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源源

摘 要：该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上海高校的公派出国交流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调研分析，调研内容包括跨文化适应、个人社会资本、价值观呈现以及心理适应等方面。运用跨学科的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即：（1）加强语言学习，实现跨文化思維的转换；（2）强化管理，创建特定的“议论系统”；（3）引导公派出国交流生的跨文化调整。

关键词：公派出国交流生 跨文化适应 社会资本 议论系统

中图分类号：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b）-0221-04

随着我国高校国际交流项目的不断推进，每年公派出国交流的大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如何对这一群体开展相应的教育以及思想的引领，是各高校近年来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文化差异引起越来越多的跨文化适应、文化冲突等问题，使得公派出国的交流生难以建立对新文化环境的归属感，易出现焦虑、孤独、无助感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还可能会出现人际适应、价值冲突等方面的挑战。该研究以上海的多所高校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的实证方法，对公派出国交流生在留学期间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9份，问卷回收率为94.5%。

1 几种相关的理论介绍

1.1 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是指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与其当初生活的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后，个体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做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的心理调试与行为调整。世界著名文化人类学家Kalvero Oberg曾在1960年首先提出的“文化休克”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1]。此外，拜瑞也从文化抉择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分别为“消极固守、盲目顺应、积极整合”和“边缘化”。

1.2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作为多数社会问题（如公共和个人健康、教育、贫困和犯罪）的潜在补救方法在各个领域广受欢迎。Putnam[2]曾经将社会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桥接式（Bridging）社会资本；另一类是粘合式（Bonding）社会资本。桥接式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弱连接状态下能给个人提供的资源，而粘合式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在强连接状态下个人获得资源的方式。有研究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三个要素：一是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当要求帮忙时，准备或者有义务帮助你的人的数量；二是这些人表示愿意帮忙的关系强度；三是这些人的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与自我有强关系的他人提供的资源，是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产物和他人提供这些资源帮助的倾向[3]。社会资本概念的基本部分是社会的结构和资源，这些资源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物质或者情感的交易获得相应的资源，进而获得了社会支持，以期个体在一定时期内，获得普遍性的、信息性的、工具性以及情感性的支持[4]。

1.3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是一系列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感知（perception）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感知是对结果高度主观性的解释，受个人的以往经历、价值观系统的而影响，而个体的价值观系统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文化背景所影响的产物。有研究者将心理文化距离定义为个体感知到的其家乡文化与异国文化间的差异。有研究对美国的留学生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和来自欧洲或者北美的留学生相比，对美国文化的融合度更低些，主要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更加大。

感知到文化距离和公派出国交流生对他国的文化认同呈现的是一种负向相关，这也意味着，如果感觉到所属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留学生对所属国的文化认同也就越大。

2 公派出国交流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现状分析

2.1 公派出国交流生的跨文化适应

文化冲击的英文表达为“culture shock”，指的是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遭遇到的和自身所属母文化相冲突时的一种冲击。在“您认为在公派出国交流期间，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哪些？”的调查中，结果显示，“语言问题”占75.8%，“融入到当地文化”占89.9%，“国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占29.3%，“饮食”占57.5%，“心理孤独”占46.3%，“与他国人们的社会交往”占31.7%。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对当地文化的融入以及饮食，成为公派出国交流生在国外遭受文化冲击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在留学期间，哪些因素会影响您与当地人进行深入的人际交往？”的问题中，78.3%的人认为交往障碍的首要因素是语言。这可能是由于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派出国交流生大学生的交际范围。在与外国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调查结果分别为（选择“表面化的交往”占41.4%，“利益交往”占47.3%，“有更深层次精神交往”的只占11.3%）。而对于学生的语言掌握程度进行的调研中，对留学国所用语言的掌握程度分别为：“非常流利”19.1%，“流利”27.2%，“一般”41.9%，“较差”和“非常差”共占11.8%。而如果对语言掌握处于较差或者非常差的水平，会严重影响人们进行深层次精神交往。

在“在留学期间，您主要参与到留学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主要是什么？”“和留学国家的大学生一起参与学术活动”占31.5%，“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校园文化活动”占21.1%，“到当地人家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占9.8%，“结识该国的各阶层人群并进行深入交流”5.1%。由此可以看出，公派出国交流生积极参与到留学国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比例并不高，大部分人只是在消极地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当中。

2.2 公派出国交流生的个体社会资本

由于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新环境中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社会资本是影响公派留学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打破了时空的藩篱。95%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由于网络已经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信息资源库，更重要的是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取得联系，只要有网络在，社会人际交往就存在，哪怕封闭在住所，也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网络中的人际交往不需要现实的身体在场。因此，留学生们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向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进行求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大大提高了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利用率。

此外，留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交网站结识新的朋友，或者在SNS这种社会型网络社区中获取有用的信息。而粘合式的社会资本强调的是，除了能获取前文所提及的有用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相应的情感支持。80%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在外求学期间遇到相关问题，通常会选择在微信朋友圈或者各種亲友群中进行求助，在这个求助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得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还会有相应地积极互动，即使客观上不能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也能赋予他们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在“您觉得您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值得信任吗？”的问卷中，结果分别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为89.4%，一般信任9.2%，不值得信任为1.4%。而在“在您留学期间，您觉得留学所在国的本地人值得信任吗？”的结果为：非常值得信任的为64.9%，一般信任20.2%，不值得信任为14.9%。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式问题表明，结交当地人作为朋友的情况为：选择10个以上的占34.5%；选择5～10之间的占42.8%，选择5个以下的占22.7%。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公派出国交流生而言，他们会更加信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2.3 公派出国交流生的价值观呈现

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以及所受教育的差异，公派出国交流生在国外求学期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自身的个人价值观与他人发生冲突的问题，同时，还会碰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外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调查显示，“您是否认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十分认同”的占91.6%，“一般认同”的占4.2%。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在外求学的大学生而言，对国家的认同感是非常高的。在 “如果他人发布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是，您会怎么办？”的调查中，会“进行反驳，并积极予以回应”的占92.7%，选择“不辩驳也不予理会”的占8.2%，这说明，绝大多数公派出国交流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倾向，当国家权益或者荣誉受到一定的损害时，他们也会积极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尊严。另外，问卷还设计了是否主动承担文化交流使命，维护国家的形象方面的问题。如在“您是否主动向其他国家的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受访者的回答具体如下，选择“正面宣传，积极传播”的为28.4%，“在一定的活动安排中才进行宣传”的占49.2%，“与我无关，应该有相应的部门去承担此事”的占13.3%，“顺其自然，没有什么好宣传的”占9.1%，从这个结果分析来看，公派出国的交流生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积极性还不够，并没有主动承担起文化交流、主动维护国家形象的使命。

2.4 公派出国交流生的心理适应状况

跨文化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蜜月期大约持续1～2个月，蜜月期主要指的是一个刚到陌生环境的人，因为对周围环境有着一定的好奇感，对周围事物的认知来自于内心的探索欲望。蜜月期通常都比较短，在对环境有一定的认识之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刚刚进入新环境的外国人往往表现出对周围事物强烈的新奇感。蜜月期结束后便进人第二个阶段——沮丧期，这个时期相对较长。因为初次进入新环境的好奇感已经消失了，而新环境提出的身心适应要求在不断地累积，此时，他们会感觉到种种不适应，而且会表现出对原有熟悉环境的牵挂和留念，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他们的挫折感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的持续时间因人而异，但大多会经历2～3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会在第三阶段，此时，他们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形成了一定的人际关系，积累了处理问题的经验。他们会对自己的身心进行重新的调整，逐渐地从低迷的情绪中走出来。最后，这种适应到了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已经能够基本适应新环境，并且能积极挖掘新环境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对周围的事物表现得比较感兴趣，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环境。

公派出国交流生与长期被派往国外学习或者工作的人群不一样，他们在国外学习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般都在6个月～2年之间，在“您被公派出国的学期期限为多长？”的问题中，选择“6个月及以下”的占64.8%，“6个月～1年”的占26.9%，“1～2年”的占9.3%，这说明我国公派出国交流生主要以中短期为主。对于短期在外交流的同学而言，其心理适应主要表现在前三个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占据的时间比例会相对更高，如果在这一阶段不能很好的适应，就会出现各种心理不适，甚至会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在“你在留学期间主要的压力源来自哪些方面”的调研中，“人际压力”占82.4%，“学业压力”占78.1%，“经济压力”占52.8%。

3 公派出国交流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3.1 加强语言学习，实现跨文化思维的转换

正如前文所述，高达75.8%的学生认为语言问题是留学期间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公派出国交流生在外求学期间，语言的熟练掌握应该视为跨文化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技能。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如果语言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虽然也能与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很难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这种交流显然只能停留在人际交往的第一层次，难以达到精神层次交流的层面。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标识，反映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语言的差异性就意味着不同文化的冲突性，在处理语言思维导致的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通常会带来人们知、情、意以及行等多方面的改变。人们即使熟练的掌握了对象国的语言，但因为其原有的语言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因此，熟练了某种语言也并不意味着就能随意切换到这种语言对应的思维模式中，这样看来，语言学习知识实现跨文化思维的前提条件，但绝非充要条件，想要实现跨文化思维的转换，还要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主动的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差异性的存在，才能实现不同文化思维间的理解或融入。

3.2 强化管理，创建特定的“议论系统”

有研究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其主观世界中会存在一个强大的“议论系统”，正是由于这个“议论系统”的存在，使得中国人非常注重维护自己周围的“社会圈”。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这个“社会圈”是强大的，中国大学生有着传统的班级概念，无论从学习、生活方面还是表现为集体存在的形式，在这个集体中，有班长、团支部书记以及其他学生干部，这些班委会成员不仅承担着管理班级事务的责任，还成为大学生与班导师或者辅导员之间的桥梁作用。国内各高校的管理系统是线性的，学校与家庭之间也同时建立了相应的联系渠道，因此，大学生能感受到这个强大的“议论系统”的存在，他们的言行也就或多或少地受到较为严格的约束，周围的“社会圈”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督促作用，他们希望得到“议论系统”中的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 因此自然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容易遵从“议论系统”成员的意见和看法[5]。但是对于公派出国的交流生，他们突然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一直伴随他们成长的“议论系统”突然失去了效力，换句话说，这个一直督促他们规范自己言行的机构突然解散了，缺乏了这个外在的监督系统，少数公派出国交流生会出现思想涣散、学习松懈等行为，最终导致不能按时保质的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甚至偶尔还会出现道德失范的行为。

因此，对于公派出国留学生的管理，除了引导他们通过激发各自的内驱力进行自我监督，还应该继续发挥国内“议论系统”的作用，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强管理，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引导学生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驱动力，最终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

3.3 引导公派出国交流生的跨文化调整

Kim曾提出跨文化调整理论，认为人们在跨文化调整中，会通过对新的环境进行重新定位，认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个体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自我重组和改造，最终实现人格的逐渐完善，同时增强了自我的调控能力，最终提高其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己顺利成长为一个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rson）。9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公派交流的国家中积极寻找朋友，但在求学的不同阶段又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在最初的阶段，他们通常会与寻求国内就读大学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的朋友圈，一是获取直接的经验；二是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支持网。随着慢慢融入到国外大学生活中，83.6%的受访者表示，会积极拓展自己的人际圈，如开始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生进行一定的社会交往，因为留学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问题或者困难，而这些并不能通过求助同样来自本国的同学而得到解决，因此必须要拓展自己的人际圈，这也是跨文化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对公派出国交流生进行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技能的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组织开展专门的培训课，除了前面提到的语言类培训，还可以组织经验交流会、开展相关的讲座，邀请有相关经验的高年级学生开展朋辈教育，用“现身说法”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答疑和咨询，这种“替代性强化”的榜样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间接经验，对于他们在交流期间的跨文化调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OBERG，K.CultureShock：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Environments[J].Practical Anthropology，1960，7（4）：177-182.

[2] Putnam，R.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2001，2（1）：41-51.

[3] 林南，张磊.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Cohen，S.，Syme，S.L.Issues in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J].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1985（3）：3-22.

[5] 陳向明.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