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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曹禺笔下反叛型女性的角色意义

2017-05-18杜思轲

青年文学家 2017年14期
关键词:曹禺

杜思轲

摘 要:曹禺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女性集古典东方的含蓄之美与现代西方的奔放之美于一体。本文旨在浅析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反叛型女性在时代、理性、人性等方面的角色意义。

关键词:曹禺;反叛型女性;角色意义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1

曹禺先生作品中的某些女性是特立独行的,她们不是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里“温婉贤淑”的类型,而是带着野蛮、放浪,背叛了传统的“三从四德”,即使最后走向穷途末路也不愿向这个世界妥协。曹禺先生塑造这些女性角色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女性的反抗便是中国的反抗

《京华烟云》中有这样的情节:木兰问父亲姚思安,面对日本在华的猖狂,中国和日本到底打不打得起来。姚思安说:“你去问曼娘,曼娘说打得起来就打得起来。”

姚思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曼娘是集中華古典女子的品质于一身的女性,她温柔安分,遵循着传统的妇德教育,集中了中国人保守、善于忍耐的性格。身为女子,面对争斗大都比男子更胆怯,她们是宁可忍也不愿争。若是如此保守无争的女子都能说出“和日本决一死战”这样的话,全中国上下还有谁能继续忍耐下去?还有谁不站起来反抗?

同《京华烟云》表现的浩荡时代一样,曹禺脍炙人口的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也都创作于民族危亡之时。因此这些作品中的繁漪、陈白露、花金子身上也就凝聚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她们以自己瘦弱的身躯,不惜毁灭也要追求自由、光明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贫弱的中华民族的鼓舞,她们敢于突破传统道德的束缚,去争、去反抗、去为了个人幸福而奋斗,她们是激励国人反抗不合理压迫的“自由女神”。

二、对理性的反思

人类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摆脱原始的混乱而建立起一系列约束性的规则和制度。这些条条框框自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曹禺先生反思的重要部分。

鲁迅说当时的中国是个“沉闷的密不透风的屋子”。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感慨: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京……如今却被日本的战斗机强奸着她的柏油路和天空。

礼貌、爱好和平、规矩本身不是罪过,但在民族危亡,外敌无理入侵之际,这些美好的品质一旦沦为软弱便成了罪过。曹禺作品中最令人感动的一点便是他对生命蛮性的宣扬。繁漪阴鸷、不守妇道,但她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幸福却是人的本能,这样的本能不能轻易地被理性枷锁束缚。

花金子亦是如此。她与仇虎本是青梅竹马却被强行拆散。不幸乃是恶意的人为,受害者怎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作弄,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她们相比,那些忍气吞声的人只是懦弱,他们不敢对抗社会的舆论,选择忍受他人的指责,他们宁愿隐忍地了却残生也不愿做扑火的飞蛾死的壮烈。

再看焦大星、周萍、曾文清,懦弱的不是男子吗?焦大星单纯善良却又过分软弱。周萍想依靠四凤得到救赎,对繁漪却一味地逃避。曾文清被大家庭安逸的生活所侵蚀,宁肯赖在家里忍受自己性格扭曲的妻子也不愿追求真正的自由和人格独立,不敢打破“家”的牢笼。

当繁漪绝望地坦言她与周萍的私情时,当花金子宁肯和仇虎亡命天涯时,当陈白露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她们是孤注一掷地跳入了涅槃的火坑。没有人比她们更痛苦,没有人比她们更洒脱,没有人比她们更快乐,没有人比她们更能体会到新生的意义,她们成了自己的主宰,不再是别人的附庸。当高大蛮性的“北京人”砸破了曾家那片四四方方的围墙时,新鲜的自由的空气仿佛冲淡了时代的污浊。

把自己围在条条框框中的中国人,摒弃了原始的蛮性而生活着的、无比文明的中国人,在那个不讲道理、烧杀掠夺的年代如何凭借和别人讲道理来安然保身?理性悲剧上演了多少次,而这些勇敢的女性却突破理性,用浪漫感染了我们。

三、对人性的挖掘

《原野》对人性的挖掘是深刻的。它的出演不知招来多少非议,而花金子成了比繁漪更“不能原谅”的女子,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矛盾。

她是单纯的也是残忍的。她是焦家的少奶奶,生活富裕安定,丈夫深爱着她,可她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她的心是忠贞的。她从心里爱着仇虎,从小就没有变过。她爱着仇虎的勇猛、男子气概,即使他长相丑陋又瘸了一条腿,即使他现在是逃犯,即使他一无所有。

人追求真爱有错吗?人反抗命运不公平的安排有错吗?莫言的《红高粱》里,九儿倒在血泊中对着老天控诉道:“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和九儿一样,花金子追求真爱、繁漪追求自由、陈白露追求生存。她们的做法惹人非议,但这人性的本能却是每个人共有的,是无法从骨子里剔除的。

真实的人性就是如此,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这些鲜活的形象让我们感同身受,是因为我们也不能保证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就能处理得更好,是因为我们也不能确定顺从与反抗、伦理与自由哪一方才是正道。

结语:

女性作为一类独特的群体在作家的作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意义。曹禺先生笔下的反叛型女性不仅表现出新时代“自由、平等”的气息,也蕴含着古老中国原始的蛮力、张力、生命力,她们代表的深层意义超越了话剧本身,对当时和现在的人们来说都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曹禺.曹禺经典剧作[M].四川:巴蜀书社,2014.

[2]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林语堂.京华烟云[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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