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圣慧

摘要：广场舞不能从源头解决，究其原因是法律在確定公有资源的归属上存在空白，为此，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资源配置，分别在低交易成本、对称的高交易成本和对称的交易成本三种情形下讨论财产规则、责任规则还是不可让渡规则的适用。因此，广场舞问题的解决要因地制宜，需考虑交易成本，政府制定赔偿金标准的成本等因素。

关键词：广场舞；卡梅框架；财产规则；责任规则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70

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居民小区，广场空地、甚至学校，很多中老年人乐此不疲得跳着广场舞，通常情况下还伴随着高分贝的音乐。广场舞确实满足了众多中老年人的身心需求。但也给周围的居民，其他在公共场所活动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声音污染，广场占用等。

广场舞严重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为何不能从源头解决，我认为是法律在确定公有资源的归属上存在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同时公民也有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但是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的“度”应该如何判断，使用公共场所何为不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本文寻求最合理的方式解决广场舞争议，其实就是寻求最优资源配置的方法。资源配置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权利界定；第二是权利保护。

当有两个人或更多人、两群人或者更多群人的冲突利益放在政府面前，政府必须决定要对哪一方予以支持，并且执行这种支持保护。这就是权利界定。比如污染工厂和周围的居民，政府是支持工厂运营工作（同时不可避免得地带来污染）还是支持周围居民的干净环境的权利？在广场舞这个问题上，政府是应该支持大妈们娱乐放松的权利还是支持周围居民享有安静环境的权利？

在权利界定后我们考虑用怎样的规则，是财产规则、责任规则还是不可让渡规则。交易成本在上述问题的解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易成本在这里是狭义的，指交易开始之前为寻求交易对方而花费的成本，简单地说是为达成一项交易、做成一笔买卖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产品之外的金钱。本文着重讨论对称的低交易成本和对称的高交易成本和对称的交易成本这三种情况下应当如何进行权利界定和权利保护。

1对称的低交易成本

只要财产权明确，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化。这是对经典科斯定理的简单描述。帕雷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的缺失情况下，对一项法授权利的保护无论是通过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也无论哪一方最初获得了法授权利，结果都会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本文以财产规则为例，在广场舞的问题中，假定跳舞大妈们和周围居民群众之间的交易成本为零，这意味着完全禁止令（广场舞解散或者居民被迫搬家）很容易改变。当然如果持有权利者拒绝谈判，拒绝转让权利，另一方只能放弃（广场舞解散，居民搬家），但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帕雷托最优。解决矛盾的方法可能有如下几种：（1）广场舞继续。假设周围居民共500人，每人遭受损失400元（假设可以很客观地计算居民的平均损失）。（2）筹钱修建跳舞室内场地，需要经费12万。（3）每户人家自己安装隔音墙，居民共500人，每人安装费300元。当政府将权利确定给周围居民，在财产规则下，跳舞者在自愿谈判的基础上，会选择筹钱修建室内场地，因为相比较补贴居民损失共20万元和给每户人家安装隔音墙共15万元，修建室内场地12万元是费用最低的。当政府将权利确定给跳舞者，那么跳舞者可以肆意放大音乐，因为这是她们的权利，其他人无法制止。周围居民在遭受损失400元、筹钱修建场地240元、自己安装隔音墙300元的比较中自然会选择筹钱修建场地。当交易费用几乎为零时，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交易费用很低的情况下，无论政府将权利确定给谁，最终的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不过是费用支付的一方不同。最后都可以实现双方的和谐共处，宏观上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相同情况适用于责任规则。也就是说，当交易费用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权利必须明确界定，但将权利界定给哪一方对结果影响不大，无论是采取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最后都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

但是交易成本几乎为零只是在一个静态的理想化的世界，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在双方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必定会经过市场调查，搜集数据，条件谈判，讨价还价，签订合同等等过程，每一项都会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双方却步，没有办法通过自由谈判达到我们预先的资源配置。

2对称的高交易成本

当交易成本较大，会阻断两方的自由谈判。这时权利界定显得非常重要，它会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效率。权利界定一般会考虑经济效率，正义性等要素。广场舞问题的双方（居民和跳舞大妈）都有各自行为合法，合理的依据，所以正义性因素在这一问题中作用性不大。经济效率在广场舞问题中占核心地位。经济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成本的基础上所能获得的经济价值。

本文认为经济价值指两方（比如跳舞大妈和居民）共同创造的价值总和，价值有正负之分，比如当跳舞大妈的音乐噪音影响到某一居民的正常生活工作而导致居民创造的价值降低，此时居民的价值为负。广场舞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噪音问题，能够以较小成本将噪音问题解决，不影响两方各自创造原有甚至更高价值时的经济效率最高。所以需要花高成本才能去解决噪音问题的一方应当被授予权利，这样能让另一方用较小成本解决问题，提高经济效率。假设认定跳舞大妈降低噪音（方式可能是解散不跳广场舞，建立跳舞室内场地等等）的成本比居民降低噪音（方式可能是自己搬走，自己装隔音墙，自己默默忍受等等）的成本低，则权利应该被赋予居民，因为这样能够节省成本。所以理想情况是能够精确计算两方各自的成本并且比较，再决定对哪一方授予权利。

假设正确的权利界定应该将权利赋予居民，而将权利赋予大妈是错误的，当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应该比较两方控制噪音的成本，赋予成本高的一方。当选择权利界定错误，权利被赋予了不应该赋予的一方，在前面的假设中，权利被赋予了低成本的跳舞大妈，此时如果应用财产规则，居民即使认为安静环境对自己的价值比跳舞对大妈的价值高，也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无法通过自由谈判改善局面，他们需要一个“征用权”来改善局面，所以此时财产规则不再适用，需要转向责任规则。

所以在高交易成本下，在明确权利界定后，责任规则能够很好地解决广场舞问题。

3交易成本不对称

假设广场舞大妈主动与居民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很高，而居民主动与广场舞大妈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很低。现实中这一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周围居民生活的小区安保非常严格，广场舞大妈很难进去与居民谈判，即使进去了也很难见到所有被噪音问题困扰的居民，当居民人数众多，挨家挨户寻找是一件极其耗费成本的方式。而相反情况，居民却可以在每天广场舞特定的活动时间一下子见到所有广场舞大妈，并与之进行谈判，假设他们谈判得非常顺利，一次性签订了合同，完美解决了问题，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法授权利应当被赋予广场舞大妈，采用财产规则加以保护。这样经济效率最高，很好理解。如果法授权利被赋予居民，高交易成本下对居民的保护只能是责任规则，但责任规则也是有成本的，国家必须调查，考量赔偿金的标准，这些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很明显比广场舞大妈主动与居民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很低要高。

所以在交易成本不对称这种情况下，应当将法授权利赋予交易成本高的一方，并且用财产规则来加以保护。

对于广场舞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要因地制宜，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信仰均不同，应当将此与交易成本，政府制定赔偿金标准的成本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量。不管将法授权利赋予谁，又采取怎样的保护手段，最终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率，使得执行的公共管理费用最小，不损害原有权利人的利益下，讓更多群体享受到利益，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魏建，宋微.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选择——产权保护理论的法经济学进展[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05）：130160.

[2]程承坪.理解科斯定理[J].学术月刊，2009，（04）：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