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所谓民族观，即对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整体认知。”[1]老舍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未完）中，直接或间接地透露着属于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本文以《正红旗下》为例，从当中的人物交往和传统习俗着手，探索老舍民族观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正红旗下；老舍；民族观

作者简介：李骏（1993-），女，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正红旗下》主要通过对“我”的降生以及“我”“洗三”宴时，族内各亲友、不同民族的街坊邻居前来道贺的场景进行描写，绘就出一幅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身为旗人的“我”们一家，突破了清朝政府对于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的规定，毫无偏见地去跟汉族、回族等民族的民众相濡以沫地交往和生活。因为在此时的满族下层群众心里，“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2]。

虽然过去清廷曾严格规定旗人除了为皇家做事供职外，不得从事农商等活动。但到清末，民族隔阂在渐渐缩小，各民族的交往已呈不可抵挡之势，这在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中的人物交往和传统习俗两方面得以生动体现。

一、各族民众的百态

在人物刻画上，老舍显示出其老道的写作功力，一幅“各族民众百态图”跃然纸上，出场的大小角色都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男性角色有：汉族商户——便宜坊的王老掌柜；满族青年——“我”的二哥福海。说到颇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便不得不提这两位满族妇女——“我”的姑姑和“我”大姐的婆婆。

（一）汉族商户王老掌柜

王老掌柜是老舍回忆往事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他是在京住了60年的胶东人。在王老掌柜起初对旗人的衣食住行以及说话的方式感到不习惯且有些反感。之后却也渐渐入乡随俗，由恶到喜，比如养鸟、作揖请安和赊账这些事。出乎意外的是，在“我”洗三那天，王老掌柜居然提着一对猪蹄子也来了。老舍也因此感言：“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是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3]在不断的交往中，满汉人民之间已悄然成为了朋友。例如王老掌柜就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4]在后来受到倚仗牛牧师而跋扈赊账的多大爷为难时，王老掌柜向身为满族的二哥福海求助。福海也忙前忙后尽心尽力地想帮上他的忙。老舍如此叙述，体现出他所推崇的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

（二）满族青年二哥福海

小说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我”大舅的儿子——福海的故事，显示出老舍对此人物颇为欣赏。福海无论是在礼仪举止上还是为人处事上，都深受周围人的爱戴。他不仅在朝廷任职，也是个“油漆匠”。从制度上来说，福海学油漆手艺是不符合佐领制度的，制度规定旗人不得擅自离京离旗，就连学手艺也会被旁人轻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不从事一项副业，是很难过日子的。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底层旗人们的生活虽然有着清廷每月的几两补助，可是已经不能满足旗人的日常开销，同时束缚着旗人的自由。

福海是一个“熟透了的旗人”，他“既没有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5]他热心帮助各族朋友，为搭救王掌柜的儿子王十成忙前忙后尽心尽力，最终两人义结兄弟。面对旗人身份和兄弟义气之间的矛盾心理，他最终选择站在十成这一方。他对十成说：“我是旗兵不能自主！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6]虽然面上因为旗兵这一身份不能明着支持义和团打洋鬼子，但在内心中他是十分佩服王十成的。虽未能信守对王老掌柜的许诺让十成留京，却也和上文提到的那样，为帮王老掌柜解决多老大那件麻烦事而特意上门求助云亭、正翁和定大爷。

最后，就连定大爷这些上等旗人，也在暗中帮助王掌柜等汉族民众排忧解难。老舍把身份地位不同、风俗习惯各异的各民族同胞放置在同一场景下生存，且相处还算融洽，间接也体现出作者内心对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认同和期待。

（三）回族商户金四把

办“满月”酒时，金四把在定大爷走了许久后到来。老舍对于金四把的到来感到有些自豪，同时也觉得金四把的到来比定大爷更有意义。他特意在第六节篇末强调：“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是受到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7]在当时的环境中，回族受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颇深，因此金四把叔叔的到来更是难能可贵。小说描绘到，金四把除了有时用几个回民的特有名词之外，说话和我们没有隔阂。甚至连我们的特有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也能靈活准确地运用。除了严守教规不肯喝我们的茶用我们的杯子之外，其他并无大差异。我的母亲并未因为金四把不喝我们的茶而觉得没面子，反而十分尊重他的教规，提议“把有把儿的茶杯”为金四把专设专用。在《正红旗下》中，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只要相互理解尊重，同样可以相处很融洽，正如老舍在文中所说：“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教规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8]

（四）唯我独尊的“我”的姑姑

“我”的姑姑比大姐的婆婆多一些风趣，但也总是摆出“大姑子”的身份使唤为母亲。姑姑常常心安理得地使唤母亲干各种杂事。姑母因为“满人都尊敬姑奶奶” 而帮助在婆家经济拮据的小姑奶奶，即“我”大姐，以壮自己的声势。“我”母亲宁可自己吃苦吃亏也尽量把姑姑伺候舒服。因为姑母闹起脾气来“变化万端”，“神鬼难测”。“我”得这位唯我独尊的“姑姑”宛若家中的“老佛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行使着满族观念中“大姑子”的特权，可成为性格豪爽、直率的满族妇女的一方面的缩影，同时也反衬出“我”母亲的明事理、勤劳温婉的优良品性。

（五）欺压成性的“我”大姐的婆婆

老舍对于他大姐的婆婆是没什么好感的，从多方面反映着如今已从高处跌入低谷的旗人，虽然生活已大不如前，仍摆着空架子靠赊账维持看似光鲜的生活。在大姐婆婆的观念里，不赊账便枉为旗人。大姐的婆婆总是把大姐当女仆来使唤，趾高气昂地吩咐、命令、下指示。这让“我”的大姐生存压力颇大，梳好的两把头好几天不敢拆，天还没亮就得起来包办家里的全部家务，一旦起早了，便回到炕上穿着衣服打盹，不敢再躺下。在大姐婆家，大姐宛若免费劳动力，不仅没有全家均享的“赊账”的权利，还承担着最终的家务重担。

二、“讲究”的旗人生活习俗

众所周知，因入关之后身份尊贵，满族人对于生活的艺术还是颇有讲究的。老舍在《正红旗下》中讽刺了这一“讲究”的格调：“两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埃，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9]在小说中，讲究的两位代表人物便是“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我”的大姐夫多甫甚至自豪地告诉“我”说：“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10]足以见得，满人对其生活趣味性是十分满意的。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大姐的公公和丈夫父子俩认为把玩得细致、考究、入迷当作他们每天生活的意义。大姐的公公虽是个武官，却“随时都沉醉在小刺激和小趣味里”。他们以养鸟、养蝈蝈、养蛐蛐、听曲儿、唱戏为乐。戏曲成为满族人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不仅爱听还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同时他们也创作大量的岔曲、快书、鼓词等。大姐的丈夫，在玩腻了鹞子和胡伯喇之后，改养鸽子，体验着“满天飞元宝”的乐趣。

在“我”出生那日，两父子在院子里纵情地放花炮玩，根本没空搭理急忙跑来请救兵的“我”二姐，仿佛生孩子只是女人们的事情。身为女性的旗人等于包干了一切家庭琐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祭祀礼仪影响，主张“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他们的長幼有序、婆媳尊卑观念也异常明显。同时，妇女们极讲规矩。在家中练熟这种生活艺术后，在亲友们小孩洗三、满月、做寿、婚丧大典等场合得以实践。“我”母亲不能为了减少家中开支，就不去给亲戚拜寿、吊丧或贺喜。不然就等于疏离亲友，有失颜面。这些大大小小的规矩，给穷苦人家徒添很大的生活压力，宁可缩衣减食也不敢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然就得受到周遭的讥讽和白眼。

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在《正红旗下》的细节描写中比比皆是。他通过抒写自身的生活经历，为读者展现一个民族友好和谐共处的意境。无论是笔下的人物还是文中的语言，都烙上了属于老舍的满族文化的影子。这也激励着我们进行更加深刻地分析和研读，以收获对其民族观更为全面的认识。

注释：

[1]关记新：《老舍民族观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2]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3页.

[3]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3页.

[4]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2页.

[5]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02页.

[6]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9页.

[7]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1页.

[8]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40页.

[9]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91页.

[10]老舍：《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高荣生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2页.