子”看。“老爷子”朝我和我的夫人点点头，高兴地与我们一起合影。

万里曾说，“离休之后，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在同一些领导和朋友的交谈中了解情况。”他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万里每晚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此外，比较喜欢看京剧节目。

万里的听力较差，尤其是年过九十之后，家人有什么事要告诉他，通常是写在一块小白板上。

王燕兆带着笔者参观含和堂的一个又一个房间。万里的家非常简朴，普通的布沙发，普通的木板床，普通的木柜。不见红木家具，不见按摩浴缸，也不见牛皮沙发。万伯翱说，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他记得，当年父亲在家中挂的徐悲鸿和齐白石的画，都是木刻水印的仿制品。

含和堂的墙壁已经斑驳剥落，但是万里老人安之若素。

其实，笔者所见到的含和堂，已经经过翻修。含和堂是清代的建筑，万里的秘书孟晓苏告诉笔者，他1983年来到这里的时候，含和堂破旧不堪，许多墙壁开裂，已经成了危房。他建议万里对含和堂进行翻修，万里一直不同意。万里说，能住就这么住吧，翻修要花国家好多钱。就这样将就了几年，后来墙壁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万里卧室的东墙，开裂得特别厉害，冬天寒风穿过裂缝，直扑万里床头。万里还因此感冒，大病了一场。这时孟晓苏又一次提出翻修含和堂，中南海房管部门也认定此房属危房，必须翻修。就这样，万里在含和堂住了七年之后，终于在1987年同意翻修了。

万里当过城市建设部部长，他对于翻修古建筑在行。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求修旧如旧，保持含和堂的古建筑风格；二是要尽量节约，经费不能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

在开始动工的时候，工人用榔头一砸，那墙像豆腐渣一般，一捅就破，一砸就碎，里面没有水泥，只有白灰。这表明自建成以来还没有翻修过。两个工人只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把含和堂所有的墙壁全敲掉了。

翻修之后的含和堂，外中内西，即外表上仍保持含和堂原有的中国古建筑风格，内部进行现代装修。含和堂原有的大屋顶上所有的砖瓦事先都被小心翼翼地拆下来，再原封不动地安装回去，保持中式外表，节省了一大笔装修费用。原本含和堂的许多装饰线条是描金的。倘若用纯金粉重描，价格不菲，改用黄漆描上去，也省了一大笔钱。就这样，含和堂这次翻修，费用真的没有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

含和堂翻修之后，又过去十五个春秋，现在油漆已经斑驳，但万里说什么也不肯再装修。

采访“万老大”

万伯翱是万里的长子，人称“万老大”。他是一个很爽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拿腔作势，不藏着掖着。

2012年10月，我对万伯翱进行了密集性的采访。

在万家子女之中，老大万伯翱受父亲的影响最为深刻。1962年9月，万伯翱被父亲送往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在“文革”中，万里被打倒，万伯翱从“红标兵”一下子变成了“黑标兵”。但是“人眼是秤”，万伯翱在农场里勤勤恳恳地劳动，农场的众多职工看在眼里，给予了他充分肯定。

万伯翱从1962年到1972年，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整整劳动了十年。他在1972年进入当时的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万伯翱被分配在郑州炮兵学院当了一名教员。后来万伯翱又从郑州调往炮兵司令部科学研究所担任参谋，他终于回到北京。不久，他又调任武警北京总队第九支队副支队长、政治委员。

万伯翱从小酷爱文学，他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作家。他创作了电影《三个少女和她的影子》，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侠女十三妹除暴》，另外还有以他自己为原型的电视剧《大西北人》及根据他的散文改编的电视剧《贺帅钓鱼》等。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元戎百姓共垂竿》等。

1987年，万伯翱奉调至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来成为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总编兼社长。

对于万伯翱，作家苏叔阳称其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老作家曹禺则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万老大”讲述的最精彩的故事，是父亲万里送他下乡。

在人们的记忆中，上山下乡乃“文革”中的一场运动。那是在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全国总共有两千万知识青年加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

然而在1962年，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还寥若晨星。虽说万伯翱不是中国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第一人，但他是高干子弟下乡务农第一人，这是确实的。当万里提出让儿子离开首都到并无亲友的河南黄泛区农场时，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万里不得不召开家庭会议，做家庭成员的思想工作。

万伯翱回忆道：“爸爸这么一说，当即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奶奶哭，妈妈拿不定主意，弟弟妹妹们也舍不得我走。”

万里为什么要送子务农？万伯翱说：

“父亲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员不爱自己的子女，但要看怎么爱，是把你放在温室里，当花朵护着，还是把你放到革命实践中去？你不要忘记你是有牌号的，你的牌号就是共青团员。你下去后，首先要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不要想着回来，不要想着做官，不要心存侥幸；第二，你还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万伯翱迄今仍精心保存着父亲当时送给他的红色封面笔记本。这个笔记本被万伯翱用来记录下乡的心得。

几乎不给人题词的万里，在长子的红色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

一遇动摇

立即坚持

万伯翱回忆初到黄泛区的日子：

到了黄泛区，才知道城乡差别有多大。我好像从天上到了地下。原来在家里，虽然艰苦，好歹衣食无忧吧，好歹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吧。那儿虽然是国有农场，不会饿死人，但是生活条件极差。食堂的大勺子呼呼一抡，除了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油荤很少，用水兑点白糖就是最好的东西了。连个自来水管都没有，用的全是井水，而且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四五个知青挤在一间破草房里，点的是煤油灯。有一年破草屋被风刮倒了，差点没把我砸死。到了“文革”那会儿，住得就更差了，四五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屋子里，只一个大通铺，四面透风。那是一个苹果仓库，那股子霉味，能把人熏得半死。

在父亲万里的鼓励和支持下，万伯翱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工作了整整十年。

万里妹妹的回忆

在北京，在万伯翱的陪同下，我还采访了万里的妹妹万云。年已八旬的她，一头银发，一件格子外衣，围着一条黄色纱巾，显得很精神。她背不弯，眼不花，口齿清楚，声音洪亮，不时哈哈大笑，一望便知是一个非常爽朗的人。她自称万家有“长寿基因”。

万云出生于1931年，比万里小十五岁，而她的妹妹万玲则比她小一岁。她称万里为“老哥哥”。

万云记得，当年日军侵略山东的时候，奶奶带着八岁的她和七岁的妹妹到根据地找万里。组织上派了地下交通员，推着一辆独轮车，送她们到根据地。独轮车的一边坐着小脚的奶奶，另一边放着行李，她和妹妹跟在独轮车后面步行，她们就这样来到了根据地，从那以后，她们就在根据地住了下来。

受哥哥万里的影响，万云在十四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加入南下部队，来到重庆。1952年夏，她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北京报到，然后赴苏联学习。

到了北京，万云得知她被派往莫斯科的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这所团校是为培训苏联加盟共和国州以上团的领导干部而设立的，同时设有留学生部，除中国班外，还有蒙古、朝鲜、越南、民主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九国留学生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应蘇联团中央邀请，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止，派了六期学员共一百五十二人前往学习，学习期限为一年，即每年9月1日开学，翌年7月毕业。后来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也曾在1954年赴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万云说，“钱其琛比我晚一期”。

1953年7月，万云从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归来，被分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这时候，万云见到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的“老哥哥”万里。万里劝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这样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万云听从了哥哥的劝告，主动要求调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调到北京国棉二厂，先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又担任厂工会主席。她在北京国棉二厂工作了四年，又被调到北京国棉三厂，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四年，后来担任厂党委副书记。万云对笔者说，她听从哥哥万里一席话，下基层一干就是二十八个春秋！

“文革”后，北京市纺织局考虑到万云工作向来踏踏实实，表现很好，打算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北京市纺织局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万里。

谁知万里一听，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北京市纺织局很尊重万里的意见，就照办了。

万云说，“老哥哥”万里一句话，就把我的提升给否了。

后来，北京市总工会一位女性副主席退休，需要补上一位女性副主席。组织部门在物色人选时，觉得万云很合适。当时北京市纺织局的党委书记是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她当即表示支持。李昭知道上一回要提拔万云时，被万里一句话否定了，她决定这次不再事先征求万里的意见。想不到，这一回万云自己却不愿去北京市总工会工作。万云说：“我在基层工作了二十八年，我对北京国棉三厂的工作很熟悉，还是让我在这里干到退休吧。”经过组织上再三做工作，万云才答应去北京市总工会担任副主席，算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万里次子万仲翔感叹说：“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这话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万云在离休之后，担任北京儿童福利院的名誉院长，做公益工作。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义工”，专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

如果说，老大万伯翱显得大大咧咧，老二万仲翔则细致缜密得多。老大万伯翱很早就离家下乡，而老二万仲翔在父母身边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文革”初期万里遭到“监护”期间，便由老二万仲翔当家。

我在采访万仲翔之前，先是细读了他发表在《家庭》杂志上的《父亲万里》一文。他的文章中，某年某月某日，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写及诸多细节。正因为这样，我在采访时，他的热心、细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万仲翔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中信公司法律部工作。可能因为学习的是法律专业，所以养成了他严谨的作风。

万仲翔在跟我的长谈中，讲述了两件“父亲从不护犊”的事。

万仲翔的妻子，乃名门之女蒋定粤。蒋定粤之父是抗日名将蒋光鼐。蒋光鼐是广东东莞人，女儿出生于广东，所以取名定粤。

蒋定粤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了六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当内科医生。

蒋定粤与万仲翔结婚后，生一女。万里欣然为孙女命名为万真旗，意即“真正的红旗”。

1978年之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富有进取心的蒋定粤考取了研究生。就在这时，蒋定粤在美国的姐姐问她想不想到美国来进修，蒋定粤高兴地答应了，并于1980年去了美国。

蒋定粤到美国之后，想方设法找人为万仲翔办理经济担保，让万仲翔去美国留学。就在万仲翔准备前往美国的时候，有人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反映有许多中共高干子女去了国外就不回来了，信中提到的诸多高干子女之中，有万里的二儿媳蒋定粤。胡耀邦在信上批示：“各家孩子自己管。”

那时候，正值国门开启之初，国家对高干子女去国外学习并不反对，但是对于定居外国（定居外国亦即意味着加入外国国籍，成为外国公民）则不允许。

万里有“政法洁癖”。他看到印发的那封“检举信”以及胡耀邦的批示后，便明确地告诉万仲翔，他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蒋定粤从美国回来；二是我把你开除党籍让你去美国；三是离婚。

当时，蒋定粤不愿回国有她的历史原因：蒋定粤是一位才女，虽然学医，但是受诗书之家的熏陶，从小酷爱文学，尤爱写诗。她的父亲喜爱诗歌，母亲曾任上海《申报》副刊主编。“文革”前，一批喜爱诗歌的青年知识精英组成了类似于诗社的文学沙龙，取名“太阳纵队”。蒋定粤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个文学沙龙的活动场所就在她家。

加入“太阳纵队”的还有著名作家张恨水之女张明明，著名诗人戴望舒之女戴咏絮，著名作家叶圣陶的孙子叶三午，著名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张仃之子张郎郎，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朦胧诗人的顾城等。

“文革”中，“太阳纵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蒋定粤的父亲蒋光鼐将军因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幸免于难，而蒋定粤则被打成“反动学生”，受到残酷迫害，在农场劳改了几年。她的哥哥蒋建国的耳朵被红卫兵打聋，医生诊断是耳膜穿孔。她的另一个哥哥蒋之翘喝了洗相片的药水自杀未遂。她妹妹蒋定穗的脸被红卫兵用香烟烫伤，留下很黑很深的伤疤。这样的心灵之痛，促使蒋定粤到美国之后，便决心定居美国。既然蒋定粤不可能回国，万仲翔作为万里之子又不可能退党去美国，摆在万仲翔面前的只有第三条路——离婚。

万仲翔说，他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与妻子蒋定粤离婚的。他们之所以离婚，不是出于感情问题，纯粹是政治因素。

其实，如果当时把这事缓一缓、冷一冷、拖一拖，也就可以保全这一婚姻，因为他们彼此都深爱着对方，充其量就是万仲翔暂时不去美国留学，或者蒋定粤暂时先回国。但是，诚如万仲翔所言，“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无奈之下，1984年万仲翔与蒋定粤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痛楚和煎熬，办了离婚手续。离婚之后，蒋定粤带着女儿万真旗去了美国。

到了1989年，蒋定粤为万仲翔办好前往美国探望女儿的手续，但是无法再与万仲翔复婚，因为她已经另嫁。

万仲翔的婚姻悲剧，令人扼腕而叹！

万仲翔对笔者说，万里后来也觉得自己当时处理万仲翔的婚事性格太急，他为此曾向万仲翔当面道歉。但是这桩本来不应破裂的婚姻，已经无法破镜重圆。

所幸笔者在北京中南海含和堂，见到万仲翔带领着如今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女儿万真旗、女婿以及外孙前去看望万里，总算让万里与万仲翔的心中都得到些许慰藉。

蒋定粤定居美国之后，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加州中医学会会长、美国太平洋康复医学协会副主席。她曾经几度回国看望亲友。

接着，万仲翔讲了另一桩“父亲从不护犊”的故事：

“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廣东某宾馆，他给了另外两位领导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五千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那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

“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犯罪分子指认谁是万老二。

“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但也不解释，就此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

万里女儿谈父亲

万里有四子一女，出生于1945年的女儿万叔鹏处于“中心开花”的位置：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她排行老三。

这唯一的女儿成了与父亲格外亲近的“小棉袄”。在家里，万里从来不叫女儿“老三”，而是亲切地喊她“姑娘”。

笔者通过万伯翱跟万叔鹏约到了采访的时间，她说她前些年跟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含和堂，后来搬出去了，现在的家离北京市中心有点远，但是她每周有两天要去中南海值班（周一和周五），照料年迈的父亲。于是，我趁她星期五来中南海值班前采访了她，而采访地点就约在北京饭店，这样她在采访结束之后可以就近去中南海含和堂值班。

在我看来，万叔鹏像她的大姑妈万云一样性格爽朗，快人快语。万叔鹏原本是学新闻的，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她口齿清楚，回忆了许多细节。

萬叔鹏说，她在山东出生。小时候，父亲总是把她放在膝盖上，上下抖动着，让她高兴。部队里的领导也都喜欢她，把她抱来抱去。

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穿一身没有领章、没有帽徽的布军装。

从重庆来到北京，万叔鹏第一次在北京上华北小学，是父亲带她去的。华北小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49年9月组建的中央干部子弟学校，在西直门大街路北崇元观。那时候，干部还实行供给制，华北小学的条件也很差。万叔鹏一进去，就不高兴。父亲问她，那么多干部子弟在这里都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不高兴？同学们都不怕苦，你为什么怕苦？并告诉她要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那里的同学见到新伙伴，热情地带着万叔鹏到操场上去玩，万叔鹏渐渐地融入了这温暖的集体。

华北小学的学生全部住校，上一年级的万叔鹏也住校。但她特别想家。每到周六傍晚，孩子们都竖起耳朵听广播，叫到谁的名字，就表示谁的家长来接了。因为父母很忙，常常是两周接一次。没有听到广播里响起自己的名字，她就会非常失望。后来她慢慢懂事了，知道父母工作忙，也就不怪父母了。

作为高干子女，万叔鹏也有比别的孩子幸运之处，那就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中共领导人。

1960年元旦，北京饭店举行新年联欢会。十五岁的万叔鹏正在上高中，万里带着她去北京饭店，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万里让女儿唱了一曲《红梅赞》，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周恩来问万叔鹏：“你会跳舞吗？”

万叔鹏说：“不会。”

周恩来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段“花篮的花儿香”（陕北民歌《南泥湾》），周恩来拉着万叔鹏跳了起来。当时，万叔鹏心里很紧张，周恩来对她说：“跳舞就像走路一样，没关系，不要紧张。”周恩来一边跟万叔鹏跳舞，一边跟她聊天。周恩来的消息非常灵通，连当时北京第四中学学生俞正声向学校提意见这事他都知道。就这样，万叔鹏心里不再紧张，很愉快地跟周恩来总理跳了一次舞。

万叔鹏说，有一回，父亲上天安门城楼时，带着晓武。毛泽东主席看见晓武，非常喜欢，还抱了晓武。

周恩来总理跟万叔鹏跳舞，毛泽东主席抱万晓武，这成为万家的佳话。

万叔鹏说，她最熟悉、接触最多的是邓小平。万家跟邓家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小时候，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北京，她都跟邓小平的几个女儿在同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学习，彼此很熟悉。

万叔鹏见过邓小平很多次。1977年5月，邓小平刚刚有了行动自由，尚未公开亮相，便与万里一家同游中南海附近的北海公园。那天，除了万里夫妇和万叔鹏之外，万里次子万仲翔、三子万季飞也到场了。那天，“邓老爷子”跟万里全家在北海公园漫步，显得非常开心。合影时，“邓老爷子”让万叔鹏站在他身边。

万叔鹏甚至还在邓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978年，父亲万里去安徽之后一年，母亲也去了安徽。这时，万叔鹏的兄弟们都在外地，连老四季飞也从北京汽车制造厂参军去了安徽。“邓老爷子”担心万叔鹏在北京没有人照料，就把她接了过去。

万叔鹏回忆说，那时候，她住在邓家后面的一幢工作人员住的楼里。邓家全家聚会时，总是叫万叔鹏过去一起吃饭。邓家往往分两桌，一桌是大人，一桌是孩子。晚上，她常去邓家看电影。有一次看电影《万水千山》，孩子们一边看，一边问“邓老爷子”：“爸爸，长征的时候你在哪里？”邓小平用一口四川话回答说：“我，跟着走！”全家哈哈大笑。邓家这种“没大没小”的气氛，充满欢乐。

万叔鹏还记得，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过八十大寿，她跟随父亲去祝贺。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大厅里摆放着一张长桌，上方坐着邓小平，客人们坐在两边。万叔鹏跟邓小平、彭真及杨得志的孩子们坐在一起。那天的高潮是在生日蛋糕用小车推出来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生日蛋糕又高又大，是北京饭店特制的，从北京用专车运到北戴河。邓小平连饮数杯茅台酒，举座动容。万叔鹏拿着请柬，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留念。

那晚万叔鹏住在北戴河。第二天上午，万叔鹏接到邓小平女儿邓楠的电话，叫她快去，说“老爷子”在写字呢。万叔鹏马上赶去。万叔鹏一进去，看到满屋都是邓家的亲友，其中有邓小平弟弟邓垦一家，唯有她是“外人”。邓小平正手持毛笔，给亲友们题字。邓楠把万叔鹏拉到邓小平跟前，说：“给老三也题个字吧！”邓小平点点头。邓楠问万叔鹏：“题什么呢？”万叔鹏回答：“就写‘勤奋思考吧。”万叔鹏认为自己的缺点是有点懒，遇事欠思索，所以期望“邓老爷子”能够题写“勤奋思考”来激励自己。邓小平真的给万叔鹏写下“勤奋思考”这四个字。至今，万叔鹏还珍藏着邓小平的题字。

令万叔鹏刻骨铭心的是“文革”。在“文革”开始之后，彭真被“揪出”，万里就“靠边”了。起初，万里在家里，每天除了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之外，便无事可做。万叔鹏第一次见父亲这么“清闲”，但是脸上整天没有笑容。突然，一天深夜，叶向真带着红卫兵把万里抓走，而万叔鹏也从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女”。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她，也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学校里贴着“批判”“打倒”她的标语。她给父亲写信，父亲在回信中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父亲的这句话，给了她莫大的鼓舞。另外，她还记得，父亲与母亲互相向对方保证，无论怎样被打被斗，绝不自杀。

父亲的坚强，支撑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万叔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之后，到文化部外事局工作。当父亲调往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她曾经两度去安徽看望父母。

万叔鹏第一次去安徽的时候，夏天的合肥格外炎热。那时候没有空调，她看到父亲在夜里一边用扇子赶蚊子，一边看文件、写批示。父亲很忙，无法陪她出去玩。有时候，父亲到农村考察，就带她一起去。她看到安徽农村的房子，大都是土坯房子，农民衣衫褴褛。那时她才知道，安徽的农村是那么困苦。

万叔鹏第二次去安徽，带了自己的女儿一起去。万里在考察农村时，还让女儿和外孙女一同去。外孙女说，怎么老是让我到这样的地方？万里对外孙女说，这么几天，你就受不了啦？后来女儿回北京时，万里让外孙女留了下来，他要让她从小就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落后的农村，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孩子。

不久之后，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当干部下海经商成为潮流时，万叔鹏也想下海。母亲边涛很严厉地说：“你们别看着人家发财就眼红，你们也别去做那些事情，只要保持住你们爸爸清白的名声就行了。”

万叔鹏在文化部外事局工作，文化部部长黄镇是长征老干部，对她很好，让她去学英语。1982年，文化部准备派她去新西兰工作。万里得知后说：“凭她那点本事，怎么能出国工作？她的能力不够，不行！”由于父亲万里的反对，万叔鹏失去了公派新西兰工作的机会。

1989年3月，万叔鹏和丈夫谭志民前往美国。万叔鹏说：“当时，我们在国内压力挺大的，做事总怕给家里带来影响，好像总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着，所以干脆就出去了。到美国就简单了，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全靠自己。”

萬叔鹏说：“刚到美国时我们很苦，我的丈夫和女儿都在给别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筑设计，女儿在宾州大学上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但我没想过退缩，我们家的孩子这点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东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农村一干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万叔鹏说：“就在这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四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四万美元呀，在当时是多大的数字啊！要知道，那时候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父亲不允许我这样做。”

万里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万叔鹏上小学的时候，万里就让她练毛笔字。他对“姑娘”开玩笑说：“你不练好字，将来连情书都写不好！”当时万叔鹏还不明白什么叫情书呢。

万里的字虽好，但是他立下规矩不题字。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人出价一百万人民币请他题字，他也不题。可是在他视察大连之外的一个岛时，看到那里的战士生活非常艰苦却坚守岗位，主动为他们题字。

万仲翔曾经这样谈及他的父亲与妹妹：

三妹叔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革”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叔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后来叔鹏的领导再也没有提这事，直到退休叔鹏还都没有入党。

叔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为什么入党还需要别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

走访万里的秘书们

在我看来，秘书们对于万里的工作最为了解。2012年11月6日，我在北京采访万里秘书许守和时，他拿出一帧万里和他的秘书们的合影。我数了一下，竟有十位之多。许守和告诉我，这十位秘书先后在万里身边工作过。其实，万里的秘书不止这十位，有的不在北京工作，有的已经去世。在万里离休之后，这些秘书差不多每年都要到中南海含和堂跟万里聚会一次。

照片上的十位秘书之中，九位是男秘书，那唯一的女秘书叫宁玉环，是“文革”前万里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期间的秘书。那时候，担任万里秘书的还有陈向远和黄爱民。

许守和先生告诉我，他是从1972年起担任万里秘书的，直至1983年，在万里身边工作了十二年之久。几乎跟他同期担任万里秘书的，还有一位，名叫于廉。于廉的独生女于丹如今很出名，有着“文化学者”“学术超女”之誉。

于廉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曾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学习。这所学校是由国学大师唐文治在1920年创建的。著名国学家钱穆（钱伟长的叔叔）、钱基博（钱锺书之父）等都曾执教于此。据于廉在无锡国专的同学范敬宜先生回忆：“于廉不但才学出众，而且少年老成，谦恭沉稳，温厚可亲，是同学公认的楷模，同学对他敬如兄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于廉和冯其庸都突然‘失踪，不知去向，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听说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于廉还是无锡国专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1982年底，于廉离开万里，调往中华书局，担任副总编辑。

许守和说，万里工作非常深入，很少坐办公室。他的工作精神非常令人佩服。他敢负责，敢做敢为，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万里平易近人，待人亲切，所以许守和担任万里秘书十二年，与万里一直相处愉快。只是万里工作起來没日没夜，秘书的工作也不轻松。

许守和说，万里讲话，不用秘书起草。他通常是自己拟好提纲，上台去讲。他讲话思路很清楚，把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即使遇到那些重要的报告，需要组织班子起草稿子，万里通常也会很详细地跟起草小组说明自己的思路、观点、意见。

许守和还说，万里作风清廉。万里到什么单位，办完事就走，从来不要人家招待。

许守和非常详细地回忆了在“文革”后期万里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部长的工作情况，又回忆了万里担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情况。

在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年之后，原先的两位秘书于廉、许守和先后调离。新任万里秘书是张镜源和孟晓苏。

张镜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秘书，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秘书以及陈毅、谭震林、叶飞、张彦的秘书。他从1982年至1985年担任万里的秘书。此后他担任了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1996年离休。

张镜源告诉我，万里早在1982年，就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科不兴。”张镜源说，这表明万里对于中国改革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

张镜源回忆了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忙碌的工作状况。他陪同万里奔走于全国各地，非常钦佩万里的实干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万里离休之后，张镜源与张蒙纳、汪惠君及汪惠君的爱人等一起，从1997年至1998年花费两年时间，编成《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三册、《万里同志文稿资料》十五册，未公开出版，只打印了几本。其中《万里同志文稿资料》十五册，收入万里四百五十多篇文章及讲话、谈话记录。这两套资料性的文稿，对于深入研究万里，甚为宝贵。

万里现在的秘书是王燕兆。

王燕兆身材壮硕，他告诉我，自从1985年来到万里身边工作，已经近三十年了。他最初是做警卫，后来担任秘书。

王燕兆原名王公社。1985年夏，当时中央领导到北戴河集体办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住在北戴河西山六十五号楼。

傍晚，在陪同万里去海边散步时，万里问这位新来的警卫：“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姓王，名叫公社。”这是因为他出生于1958年，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席卷全国，于是父亲给他取了这么一个有着时代印记的名字。

万里一听，皱起眉头说道：“‘公社这个名字不好。人民公社搞‘左了，搞糟了。”王公社就说：“那就请首长给我改个名字吧！”

万里问：“那你是哪里人呢？”他回答：“河北人。”万里说道：“哦，河北，燕赵之地。韩愈有句名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就叫‘燕赵吧。”万里思索了一下，又说：“赵是地名，又是姓氏，还是取谐音征兆的‘兆，以表吉祥之意。”

就这样，王公社改名王燕兆。

“房地产博士”孟晓苏谈万里

跟张镜源相比，孟晓苏则是一位年轻的秘书。

孟晓苏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祖籍山东，因在父母南下途中出生于苏州而得名晓苏。“文革”中，他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十年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工作。1982年，三十三岁的他被中央办公厅选中，担任万里秘书，从此他在万里身边工作了七年半之久，即从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这一时期，正是万里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而孟晓苏又出身新闻专业，能够生动、形象地描述这一时期万里的重要工作。

尽管孟晓苏工作很忙，他还是空出两整天的时间，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孟晓苏跟我谈及他成为万里秘书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万里三子万季飞于1948年出生在山东阳谷县，高中毕业之后，正值“文革”岁月，父亲万里被打倒，1969年1月他到陕北安塞县插队落户。两年后，到陕西汉中“五三二”工厂当工人。

1975年，万季飞调回北京，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具分厂当工人。工具分厂是为汽车制造模具的工厂。万季飞被分配到二工段铣床小组当铣工，跟随文殿奎师傅学习“靠模铣”（又称“仿形铣”）。靠模铣床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铣床，是利用靠模样板外形控制铣刀走刀轨迹，让铣刀在毛坯上进行铣切。文殿奎带着他来到小组的时候，另外一位工友正在干活，用戴着手套的手跟他握了一下，算是认识了。这位工友自我介绍说，姓孟，名晓苏。

孟晓苏，年长万季飞一岁。孟晓苏是在北京市八中初中毕业后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工人的。最初孟晓苏的工作是抡大锤。他抡十八磅重的大锤“飞星走月”，几年下来导致右胳膊足比左胳膊长了一厘米。

文殿奎是铣工组组长。组里还有一位师傅，叫秦玉福。1975年12月，由文殿奎、秦玉福作为介绍人，孟晓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万季飞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时候，尚未入党。他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努力，于197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1975年那样的岁月，孟晓苏成为万季飞的好友，而且去过万里家，认识了万里。

被工人们称为“小孟”的孟晓苏，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北京汽车制造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由于孟晓苏跟万季飞曾经是患难之交，而且万里也很早就认识这个年轻人，所以当万里在1983年需要增配秘书时，就把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孟晓苏调来担任秘书。

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的回忆

2012年11月4日，北京初雪，风雨交加，气温剧降10摄氏度。

我下午1点30分打车前往万寿路，采访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事先，万伯翱给他打了电话，他表示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有功的。”

细细琢磨邓小平的话，就明白为什么称万里为“中国改革第一将”了。正是万里在安徽用重磅炸弹炸开“两个凡是”的顽固堡垒，炸掉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炸掉“农业学大寨”的旗帜，才使中国的改革洪流从此一泻千里。

中国又一次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的全面改革。

如果说安徽是一个支点，万里正是在安徽用包产到户这根撬棒撬动了中国的改革。

万里在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手下一员改革大将便是王郁昭。当时，王郁昭担任中共滁县地委书记、滁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当时已经八十七岁的他，清楚地回忆起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经过。

王郁昭比万里小十岁，山东文登人氏，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作为南下干部来到安徽工作。王郁昭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是一位具有相当高理论水平的干部。

然而“文革”一开始，在遭到多次批斗、关入“牛棚”之后，这位“书生”竟然被“扫地出门”，全家被下放到安徽省北部的利辛县李集公社当农民。不过，也正因为当农民，使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对安徽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刻的感性的认识。

1970年3月，王郁昭调任中共安徽省全椒县委书记、全椒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的工作，使王郁昭对安徽农业体制的弊病有了清晰的了解。

王郁昭告诉笔者，他开始注意万里，是在1975年3月。那时万里是铁道部部长，在徐州抓捕“踢派”头头顾炳华，轰动江苏。消息传到安徽省全椒县后，王郁昭还特地去了趟徐州。当时的徐州市委副书记是安徽淮南人，告诉他万里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敢捅顾炳华这个“马蜂窝”。

1975年3月，王郁昭调任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

1977年6月21日，万里“空降”安徽。6月22日王郁昭赶往合肥，在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见到了万里，并聆听了万里关于整顿安徽的振奋人心的讲话。

万里上任不久，王郁昭就赶紧把《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写出来，送往中共安徽省委。万里在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把王郁昭的报告批转安徽全省。王郁昭第一次感受到万里眼光的敏锐和工作的高效率。

王郁昭告诉我关于万里在安徽的许多故事。

有一回，王郁昭陪同万里从安徽全椒县到滁县。万里的习惯是，他对什么地方有兴趣，便随时叫停车，然后下车走访。

在路过山区时，万里突然让停车，他走进一家农户，来到这家的灶头，揭开锅盖，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

这家农户自从包产到户之后，生活还可以，家中很干净。万里跟农户聊天，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女主人说，她纳鞋底买不到麻线。万里一听，马上关照王郁昭，赶紧让供销社进货呀！针头线脑，看上去是小事，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王郁昭听了很受感动，马上落实，请当地供销社进麻线。

第二天早餐之后，万里从滁县县城往东，前往来安县，王郁昭依旧陪同。

路上，王郁昭说起当地一位农民做豆腐，生意很不错，县城里很多饭馆向他订豆腐。他用豆渣、豆浆水喂猪，养了九头大肥猪。猪粪成了庄稼的好肥料，包产到户的田里庄稼长得绿油油。万里听后说，这样的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很值得提倡。

在路过上庄生产队时，万里又让停车，步行入村，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上工去了。只有一家敞着门，万里就进去了。

这一家院子、房子都比较大，还有木匠在做木器。见到户主，方知是生产队队长的家。

队长说，儿子在秋天要结婚，雇人在给儿子做家具，所以没有上工。

万里在队长的院子里，看见种了一大片大蒜，密密麻麻的。

万里对队长说：“大蒜太密了吧？”

没想到，万里一句话，“勾”出了队长一席话：“我特地种得密的，这样到了现在——3月，拔下蒜苗，可以到市场上卖，这是第一笔收入；接着，蒜苗抽薹，我可以卖蒜薹，这是第二笔收入；到了秋天，我收大蒜，这是第三笔收入。虽然我院子里只有三分地，可這三次收入，我可以赚一两百元呢！”

万里一听，连声夸队长真会打算，把这三分地也经营得这么好。

队长说，多亏包产到户。要不然，他才不会这样“挖空心思”呢！

万里告别队长之后，对王郁昭说，这个队长种大蒜，跟那个做豆腐又养猪又种地进行综合利用的农民一样，非常聪明。看来，包产到户充分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万里平常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不多，他主要是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往往只有简单的提纲，有时甚至连提纲都没有。其中只有少数讲话有录音带。虽说他出口成章，但这“章”在事隔多年之后进行整理，却是难事。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很多曾经在万里领导之下工作过的干部，纷纷从自己的工作笔记中寻找万里讲话记录。其中贡献良多的是王郁昭，他记述的万里讲话最多、最完整，而且这些讲话正是万里在安徽推动农村经济改革时的重要讲话。

2005年6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欲建大包干纪念馆，第一件事就是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安徽省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安徽省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最后只得请王郁昭出面。

王郁昭到中南海含和堂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

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这才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下“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

就这样，万里所写的“大包干纪念馆”馆名，成为富裕起来的小岗村农民永久的纪念。

万里对干部腐败深恶痛绝。据王郁昭回忆，有一次他去看望万里，谈及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万里此言，反映出他对党内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的忧心忡忡。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名人传记》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