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早期传统的书堂教育，反日民族私立学校教育的兴起，他国势力经办的朝鲜族学校三个方面阐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延边地区朝鲜族学校教育的概况。指出，朝鲜族有一种高尚的心理素质就是把子女教育当作春天播种一样看待。近代移居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民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兴办早期书堂到近代私立学校，不遗余力，完成了教育的近代化。另外日本和中国出面干涉延边地区朝鲜族的教育，使当地学校教育形成了三足鼎力的局面。

【关键词】 延边地区；朝鲜族；学校教育；内容；特点

1883年，随着《吉林与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的签订，中朝边境解禁；1885年，清政府在图们江北岸设立专垦区、越垦局，并于1891年将越垦局改为抚垦居移至南岗（今延吉），为朝鲜垦民大量迁往延边和开发延边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1907年，延边的朝鲜垦民有14，700户，72，470人；1910年，日朝《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之后，破产的农民大批涌入，1910到1920年之间，迁入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族为93，883人，共计192，540人，他们之中有60%定居在延边四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辛勤劳作的同时，兴办教育是每个人心中的信念，因为这是传承文化纽带和反日民族斗争的基础。

一、延边地区朝鲜族早期传统的书堂教育

朝鲜人历来重视教育，凡是有朝鲜人聚居的地方，都要克服困难，开设书堂。延边朝鲜族的“书堂”教育开始于在1870前后，在1883年之后得到普及，到19世纪末，在朝鲜族居住的地方和村落，大多都有书堂。

书堂具有明显的简单性和原始性。一个书堂通常只用一间民房作为教室，有一名训长和十几个学生组成。教师的酬劳通常由家长分摊，或者由他人给教师代耕。书堂没有规章和制度，学生随时入学。其教育内容完全继承了朝鲜，以封建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学生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和“三纲五常”，具体包括《千字文》、《孟子》、《论语》、《明心宝鉴》、《通鉴》等。所设私塾大致有四种情形：第一种，是官宦人家为教育自己子女，聘请私塾先生所办；第二种是，私塾先生为生计而设，专门招收村里孩童学习；第三种是全村共同设立；第四种是由几个适龄儿童的人家合办一所私塾，聘请先生教授。

早期書堂除了是青少年学习的地方之外，还是村落议事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村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村里的公共议事会请训长做顾问，村里的婚、丧、祭也请训长做主持。因此书堂不仅对下一代儒教启蒙和文化素质教育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是延边朝鲜族与祖国思想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延边地区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反日民族私立学校教育的兴起

1905年，反对《乙巳保护条约》的朝鲜人民抗争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爱国者和觉醒的知识界兴起了反日爱国启蒙运动，他们在谴责政府官僚的卖国行径和宣传爱国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内修外学”的主张，呼吁教育救国，要求“兄弟同胞，力求分发，一心重教育，激励新一代”，也遭到残酷镇压。这个运动被亡命在东北的爱国志士所继承。如此，延边迅速兴起了反日爱国教育运动。该运动在朝鲜移居延边的有识之士的领导下，以私立学校作为基本形式，来传播近代科学文化，唤起青年一代的反日民族意识。

1906年，延边龙井出现了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私立学堂，瑞甸书塾，它由朝鲜末代王族李相卨在特殊的背景下创立。1905年，李相卨在赴荷兰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为创办学校，培养救国人才，特意在朝鲜人聚居的延边停留一年，联合爱国人士朴茂林、李东宁等创办了瑞甸义塾，进行新文化教育，它的成立标志着延边朝鲜族教育近代化的开始。但学校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统监部派出所的干预，不到八个月被迫关停。师生们搬迁到珲春县塔头沟进行重建，一年后有3个班74名学生毕业，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毕业学生和爱国志士继承母校传统，奔赴延边各地创办私立学校；1908年，延吉县局子街东西郊分别成立昌东书塾和光成书塾；同年10月和龙县子洞屯成立正东书塾；和龙县明东村创立明东书塾，后更名为明东学校，1910年增设三年制中学部，由金跃渊担任校长，之后学校为了新文化的传播，在学校附近的村社增开了六所夜校。明东学校很长时间内扮演着抗日斗争先锋角色，是反日运动的策源地。以上都说明延边地区朝鲜族反日民族私立学校蓬勃兴起。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更多人投入到学校教育事业中。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延边有私立学校19所，学生493人；1913年增至88所，学生1859人；1916年持续增长到156所，学生3879人；到1928年东北由朝鲜族反日志士和民众经办的学校已有388所，其中延边四县朝鲜族人民经办的反日私立学校208所，占东北朝鲜族人民办的反日私立学校总数的53.6%。

1、反日民族私立学校的类型

延边朝鲜地区的新兴文化教育运动与反日民族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特别在朝鲜“三一三独立运动”和东北朝鲜族群众独立大示威运动之后，延边朝鲜族兴起了更大的办学热潮，普通学校基本上取代了私塾，按其隶属关系，大致分为：

（1）民族独立团体设立的学校。1920年北路军政署在汪治县十里河太平沟设立“士官养成所”；1920年北路都督府在延吉县设立“士官学校”；国民府自1921年至1924年，在安图县设立“军事训练所”、“士官养成所”；在和龙县设立“士官学校”、“剑成中学”，新民府于1925年3月在东宁县设立“成东士官学校”。1923年至1925年，延边朝鲜族独立团体大部分联合改组为“参议府”，该组织在每个行政区皆设有三所以上小学，实施中等教育，在中国中等学校设立“韩人科”。新兴武官学校在柳河县三源浦的原“新兴讲习所”的基础上建立，本校设在通化县哈泥河，分校设在通化县七道沟大块大帽子和孤山子河东两地。校长为创办耕学社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李世荣，队长李青天、教官有吴光鲜、申八均、李范夜、李敬天等。学员分“下士官班”“将校班”和“特别训练班”。下士官班学习期限三个月，将校班6个月，特训班一个月。学校学员组织“新兴学友会”，并且创办《新兴学友报》，宣传革命理论，爱国思想来激励民众。从上述看，独立团体创立的学校主要分为初等学校和军事学校两类，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军政干部、战士及其后备力量，属于完全的民族反日学校。

（2）普通民众设立的学校。朝鲜族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创办的学校在这一时期大量增加，主要包括和龙县德新社营岩村镕兴学校、清湖学校、龙井村大成中学校，延吉县勇新乡济东学校、维新村英实学校、尚义乡永生学校等。这些学校由当地农民捐款和捐粮创办，学校每年的经费由学生家长积攒零用钱的方法解决。据不完全统计，在1911年共有8所，占该年私立学校总数的41.6%；1913年共有45所，占该年私立学校总数的52.3%；1926年则增至有117所，占该年私立学校的61.3%。

（3）宗教团体设立的学校。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宗教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朝鲜族固有的宗教，包括天道教，元宗教、大宗教、清林教等等；另一类则是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长老教等。这些宗教最先产生于延边地区，然后扩散到东北其他地方。据统计，到1928年，朝鲜族固有的民族宗教创办学校23所；西方传入的宗教创立58所，总计81所。这些宗教学校是作为传教的附帶形式创立的，却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被爱国志士用来宣传反日民族思想。

2、反日民族学校的特点

（1）以反日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宗旨。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对朝鲜民族反日爱国运动的镇压，加深了朝鲜的民族危机。为了反对日本的奴化教育和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些私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宗旨和课程设置具有明显的反日性。例如延边地区私立学校实行的《小学校准则》规定：“小学应注意儿童的身体发育，小学教育的宗旨是向他们进行品德教育，讲受基础知识，传授生活技能。”《小学校准则实施细则》规定：“教育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应尽职责，端正品质，修练意志，通过道德修养，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和进取心”。学校课程的设置则是大同小异。小学主要安排：修身、国语、算术、东国历史、音乐、体操、地质、图画、习字等，女子加修缝纫课；在和龙县大拉子明东村明东学校中学部的教学计划中有“历史、地志、法学、地文、博物、理化、生理修身、卫生、手工、新韩独立史、植物、帅范教育学、农林学、矿物学、外文、翻译、中文、写作、习字、探术、体操、音乐等科目”。教材则广泛使用《初等东因交略》、《最新东国史》、《东洋历史》、《国语》、《国语读本》、《越南亡国史》等，其中《国语》是自编的，选用了描绘反倭寇斗争的《壬辰录》以及《知己知友》、《故乡》、《兵器之演变》等课文，用以培养青少年的反日民族情感，另外学校的名字，校园的游戏等等无不例外的含有政治目的。

（2）新学取代旧式书堂。瑞甸书塾作为延边朝鲜族的第一所近代私立学校。它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完全的抛弃了旧式书塾的教学内容，用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代替封建儒家思想。在此之后，延边其它地区也以此为范例，相继设立近代意义的学校。在新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旧式的书塾也适时的调整了其教学内容，但没有完全摆脱旧式封建文化的束缚，直到20年代末才完全实现近代化。

新式的学校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保证其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要求其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从上文提到的学校教育准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培养专门型人才的学校设立：有专门培养军政干部和暂时的军事学校，如前文中提到的和龙县“士官学校”、新兴武官学校等；有为女子专门设立的学校，有针对平民的夜校等。

（3）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在2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东北朝鲜族中传播，一些先进的爱国志士，如李麟求、李柱华、思金国，金奉禹、吴日根等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延边朝鲜人聚居的地方创办学校，学校教育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最主要形式。如1924年11月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金奉禹和吴日根等来到龙井村设立劳动学院，开展劳动运动。同年，早期共产主义者朴允瑞、朱促等在龙井的永侍中学、大成中学、东兴中学等学校向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在这个时期，龙井成为朝鲜族共产主义者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基地，培养出了大批的革命青年学生。

三、他国势力经办的朝鲜族学校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各国加入侵略中国的行列。延边地区也不例外，20世纪的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政府为了各自利益，纷纷在延边朝鲜族设立学校，成为了东北朝鲜族教育的有力补充。

1、外国教会经办的学校

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最早传入朝鲜族的西方宗教。教会势力以延边地区为中心扩散到东北三省各地的朝鲜族中，在延边设立的学校也比较多。如加拿大基督教于1914年在龙井村设亢明信女学校，1920年又设思沛中学；德国天主教于1908年在延古县木岩村设立相龙书堂，1915年在和龙县大正子设亢惠成学校。据统计，1928年，外国宗教势力在延边地区设立了58所私立学校，其中基督教和天主教18所。这些学校完全是西方国家为了侵华和传教设立的慈善机构，但在当时，教会朝鲜师生反日情绪高涨，在教会的掩护下传播爱国思潮。

2、中国经营的朝鲜族学校

中国政府为了抵制日本侵略，对朝鲜移民采取了强制规划和同化教育的政策，“以资变化气质”。清朝末年，中国政府在延边地区朝鲜族一共成立了9所学校，大部分分布在和龙，共培养学生1122名。

民国时期，东北的地方政府延续了清政府的教育同化措施。1915年延吉道专门出台了《统一垦民教育办法》，强制要求朝鲜族私立学校使用中国政府编撰的教科书，学习中国地理，历史等知识，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为了与日本争夺朝鲜族教育的控制权，奉天政府1924年出台相关条例，强行改编或拆除朝鲜族学校，努力将朝鲜族教育纳入中国的体制范围之下，到1928年，延边四县可以容纳朝鲜族的中国公立学校共有167所。

3、日本经营和控制的朝鲜族学校

日本通过在东北地区的领事馆所在地及“铁路附属地”等自己的行政管辖区设立和经营一部分朝鲜族学校的方式，与中国争夺朝鲜族教育的管理权，同时根除朝鲜族的反日思潮。

延边地区日本经营的学校按照经营群体和方式不同可以分为这几类：一是朝鲜总督经营的学校；二是满铁会社经营的学校；三是朝鲜总督府补助的学校；四是移民會社经营的学校。以上四种大致包含了二十世纪初日本在延边经营的所有学校，据资料统计，到1928年，日本经营和补助的学校总数达到110所，到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教育投资达到175，646日元。这些学校拥有优越的教学条件和优厚的助学资金作为诱惑，来诱惑青少年，从而推行奴化教育。一些朝鲜族民众由于住户分散，生活困苦，难以坚持自办学校，不得不把子女送入亲日学校。

四、小结

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教育以二十世纪初作为分水岭，前后具有质的区别。首先，以瑞甸书塾作为开端，延边地区星罗棋布的出现了大量私立学校，这些学校成功抛弃了旧式封建传统教育，运用新的学制和科学的教材，使延边地区朝鲜的教育实现近代化；其次，延边地区的民族私立学校在反日爱国运动的背景下设立，具有明显的反日性质，政治目的明显，是朝鲜族反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后期，随着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入，许多私立学校开始步入了新民主革命的阶段。再次，日本与中国为争夺延边地区朝鲜族教育的控制和管理权，也热衷于教育投资，在延边地区兴办民族学校。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延边的朝鲜族教育形成性质不同的三种教育形式，形成三足鼎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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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金梅（1990.3-）女，山西吕梁人，吉林师范大学2014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