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亦男+曾慧敏

【摘要】我国伦理文化思想历史源远流长，但是，纵观历史，现代行政伦理却滥觞于拥有法治传统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而作为现代化国家，我国的行政伦理发展和建设也深受西方行政伦理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行为的伦理失范随着社会的不断转型而显现。西方的行政伦理在我国的适应性也需要重新定位和探究。本文从中西方行政伦理文化的差异性为切入点，结合我国行政伦理的现状从而解析西方行政伦理，为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西方行政伦理 政府本位 公民本位 行政法制 中国行政伦理建设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运动还是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行政伦理思想都具有著无比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致力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面临着伦理道德转变和价值观念转换的社会主体，其行政伦理失范显得尤为突出。当代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正处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之中，正视西方先一步发展的相较完善的行政伦理外源性支援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才应该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现实逻辑。

一、中西方行政伦理文化差异性

我国传统行政伦理学的历史始终围绕着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流变，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统治者都以儒家伦理文化为理据约束公众和自身，以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西方行政伦理学汲取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治理模式、罗马的“共和制度”治理模式以及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等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差异

我国“性善论”是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行政界，习惯以道德、自律对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约束，灌输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

西方“性恶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导向对行政人员自觉性和天生向善的本能期望很低甚至予以完全的否定。

（二）“政府本位”与“公民本位”的差异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执政为民”的行政伦理思想，但封建思想的残留、传统行政伦理的失范仍是顽疾。因此，目前，我国仍处于半官半民，还是以管理而不是服务为主要职能。

然而在西方国家，悠久的契约观念对其行政伦理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观念阐释了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因而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的权力与义务既统一又依存，即资源交换的互惠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上，政府行政人员初衷便是为公众服务，那么相较我国来说，对“公民本位”更加容易体现。

（三）“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的差异

我国传统社会源于宗法制，从而形成了以德育人，以德治人的思维方式。封建时代君权大于一切，“权大于法”深植人心，使我国的行政治理工作和行政伦理建设发展迟缓，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实行道德和行为改造约束。

而西方国家所推行民主思想及法律至上的意识必然造就其以法律约束的权力观思想。在漫长的发展中，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法律至上原则，使得社会一切个人、团体等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合理的统一，对社会具有平等性全和面的适用性。

（四）“德治”与“法治”的差异

在我国，由于历受儒家影响，强调当政者要施行德政，同时加之必要的规章等外部控制方式为辅助手段来强化行政人员的客观责任和道德修养，因此，由此看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德治”色彩比较浓厚。

西方国家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观责任的看法与我国相悖，持有消极态度，因此其在制度设计上，主要通过使用法律、规则等外部控制方式来加强行政人员的客观责任，同时加之一些必要的道德教育、伦理培训等为辅的外部控制方式，从而达到强化行政人员的主观责任的目标，“法治”色彩比较浓重。

二、我国行政伦理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便步入了新旧行政伦理并存的局面，展开了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别开生面的行政伦理建设新局面。十八大之后，我国政府致力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型转变为服务型，即便如此，我国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依然存在且亟待解决，尤其是政府腐败、寻租以及公信力缺失等问题，我国传统伦理观念造成了公共伦理观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识困境。

（一）我国行政伦理进步之处

1.从“人治”逐步转向“法治”。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致力于建成道德健全的法治社会。

2.从“官本”逐步变为“民本”。我国不断推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不断深化“执政为民”的“民本”思想。

（二）我国行政伦理不足现状

1.行政伦理意识缺失。在社会变革冲击下，我国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弥漫，行政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服务意识淡薄。

2.行政伦理行为失范。现有的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权力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公德缺失，行政成本巨大，卖官、公款贿赂行为破坏正常组织程序，失职渎职行为严重，公权私用侵占公共资源，社会公信力缺失。

3.行政伦理制度缺失。社会新形势下制度法规渐趋僵化，政府信用制度缺失，权力监督制度乏力。

三、西方行政伦理的我国适应性

（一）适应性

1.行政伦理法制化。西方传承了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崇尚法律至上的意识，公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而政府权力基于人民权力的让渡和委托，人民又常常以法律形式行使其人民主权，由此便决定了权力来源于法律，因此便有了“将权力锁进制度的牢笼”的经典名言，以法律来保障权力的制衡，保障公民权利。

我国则以改革开放的契机推进依法治国，但是仍不可避免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下人治色彩，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大人民立法，但人民却不能人人都行使立法权，对行政管理工作的约束更多的是依靠行政人员道德自律进行软约束，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导致各种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层出不穷。

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步伐，促进行政伦理法制化，借助行政伦理立法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

2.“民本”思想。在西方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人民为主，通过契约而形成，崇尚民主和主权。强调政治主权在于公民，由此可见，政府按契约提供为公民服务的义务，从而获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包括政治和经济，因此体现西方国家遵循“民本位”的思想原则。

而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的政府意志主导一切，行政人员向政府负责思想深深影响着行政伦理文化，导致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管理角色而不是服務角色，我国行政制度不断改革但是“官本位”的思想依旧存在。

为了避免权大于法以及官僚主义的纵横，我国应当不断学习西方的“民本位”思想，促进行政管理体制不断转型，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权于社会，正确使用公民让渡的权力。

3.加快行政伦理建设。我国过度把关注点聚焦于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组织伦理的关注度，忽视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可能产生不利于他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缺陷和不合理性，所以应当借鉴西方行政组织伦理的成功部分，加快行政伦理建设。

4.创建行政伦理管理职能。行政伦理的管理机构与运行机制为行政伦理制度的基础，我国在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方面处起步阶段，一切得从零开始，而西方国家设立独立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对行政人员进行有效的直接监管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可以创建行政伦理管理这一项新职能进行有效监管。

5.培养行政人员职业道德。我国对于行政人员的约束过度依赖于政治思想，但是现代行政人员职业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所以西方将行政人员职业化道德培训值得我国进行借鉴，通过他律、自律以及他律与自律的统一逐步实现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6.建立行政伦理监督机制。西方大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内外兼备的完善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立行政伦理监督体系，重视发展民间伦理监督机构，适应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系，缺乏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因此不存在真正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行政伦理监督，从而导致了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无法让行政人员从本质上提高道德素养。因此，我国有必要侧重建立多元化但又独立的伦理监督机制，从本质上提高行政道德素养。

（二）不适应性

1.“性恶论”的不适应性。西方国家的人性假设秉持的是“性恶论”，即以“经济人”假设为导向，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审慎的态度，通过建立在形式理性和非人格化和技术性基础上的官僚制度来强化行政人员的客观责任，但是其无法有效监督行政人员的主观责任。

而我国的“性善论”人性假设则更多的对于行政人员的主观责任进行强化和规范，辅之以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能弥补这一项不适应性。

2.“公平”价值观的不适应性。西方的行政伦理价值观虽也围绕着公平效率为核心与我国似是如出一辙，但是西方的公平价值观更多地强调的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维护的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利益。

而我国的“公平观”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基础，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最终目的，从而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将西方的公平价值观放之我国的行政伦理是不适应的。

3.“个人主义”利益观的不适应性。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提出了公共利益即个人利益的总和或者集合。

然而我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公共利益国家化的结果，体现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体、社会利益的统一。

因此，我国仅汲取西方国家所只强调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不够全面的，并不能适应我国以“整体主义”为主的基本国情。

结束语：行政伦理在当代我国行政管理中非常重要，不管是对于国家行政人员职业行为道德的提高，还是对于政府行政能力和效率的增强都有拉动作用。在传统的行政伦理观念和社会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我国和西方存在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取西方行政伦理之长，结合本国国情以及社会转型现状有所扬弃，完善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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