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赋题诗小论

2017-05-18李婷

青年文学家 2017年14期

摘要：文人的生活形态、生活氛围以及生活态度，是诗歌以及其他文学样式诞生的土壤，本文将文士们据题而作的诗统称为赋题诗，分为同题共作、联句、省试诗以及同时共作和诗一类这四种类型。我们可以从赋题诗中可以体验到他们具体的生活情趣，感受到他们人文旨趣所产生的具体环境。赋题诗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高了创作的技巧，使文学作品的质量呈现上升趋势，在整个诗歌发展过程中，对我国诗歌批评史也起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对诗歌经典化也意义颇大。

关键词：赋题诗；竞争；同题共作；联句；省试诗

作者简介：李婷（1994-），女，汉族，江苏泰州人，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4

在中国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诗歌与竞争无疑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但我们遗憾地发现作为诗歌竞争的产物——赋题诗，却极少出现在人们研究视野中，对于“赋题诗”这样一个主题，系统的整理是匮乏的，陈尚君先生的《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第一次对唐代唱和诗集做了全面地收集和考证，赵以武先生的《唱和诗研究》则是大陆地区唯一一本系统研究专著，但是尽管如此，对赋题诗的探索仍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可以用凤毛麟角来概括。唐王朝是一个诗歌的王国，赋题诗则是这个王国中极为庞大的群体。文士的生活情状与生存雅趣在赋题诗中都具有指导性，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具体乃至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本文对其的研究就具备了开创性的意义。

一、赋题诗概念界定及分类

（一）赋题诗概念界定

“赋”在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正式出现之前，还有许多其他的意思。《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有云：“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泻。”孔颖达引《毛诗正义疏》云：“赋诗，谓自作诗也。”[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云：“赋，赋诗也。此疑个人随口吟其自作辞句。”[2]“赋”，其义有“造篇”一说，可见在《左传》中已经有了一些创作观念的体现，《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孔颖达疏云：“赋有二义，此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3]也就是孔颖达明确提出“赋”有创作的意思。“赋”也就成为表述创作、写作意思的一个动词。至于“题”字，相对来说就好理解了。许慎《说文解字·页部》：“题，额也。”段注：“《释言》、《毛传》曰‘定，题也。引申为凡居前之称。”据有人分析，《诗经》以诗首名篇的约为93.5%，几乎占了其作品总数的所有。赋题作为一个明确的方法而出现，是始于齐代永明末沈约倡议写作的赋汉鼓吹曲名。钱志熙在《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一文中详细的阐述了关于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过程、革新意义以及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所谓赋题，即指几位诗人就同一题目进行赋写。而赋题诗，也就是据题而赋的诗，也就是根据特定的题材而进行创作的诗文，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命题作文之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题目相同，即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同题共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题作品都具有赋题诗的实质，在划分时，还需要考虑写作时间、环境与目的。同时，文献散佚严重，使我们无法判定一些作品是曾有赋题诗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原则去考察这些同题诗是否可以称之为赋题诗，权德與、罗隐、李贺，其三人都写过《苏小小墓》，我们暂不论诗歌内容，据现有文献考察，权德與的生卒年为公元759-818，但是罗隐的生卒年则为790-816，很显然，他们二人并不具备能够赋题酬唱作诗的条件。再者如《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这首五绝是“唐人留诗”中的不朽之作，《梦溪笔谈》中曾指出，唐人在鹳雀楼所留下的诗中，“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李益的诗是一首七律；而畅当的诗也是一首五绝，也题作《登鹳雀楼》，那我们是否能够将其与王诗称为赋题诗呢？自然不能。王之涣是盛唐诗人，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二人所处时代、遭遇、处境全然不同，所以尽管诗题相同，但是并不能将其看作是赋题诗。

（二）赋题诗的分类

赋题诗可以理解为文人们根据题目而创作出来的诗作，按创作方式具体将其分为如下四类：

1.同题共作

同题共作之类，简言之就是各人同题共作各诗，其创作具有较大的自由性，是赋题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类诗作只是文士间的一种无聊游戏罢了，并无实际价值可言，但是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一无是处。无论是唐以前还是唐诗中的赋题诗都不在少数，宋代诗歌基本也都是在文人士大夫的各种唱和场合中发生与兴盛的，据有关统计，《全宋诗》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詩歌是唱和诗，由此可见赋题唱和影响之大。即使是写同类题材的诗，不同诗人的情调、力度也迥然有异，所以诗歌的创作关键还是在于诗歌创作主体的情感心态。不同的创作对象对接受者、接受方式和审美趣味不一样，可能就需要我们以不同的笔法去对待、以不同的审美情趣去适应。

2.联句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点，联句是可以从属于赋题诗的。至于联句出现的具体时间，暂无定论。按现有材料看，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联句起于汉武帝柏梁台联句，其形式是人各一句，句句押韵。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对此有所记述：“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押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4]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中也曾这样记述：“汉武宴柏梁台赋诗，人各一句，句接用韵，后人遂以每句用韵者为‘柏梁体。”[5]据赤井益久所总结的有关大历联句的特质有二，具体为：出于要共有同一题材和“场”（即当下情境）之意识的“赋得”体性格以及对一篇之完整性的参与。[6]唐代诗人在大历以前留下的联句作品数量很少，联句这种创作形式在盛唐时代还只是为文士人们偶一为之，尚未形成风气，但是到大历年间，联句风靡一时，成为文士们极为热衷的一种创作形式，并且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联唱活动，即鲍防任浙东行军司马时的规模浩大的文人联唱，以及颜真卿刺湖州时多达90余人的浙西联唱集团，这种情况的出现必定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天时地利之外，人和是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它更多的是与当时文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相关。

3.省试诗

这类诗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命题者不同，换言之就是非自由命题，较同题共作之类有很大的束缚性，所以历来为研究者们所诟病。省试诗是科举考试的试题，很显然，举子们是在同地、同时创作的，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沟通情感或对某人的诗作、倡议作出回应，纯粹是考试的需要，这是一种特殊的同题共作的现象，当然不能归为唱和，但是我们却可以称其为赋题诗。柳冕《与权德與书》：进士以试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这是柳冕论当时制举之弊的一段话。科举和文学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唐代文学者的重视，但具体到应试诗，却罕有论者。虽然已经出现了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陈飞《唐诗与科举》等重要成果，但从整体上看，省试诗依然是不被重视的一类，而事实上，省试诗却是唐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唐代的社会、文化状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在此对省试诗这类赋题应试诗就不作赘述了。

4.同时共作和诗一类

同时所作的和诗一类，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创作条件一定要满足是多人就同一首唱诗同时所作的和诗，易以现代的用语，即与读后感之类相似。这里就有必要辨析一下赋题诗和唱和诗的异同了，通常认为赋题诗属于唱和诗，但其实二者是一个交叉的关系。正规的唱和诗必先有唱再有和，而赋题诗就不存在这个先后顺序，但也并能就此断言赋题诗的定义比唱和诗宽泛，只有同时、同地、同题材而作的诗，我们才可以称之为赋题诗。例如唐代乐府诗同题现象特别多，但绝大多数是非同时、同地，且无主观对答意图的个人创作，不应属于唱和诗，同时也不在赋题诗的范畴之类。所以可以归结为唱和诗中同时而作得和诗一类为赋题诗，唱和诗与赋题诗二者是一个交集，其交叉部分即为同时共作和诗一类，二者不可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全然融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无论哪种类型的诗作，其审美理想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审美需要，因为不同的场合需要有不同的审美需求。一些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往往也还带有进谏的用意。此类作品的价值远比我们想象得多，绝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囊括的。

二、唐代赋题诗题材的延续性

诗歌的题材与主题于诗歌的诗题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无论是从其来源还是其词性来看，都呈现出其特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以赋题诗发展尤为繁盛的唐代来看，诗人的主体意识以其对诗歌内容艺术和创作规律的自觉追求，都决定了诗歌题材的多样性。当然，也可以说诗歌题材的选择多样性影响决定了诗歌主题的多样性。但无论是诗歌题材还是诗歌主题，都无法完全切裂开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去区分诗歌的主题与题材这样两种不同的概念。题材单纯就是诗歌所描写的对象本身，而主题则是体现作者对题材的具体看法，赞扬亦或是反对，表达作者对题材本身的一种怎样的情感，或者说是想借题材本身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

《六一诗话》中：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雷、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7]以上这段材料旨在说明如果脱离了自然的题材，那么作诗似乎变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诚然，无论是上文中的同题诗还是赋题应试诗，通过词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题属于自然景观的占绝大多数，自古以来，人事的远不及物象，由物象联想到“诗”的成因，题目的依据及题目与主题内容之间的联系，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诗歌是抒情的，抒情就需要意象，而很显然的是，意象无外乎来自于大自然。我们不妨来分析下面几首《青雀歌》：

辛文房所撰的《唐才子传》卷二王维中提及：“别墅在蓝田县南辋川，亭馆相望。尝自写其景物奇胜，日与文士丘丹、裴迪、崔兴宗游览赋诗，琴樽自乐。”[8]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维曾写他自己别墅庄园的景物奇胜，天天与文士丘、裴迪、崔兴宗等人在田庄内游览赋诗，弹琴饮酒自娱。至于丘丹是何人也，《四庫》、《三间》本作丘为。王维十分称许丘为，经常与其唱和。卷二有关丘为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为，嘉兴人。初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天宝初，刘单榜进士。王维甚称许之，尝与唱和。[9]由此可见上文中应该是丘为，而不是丘丹。

青雀即鸟名，是桑扈的别称。《诗经·小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场啄粟。”[10]王维在诗中赞颂了不为琐利所扰的青雀鸟。诗的前两句写青雀由于翅羽短小而“未能远食玉山禾”的情形，使人为它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后两句把青雀与黄雀相比，“争上下”的黄雀令人想到世上那些为了蝇头小利而营营苟苟的芸芸众生，青雀则令人想起那些志向高远的有志之士。借青雀而言志，则是这首诗的意旨所在。王维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一代文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文士们津津乐道而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态度。《唐才子传》中这样评价卢象：“有诗名，誉满秘阁，雅而不俭，有大体，得国士之风。”[11]也就是说卢象的诗很有名声，誉满秘书省，他的诗虽然雅正规范但是却不会给人枯燥空泛之感，通常蕴含重要精辟的道理，具备国士的风度。他在这首同咏诗中借咏青雀抒述自己不求闻达、安分自在的心态。“逍遥”一词道出了作者渴望自由自在、安守本分的心态。诗以问句作结“何假扶摇九万为？”更有《庄子·逍遥游》中“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12]之意。其实古代的诗人给我们传达的一种观点就是自由，但是愈是这样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一种绝对的自由，反而是我们企及不来的。诗人从诗中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人活着，就得活在精神的自由之中。连大鹏都是不自由的，人的不自由倒成为一种必然了。在《崔兴宗写真》一诗中，王维更是用朴素无华的寻常言语回忆了二人年轻时期的情景，从王维在诗中那并不多见的诙谐语气，可见二人的深厚交情。“不应常在藩篱下，他日凌云谁见心”一句，崔诗中不甘寻常，凌云壮志之心可见一斑，全诗都能流露出作者内心希望挣脱藩篱，凌云之上的渴望。王缙与兄维并以文章著称，《旧唐书》中提及其“少好学，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从以上这首诗来看，其诗与王维诗风相似，都具有一种平淡清新之美。“莫言不解衔环报，但问君恩今若为”，青雀素来也有青鸟之称，相传为西王母的使者。“衔环报”指的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西王母使者黄雀衔白环四枚报答杨宝的救命之恩，使其子孙四世三公。故后以“衔环”或“衔环报作报恩之称。全诗的情感表达都相对内敛，其文辞清丽，朴素自然。裴迪的山水田园诗素来清淡自然，气度高雅，许是因着佛教徒的身份，其诗作中时渗入禅趣，与王维同调。他借咏青雀来表明自己也想致身青云，入仕济世，但又洁身自好，不愿与庸俗浅薄之人同处的一种既矛盾又无奈的心理诉求。好一个“自适性”，更是道出了任情适性的自由。

清人薛雪《一瓢诗话》云：“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诗人多于雷同处见长。……惟其篇篇对峙，段段双峰，却又不异而异，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13]这一番话可以说是诗家至语。然而同一题材，诗人捕捉到不一样的美再铸成诗。于是即使是寻常朴素的同一题材，在杰出诗人的笔下，却每能戛戛独造，推陈出新，所以作品为后世所学。

三、唐代赋题诗的文学意义

文士们的生活形态、生活氛围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都可以说是诗歌以及其他文学样式诞生的土壤，而我们可以从赋题诗中体验到他们具体的生活情趣，去感受他们人文旨趣所产生的具体环境。在这些赋题诗的比较分析过程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文人的生存情状与雅趣，而且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同情性与人生观念。唐代诗人的交友酬唱活动对赋题诗的发展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赋题诗可以说是诗歌创作过程中竞争机制的产物。正是由于诗人相互之间的竞争酬唱，才促进了赋题诗的发展，这种说法有例可考。

在唐代的诗艺竞赛中，常常会推出“擅场”，其意思是以强胜弱，专据一场，后来指技艺超群。擅场一词出自张衡的《东京赋》：“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薛综注：“言秦以天下为大场，喻七雄为鬭鸡，利喙长距者终擅一场也。”[14]据《唐诗纪事》卷七十记载：咸通中，京兆府解，试《月中桂诗》，乔（指张乔）擅场，云：“与月转洪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丹霄日，应虚白兔宫。如何当羽化，细得问神功。”[15]正是由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竞争环节，才使得赋题诗甚至对整个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刘禹锡中记载：长庆中，元微之、梦得、韦楚客同会乐天舍，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刘满引一盃，饮已即成，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16]大体意思就是说刘禹锡、元稹、韦楚客他们几位诗人在白居易家里做客，白居易提议大家一人作一首《金陵怀古》诗，刘禹锡本來就不服气白居易，立即说：“我先来！”于是刘禹锡满饮了一大杯酒，“不劳思忖，一笔而成”。白居易看了一遍说：“四人探骊，吾子先获其珠，所余鳞甲何用？”他的意思是刘禹锡把《金陵怀古》的好素材先用光了，其他三个人也就都不写了，这也是及有趣的。《唐摭言》中有这样一则趣事：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曰： “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 “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17]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同题共作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相反，它有着其本身必然的规律。虽然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文人本身的情感诉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赋题诗创作所构成的竞争机制极大刺激或锻炼了文人的创作能力。同而不同，不异而异，同题创作实际是一种高难度的竞争，是思想与智力的较量，是胆识与才思的抗衡。他们同题共作，相互比才，这无疑会激发起文人们隐藏在心里的创作激情。而且就共同的题目进行同一创作，也很容易让人们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在此过程中不断学习与积累，这样不仅对文人本身的创作技巧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也能促进文学的繁荣，让文学在继承和求变中得到一种良好的发展。

作为赋题活动的产物—赋题诗，因其创作本身的特殊性，自然不免引起较多关注，文人们除了相互切磋交流之外，也会进行一些评论，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对后世无意识的影响，都对整个诗歌批评史作出了贡献。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得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关系的。”[18]好的批评必定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以及敏锐的艺术感觉，最重要的是有敢于批评的勇气。除此之外它更是功德无量的，因为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是离不开批评的，批评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创造，就是一种经典。

就赋题这一文学活动本身而言，它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原创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一切强有力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型”，[19]他的意思是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生成还是经典的形成，作者的原创性都是第一要义，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必然要依赖于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作者的独创性是保证作品生命力重要因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由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童庆炳先生也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三大类因素，即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读者。其中读者包括文学经典的发现人和一般读者，是连接文学经典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纽带。朱徽先生也提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就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赋题诗因其特殊的创作方式，在文化内涵、作品题材以及接受者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可得性，一旦产生符合或者说迎合特定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就能被接受者们认可，进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成为一种时代经典，这无疑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赋题诗以及其创作在文学中能够确立一个经典机制，从而引领文士的创作以及阅读，使得整个文学活动在保持个性特征的前提下也有相对的统一性。

综上所述，赋题诗对诗歌创作深度与宽度的发展都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变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促进文学经典化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这些赋题诗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信息，对于我们考察诗歌创作、诗人的身份信息、写作风格、创作年代等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且时代社会的变迁、日常风俗生活的改易以及政事的起伏都可以从赋题诗中得到线索。所以当我们探索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过程时，赋题诗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注释：

[1]《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7页。

[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3]《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24页。

[4]严羽撰.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01.

[6]赤井益久：《大历时期的联句与诗会》，载《汉文学会会报》第29辑（1984年2月）。

[7]（宋）欧阳修撰.六一诗话.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8]（元）辛文房撰；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07.

[9]（元）辛文房撰；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07.

[10]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02.

[11]（元）辛文房撰；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