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

Ostermeier不是把观众带回莎士比亚的世界，而是让两个主人公活出现代人的焦虑。

哈姆雷特是个胖子。

但在舞台上的哈姆雷特，有几个不是我见犹怜？那么优雅、敏感以至脆弱神经质？与其说光是这些形容词已经令人对王子产生翩翩浮想，不如说，是复仇与有着这些气质的人格格不入，带来了更具戏剧性的期望：他，可有如愿以偿的一天？

所以，是“生存，还是毁灭”听上去才会那么矛盾。

直至，我看了柏林列宁广场剧团艺术总监Thomas Ostermeier导演的《哈姆雷特》，并发现他的诠释和其他《哈姆雷特》多么不同：

一，忠于原著，演员装上大肚子，王子不再是英俊忧郁小生，而且举止粗野，很闹，很狂躁。

二，王子的疯狂，在剧中不（只）是有目的的装疯卖傻，而是如假包换、极度需要被注意的过动小屁孩。

三，王子对于“演戏”的热衷，并不只是在于求证叔父是否杀父仇人，却是不屑真相本来就像一出戏的角色般“任人摆布”，所以，戏剧于他的意义不在观察，在参与，在操控，在游戏。

因此，Ostermeier的版本不是一般的王子复仇记，而是要求观众在胡扯瞎闹荒唐无比的言行之下，看见他所认为的“to be or not to be”是什么。

然而，为什么我们不以这个胖王子不合乎期望为忤，反而愈看他，愈是和他站在同一阵线？

胖哈姆雷特由列宁广场剧团的台柱Lars Eidinger担纲演出。他同时也是Ostermeier 另一部莎剧作品《理查三世》的男主角。我的一位朋友在前一晩先看《哈》，翌晚再看了《理》，见了我皱着眉头问，两部戏怎么那么相似？

我倒是先看《理》再看《哈》，感觉上，它们是两个人生阶段的倒错：《理查三世》是个青少年，《哈姆雷特》是个儿童。在Ostermeier看来，两人的共通点，都是欠缺自我认同：理查的天生残缺令他自觉是个怪物，哈姆雷特则以各种幼儿的行径，来达到以破坏换取注意力的目的。

哈姆雷特为什么需要引人注意？引谁的注意？

答案可能就在Ostermeier 版本甫开场便是王子著名的金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问的，似乎不是生存或死亡，而是被看见或不被看见？

至于Ostermeier的《理查三世》，则让我想到比利时裔导演Ivo van Hove 的《Kings Of War》中，他让心理阴影投射在理查与“镜子（像）”的互相依存中。他，总是不期然便又来到镜的前面，甚至镜被移走了，他的人還是自动走到墙壁之前，犹如自己还站在自己的面前。

他，需要“看见（确认）”自己。

Ostermeier的版本则让我看见理查三世“手中无镜”[他在全剧只有一次拿起银制餐盘当镜，并在银盘看见的，不是他原来的脸，而是涂上了面粉的脸（谱）]，但自恋的程度，大可从换装的密度可见一班。剧中的所有角色都只有一袭戏服，唯有理查每次出场，都像——时装表演。由沉黑到深蓝到奶白，以至仿女装紧身胸衣的内衣，令我想起九十年代的enfrant terrible设计师 JP Gautier。还有他的私人麦克风，嫓美手机镜头的现场摄影机；还有，矫健身手完全不受佝偻身驱所限，一下子凭着吊环在观众头上来去自如，如蜘蛛人。这个理查三世，既背负沉苛的历史，但亦如任何偶像般轻盈。

“偶像”在舞台上，又是神又是魔，但到了全剧尾声，他与隐形的Richmond殊死决战，便回复“一个人”好不孤清。而正是在他认真地玩着“我不能输”的游戏时，我恍然明白《理查三世》近年在莎翁剧作中名列“最受欢迎排行榜”前茅不是没有原因的。

“形象决定命运”，Ostermeier的《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不是把观众带回莎士比亚的世界，而是让两个主人公活出现代人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