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徐冀宁

【摘 要】 本文立足于《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分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层次对习近平“正定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进行了探讨、分析与梳理。认为，习近平“正定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严肃处理腐败行为，实现“不敢腐”；完善党内制度体系，实现“不能腐”；着力提升思想境界高度，实现“不想腐”。

【关键词】 习近平；“正定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特别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上堪称“言必信、行必果”，在反腐败的实践行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令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反腐到底、纯洁自身的决心。在大力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行动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努力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思想理论，比如“不敢腐”层面上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能腐”层面上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想腐”层面上的“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等等，很多都给人以眼前一亮甚至耳目一新的感觉。古语有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古往今来，宰相也好、猛将也罢，都不是天生就会治国治军而是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成长经历。人的成长经历是一个客观存在、人的思想之根本来源也正是这种客观存在，古代的宰相、猛将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理论不是一朝一夕提出来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时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在从基层到高层这一路走来的工作历程中形成的。在习近平的人生历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很重要，而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这三年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这三年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阔步前进，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党，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很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而在这三年之中，习近平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今已撤销，改为石家庄市）正定县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县官”，真正开始了在工作中的“独当一面”。在“正定三年”之中，习近平和中共正定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优秀人才引进、历史文化挖掘、文化教育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围绕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和“居庙堂之高”的邓小平一样，“处江湖之远”的习近平在这一时期也提出了很多的思想理论，“党风”一词在这一时期是习近平治县理政工作中的一个“热词”，其“努力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思想也正是滥觞于这“正定三年”。

一、严肃处理腐败行为，实现“不敢腐”

对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一环，也是守卫全面从严治党“底线”的一环，是“兜底”的。如果对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甚至放任就很容易产生“破窗效应”，从而使腐化堕落的病毒在逐渐升级变异中大范围传播，所以对腐化堕落的思想要时刻密切注意、对腐化堕落的行为要坚决“零容忍”。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的历史关键点上所讲：“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1]也正如吴官正所说：“查办案件是党章赋予纪检机关的重要职责，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2]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但是与此同时在党风、政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干部特殊化、特权现象抬头、组织纪律涣散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这些问题如果不严肃处理则会侵蚀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甚至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于对党内不良风气的严厉打击、对腐败案件和腐败分子的严肃查处特别是对其中典型案件的查处，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三年之中多次强调。

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在正定县全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讲到：“查处案件必须依靠所在单位党组织，有一件查一件，这和抓党风是一致的。要选择有代表性的违纪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充分发挥其反面教员的作用，用于教育全党，促进党风的好转。”[3]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还专门重点强调了要狠刹国家干部违规建房分房、“农转非”和招工中违反政策拉关系、“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这三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抓紧打击与党风密切相关的经济犯罪活动，要“使不正之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4]1983年8月16日，习近平在正定县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讲到：“当前，要特别注意认真解决一下干部队伍中的三股歪风，即吃喝风、男女作风、组织纪律涣散之风。……县委准备抓抓典型，严肃认真地进行处理。”[5]1983年12月，经过机构改革，中共正定县委的新领导班子产生，同时习近平主持起草了《關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其中的第四条规定：“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问、敢顶、敢管，敢于碰硬。”[6]这就将“敢抓敢管”以规定的形式确定了下来。1985年3月，在离开正定去南方工作两个月之前，习近平在正定县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列举了正定县出现的几种比较突出的“新歪风”（如滥发奖金、以权谋私、弄虚作假、陪客成风等），在此基础上强调：“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要认真抓，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松松垮垮，坚决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时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以权谋私的干部要坚决撤换，触犯刑律的要给予刑事处罚。……凡重大问题、大案和要案都要组织力量迅速查清，抓几个不同类型的反面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7]可以这样说，从到正定走马上任到最终离开正定的三年之中，习近平对加强反腐败斗争的执行力度、发挥典型案件的震慑和教育作用、努力实现“不敢腐”始终是常说常新、常抓不懈的。执法（纪）必严、违法（纪）必究，越是重量级的大案要案越要坚决查处、严肃处理，这一点在今天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依然要继续坚持和发扬，“打虎拍蝇”没有也不应该有“疲劳期”、“暂缓期”。

二、努力完善党内制度体系，实现“不能腐”

在“正定时期”，习近平的职务是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只是一个县的领导人和党中央意志的执行者。这样的客观条件就决定了习近平当时不可能站在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以顶层设计的眼光提出全局性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对制度的改革完善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是在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完善党的各项制度与体制机制以努力实现“不能腐”。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关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严肃党的纪律要求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一大优势所在，也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革命战争年代，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保证和维护了党的高度团结统一，使党成为了能够担当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重任的先锋队。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党要想真正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重任也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每名党员也必须要敬畏党的纪律，否则就会导致软弱涣散直至腐败变质。没有严明的党纪就不会有良好的党风，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对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可谓再三强调。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讲到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时指出要积极主动协助党委对广大党员进行纪律教育，此外还特别强调指出要狠抓政治纪律：“要把抓政治纪律放在纪检工作的首位。……抓好了这点，就是抓到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就能更好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8]同年10月，习近平在讲到县直机构改革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要遵守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严禁擅离职守、私分财物、突击花钱等以求真正搞好机构改革。1985年5月，习近平在正定县全县乡镇和县直企事业单位整党动员大会上再一次批评了纪律松弛的问题，指出：“要通过教育，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严格遵守纪律，改革和四化建设才能有胜利的保证。”[9]今天，在全党上下努力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过程中，重温习近平当年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的讲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强化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言堂”、“个人崇拜”曾经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遇巨大挫折、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全党上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过程中大力强调党内民主。1983年8月16日，习近平讲到：“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活跃党的民主生活，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家长制和‘分散主义。要严格组织生活，党委、党组成员要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小组生活会，接受党员监督，不当特殊党员。……通过活跃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生活制度，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提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10]這里习近平将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党的统一做了统一和一致的正确定位，驳斥了有些人所谓“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错误思想。习近平还在这次讲话中讲到在适当的时机要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民主选举党支部班子以改善基层党支部班子的结构、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1985年5月22日，习近平在会议上再次严肃批评了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行为：“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把自己主管的单位变成自己任意支配的领地，一意孤行，称王称霸。”[11]习近平当年的话语犹然在耳，而今天党内的这种不良现象依然在有些地方存在，依然要在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中加以克服、改正。

3、全党动手齐抓党风以全面净化党内环境

虽然反腐倡廉建设仅仅是党的建设五大方面的其中之一，但是其绝不仅仅只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任务而是全党上下共同的任务，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个工作部门（包括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统战部门等）甚至每一名党员都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都不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党内人人都起来负责才能全面净化党内环境以真正在党内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这一点也是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三年之中所秉持和强调的一点。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讲到：“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是全党的责任，必须全党动手抓。党风、党纪在遭受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之后，整顿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更加重要，绝不是某个部门可以担当起来的。”[12]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讲到了全党抓党风的四个主要标志：“一要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亲自抓，二要依靠各级党组织抓，三要有一支坚强的纪检队伍专职抓，四要把广大党员动员起来向歪风邪气作斗争。”[13]不可否认，习近平的这次讲话具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是全党动手齐抓党风党纪这一点并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要将其融入党的相关制度建设中使其更加具有操作性。

4、改革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是和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紧密相关的一项工作，对维护党的纯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具体内容、工作方法等也需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讲到了这个问题：“纪检工作也面临着改革的问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做纪检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学习改革、促进改革，保护献身于四化建设和改革的同志的积极性，保护新生事物。”[14]在这里，习近平既强调了纪律检查工作要不断改革，也阐明了纪律检查和干事的统一性从而从侧面说明了“不干事才安全、干事就会出事”的思想是错误的。30年之后，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有关于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内容（如“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等），这可以看做是对习近平30年前关于“纪检工作要改革”的思想在全党层面上的实施与践行。

三、着力提升思想境界高度，实现“不想腐”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思想理论对实践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引导作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引导正确的实践行动、错误的思想理论引发错误的实践行为。很多领导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最终走向腐化堕落，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出了问题。解决问题要寻找问题的痛点，“三观”出了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三观”方面的问题。所以，要着力提升思想境界高度、筑牢思想意识防线、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最终要让“不想腐败”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这是实现个人层面上的拒腐防变的根本性措施。在“正定时期”，习近平对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强调。

1、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提高认识、明确态度

认识对实践有着指导的作用，对某个问题如果没有科学、清醒的认识就会采取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态度体现着一个人的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更是体现着一个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原则立场。在腐败行为的大是大非面前，稍微的认识模糊、态度暧昧都很容易被“拉下水”，故提高认识、明确态度是能够有效进行反腐败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是首要条件。1982年8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正定县委落实政策工作会议上讲到清理“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问题时讲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对好人好事要敢于表扬，在歪风邪气面前要敢于扶正祛邪。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教育。”[15]虽然习近平在这里并不是专门针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讲的而是针对清理“三种人”问题讲的，但是二者都涉及到党风问题而且道理都是相通的，二者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态度。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在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要“进一步提高对搞好党风重要性的认识”[16]并分别就“改革的根本保证”、“全党的重要责任”等五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详细的阐述；习近平讲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我们必须向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腐化现象作斗争，……我们不能把争取党风尽快根本好转当作一般的业务工作去看待，必须提高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的重大意义。”[17]在这里习近平已经将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到了关乎党生死存亡的高度。

2、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筑牢思想意识防线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将共产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对党员进行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要更加旗帜鲜明地予以加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针对在有些党员身上出现的信仰缺失现象，习近平对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十分重视。1982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3个月，习近平在正定县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批评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缺乏共产主义精神和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的工作态度，进而指出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教育：“共产主义的精神、道德、纪律风格，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内容，……通过学习，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恢复和建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自觉克服和纠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不正之风，使共产主义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增长。”[18]1983年4月11日，習近平再一次指出：“党风不正的实质都是来源于极端个人主义，根子在于没有牢固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每个党员必须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此，必须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自觉纠正不正之风。”[19]1985年5月22日，在即将离开正定县去南方工作时，习近平又一次讲到了在整党中进行党性教育的问题：“新的不正之风要彻底纠正，最根本的一条是抓好党性、党纪和党的根本宗旨教育，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治本的办法，……要通过教育，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我们党现在采取的各项政策，所进行的改革和四化建设事业，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20]这些不得不说是习近平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所总结出的深刻认识，也不得不说是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氛围中难能可贵的长远认识。

理想信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高线”。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21]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关键性标志，如果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则党就失去了立党的思想基础，而如果党员缺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则党员个人就失去了立身的基础。只有不断加强对党员的“三观”教育、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武装头脑、筑牢思想意识防线、不断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才能真正实现“不想腐败”，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也需要在当下和未来做到长期坚持不松懈。

3、摒弃低级庸俗的人情关系

问世间情为何物？古往今来无一人可以完美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人情是一把“双刃剑”却是客观事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求情谊的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之中的亲情和爱情、大到对国家的热爱之情等都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和积极作用。然而，人情也是一分为二的，滥用人情必将导致人情的低级化、庸俗化，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等成语就是对此的形容；低级庸俗的人情关系往往会对国家制度的运行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造成冲击，使“当老好人”甚至“托关系”、“找熟人”、“寻路子”、“走后门”等大行其道进而破坏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规则，近些年来出现的“贪污受贿父子兵”、“权钱交易夫妻档”、“奢靡享乐兄弟连”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在会议上专门批评了走后门拉关系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工作的庸俗做法和由这种庸俗的人情关系导致的畏难软弱情绪：“涣散软弱的主要表现：一个叫有畏难情绪。……另一个叫怕字当头。怕得罪人，怕影响关系，怕丢选票；有的怕告、怕闹、怕穿小鞋，……有的甚至放弃原则，说情，包庇。”[22]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对纪检干部提出了要求：“纪检干部要成为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有坚强的党性，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向各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不做和事佬、老好人。”[23]四个月之后的8月16日，习近平又一次讲到：“要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不为坏人坏事开绿灯。”[24]

同客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人情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全面抛弃人情、把人都变成“冷血动物”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样，滥用人情、把人情庸俗化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也要有感情、也要讲人情。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人情面前放弃党性原则，更不能利用人情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而是要将与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融入到为之拼搏的伟大事业之中，使各种感情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是习近平当年的讲话留给我们的深深启示。

4、发扬和践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李瑞环说：“作风问题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主意再好也白搭，本事再大也没用。”[25]党的作风和党的形象是党的思想理论的外在表现，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都是紧密联系的，在工作中没有好的作风就不会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意识防线，也不会真正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历史证明，当三大优良作风落实得好时则党的事业成绩斐然，而当三大优良作风被“束之高阁”时则党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在“正定三年”之中，习近平在多项具体工作中多次提到要发扬这三大优良作风。

（1）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则必须在作风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始终使党的思想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相适应，否则就谈不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习近平在“正定三年”中对这一点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1983年8月16日，习近平在谈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时就指出，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正确分析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26]在讲到学习《邓小平文选》时也强调了“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27]在这一年年底出台的由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中规定：“工作要注重实效，力戒仅仅止于发出号召、做出安排，多在实施、落实上花力气。”[28]1984年12月7日，习近平在讲到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时指出要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老干部留下来的“传家宝”继续发扬光大。

（2）关于“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的95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的历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9]背离宗旨、脱离群众必将导致种种腐败行为，这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都是如此。1983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讲到机关机构改革问题的方法时说：“要充分走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把党的政策和配备班子的标准，把选留干部的条件交给群众。对整个班子组成配备，谁进谁出谁留，谁任什么职务，都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使领导的意见真正体现群众的意愿。”[30]1985年5月，习近平又讲到要通过教育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使每一个党员真正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的最高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31]习近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习近平同志扎下根来，踏实工作，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做派。……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32]根据之后的事实来看，不能不说习近平的所讲所为有着高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做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执政理念并没有改变而且还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与遵循。

（3）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这种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种地位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必须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正如1928年斯大林所讲：“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33]在“正定时期”的三年之中，习近平多次批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也多次强调要发扬和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讲到：“公社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带头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对照检查自己，主动自觉地把自身的不正之风打扫干净。”[34]这和30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思想在中心内核上是一致的。同年8月16日，习近平在谈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时又讲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不断地解决好党内、领导班子内出现的问题。”[35]两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习近平在讲到机关机构改革问题时强调：“坚决反对‘人显言贵、‘人微言轻、‘因人废言和听不进‘逆耳之言等思想作风。”[36]1984年12月7日，习近平在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中讲到继承老干部的优秀品德、大力发扬老干部的优良传统时又一次指出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习近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带领大家一起做的，在同年12月出台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写入其中从而成为规定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95年历史是一个有系统性的整体，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也不是前后毫无关联的零散碎片而是一个既完整又系统的整体；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必须对各个时期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才能真正以科学的态度做到实事求是、秉史直书，否则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而在对领导人个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则，第一，要将领导人放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历史的分析；第二，要对其成长的历程进行宏观而系统的把握，不能也不应该“只研究人生的一段而丢弃另一段”甚至“只研究人生最辉煌的一段而丢弃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否则就无法真正做到科学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和所有的人一样，国家领导人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和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习近平总书记也是从基层一路走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才有了后来的“中共寧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两学一做”（即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育活动）中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同时还需要学习、研究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各个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也要了解习近平在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唯有如此学习才能更加深入。习近平“正定时期”提出的关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很多在当时的背景下打上了那个时代“整党”的烙印，但是在今天并未过时，依然是需要在治国理政中学习和践行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中的很多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影子。“县”是中国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层级，县委书记和县长虽然不是处于最基层但是也承担着很重要的发展任务。“一个县就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现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县委书记在干部序列中说起来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37]在县级政权的地位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的号召下、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的形势下，梳理、学习、研究、践行习近平“正定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以资政育人，对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加快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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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3.

【作者简介】

杨丽萍（1984-）女，内蒙古阿拉善人，管理学硕士，中共阿拉善盟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讲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公共管理.

徐冀宁（1987-）男，辽宁鞍山人，法学硕士，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和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